孙中山后人的笑泪人生
孙中山（1866年—1925年）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892年，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广州，早年即有志反清。1894年，中山先生北上，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遭拒，遂赴国外组织兴中会，开始了革命活动；次年在香港设立了机关，准备在广州起义，未成。1900年，他又派人到中国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中山先生在日本领导兴中会和光复会组成中国同盟会，确定革命政纲，并在国外发展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12月29日，中国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作为临时大总统，他的家庭当属“民国第一家”。然而，他的后人的经历，并不像中山先生那样光辉夺目，却是悲欢离合多，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0年的孙科与孙中山
孙科:婚外恋的余波
孙家曾有一份“内部文件”，那是50多年前孙中山的独生子孙科亲笔立下的字据:“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孙科三十五、六，廿五。”
字据上的陈氏，名叫陈淑英，蓝巽宜二太太原名蓝妮。三十五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面的数字是月日。事实上，孙科还有一位“小蜜”，名叫严蔼娟。严氏是浙江人，孙科任立法院长时，她是孙的私人秘书，男欢女爱，珠胎暗结，生了两个女孩。后来双方反目成仇，严蔼娟被抛弃，不肯示弱，要拉着老孙上法院。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严蔼娟生活和教养费用，严女士才偃旗息鼓。1937年抗战爆发，严蔼娟在战乱中所适非人，她的女儿孙穗芳经常遭继父毒打。
日本投降后，严女士曾四处托人找孙科，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1946年5月，孙科作了回应并且赠款。
孙穗芳:难见生父
1948年，孙穗芳毕业于上海世界小学，年底被严蔼娟带到台湾。第二年，严女士为找孙科要钱，又带着孙穗芳到了香港。孙穗芳很懂事，并不重视钱财，只是想看看自己的父亲。她坐在客厅里，眼睛紧盯着楼梯，盼望父亲下来。结果是空等一场。
孙科也很想见见从来未谋一面的女儿，又怕大太太陈淑英闹事，同时又特烦那个严蔼娟。他想把女儿穗芳送到美国读书，弥补他欠下的父爱，却遭到严蔼娟的反对。孙穗芳没见到父亲，也负气拒绝这个安排。
1951年，孙穗芳被母亲送回上海，住在姨母家。她品学兼优，是“五好学生”。那年月，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她的“家庭成分”使她不能进任何大学读书。
于是孙穗芳第一次上北京，想见祖母宋庆龄。不凑巧，祖母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她连忙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遭遇和读大学的愿望。不久，祖母回信开导她:上大学不是人生惟一的道路，但又祝愿她明年能进大学读书。
孙穗芳把祖母的信转交给有关部门。一年以后，她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
孙穗芳曾一度被送到上海郊区农村劳动，住所潮湿阴冷，以致患上风湿性关节炎。
有一天，她得知在内地读书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到香港探亲，便申请赴港探望生母、继父，获得批准。1965年，孙穗芳和香港富豪王时新之子王守基成婚，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赴美之前，她在孙科长子孙治平夫妇帮助下，曾去台湾见孙科，完成了认祖归宗的夙愿。
孙穗芬
孙穗芬:从外交官到商人
孙科的三女儿孙穗芬，幼年在上海曾被“绑票”。当时，孙科在南京当他的立法院长，蓝妮花10万美元赎回，将她送到南京读书。之后，孙穗芬在香港高中毕业，以优秀成绩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位美国飞行员，操持家务多年，等到三个儿子长大成人，才摆脱家务读大学，取得了工商管理学位。1986年美国商务部公开招聘精通中文的商务领事，她以能说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在竞争中夺魁，出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消息传出，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她在巴黎当了几年美国驻法大使馆商务参赞后，就下海经商了。
1989年6月，孙穗芬随母亲蓝妮回国观光。蓝妮于1996年6月逝世。
20世纪90年代初，孙穗芬在上海任美国总领馆商务领事，母亲病故后的丧事是她悉心操办的。孙科于1973年在台湾病逝，她前去奔丧。但台湾孙家家事恩恩怨怨诸多。孙穗芬的出现，当然众人瞩目。有位兄长辈的人当众责问她来做什么，她含羞忍辱不出一声，后来忍无可忍，大声回答:“我姓孙，我是他的女儿。”然后走出灵堂飞离台湾。
1937年王弘之与妻子、母亲的合影
王弘之:离奇的身世
王弘之的生母是孙中山的二女儿孙婉。民国初年，孙婉在美读书，与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王伯秋相识，后结为夫妇。
1918年夫妇俩带着女儿王襄惠乘坐海轮回国，途中生个男孩，起名海平，这就是王弘之的乳名。
其实，王伯秋在南京家中已有妻室儿女。那是他15岁时奉父母之命成的家。父亲已逝世，寡母抚育着四男三女，对王伯秋与孙婉的婚事，坚决反对，但是千方百计要领养孙婉生的儿女。住在上海的孙婉日思夜想却不见人影，亦无音信，42岁时带着忧伤去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
两年后，孙婉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戴恩赛结婚，生活美满，生女那年适逢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女孩名字就叫戴成功。次年，在孙中山的永丰号军舰上孙婉生一男孩，叫戴永丰。
1929年2月，戴恩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巴西全权公使，出国前，孙婉致函前夫、时任立法委员的王伯秋，希望与儿女见上一面。
王伯秋偕夫人李澄湘按照约定地点见了面。孙、王分手10年，这次重逢也是最后一面。孙婉和李澄湘虽是初次见面，看到她落落大方，善良本分，又知儿女健康成长，也放心了。
李澄湘生育过两个儿子，不幸先后夭折，此后再未生育，把全部母爱给了王襄蕙、王弘之。姐弟俩也一直把养母当作生身母亲。
1926年，王弘之全家迁居上海，有一天晚上他从父亲的藏书堆中，发现一个大信封，上书“一个广东人的女儿”，是父亲的笔迹。一张护照上的照片，一个年轻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既像姐姐、又像自己。也有父亲和这位姑娘的合影。可惜直到父亲不在人世，也没搞清楚这个姑娘是谁。
太平洋战起，日寇侵占租界，王弘之决心到内地投身抗战。便请教爹爹（王伯秋之弟）王仲均。爹爹一席话，破解了他的身世之谜。
王仲均原原本本地说了他父母离异的经过，并叮嘱他不要告诉任何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弘之当过26年中学教师。1967年，他接到在台湾定居的姐姐王襄蕙的来信:“妈妈非常想念你，你的名字叫海平，希望你赶快来会面。”但时值“文革”，他流着泪把姐姐的信烧掉了。
日月如梭，孙婉已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住在澳门镜湖医院疗养。1979年初有一位叫林国才的人到上海来见王弘之。他外祖父和孙中山是把兄弟，称王弘之为表哥。
林国才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后，王弘之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第一次从澳门到大陆探亲，和从未晤面的哥哥王弘之相会。
戴成功带着与大哥弘之的合影和他全家的照片回到澳门见到母亲。84岁的孙婉含泪端详，又找出儿子出生时的照片比较，不禁感叹道:“老了，老了，分别时才几个月，现在成老头了！”
王弘之渴望7月飞到慈母身旁同享天伦之乐。不料，6月11日，母亲因思子心切，情绪激动，血压猛升，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