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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档案春秋》杂志 作者：冯从岳
清末年间，京城曾发生过一起轰动中外的“张寿芝被枪杀案”。
1908年8月1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正午时分，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完兵由大尉那须大三郎带领，突然包围了北京门楼胡同。接着，宪兵伍长八重坚次郎带着几个身穿便服的宪兵来到胡同内一公馆前，撬开门后闯了进去，直奔里屋。屋里躺着正在患病的张寿芝，八重坚等人不山分说就要将其带走、张寿芝奋力反抗，八重坚连开两枪。这时突然闪出一个手持宅剑的年轻女子，为保护张寿芝而与几个宪兵奋力厮杀，但终因寡小敌众负伤昏迷：血肉迷糊的张寿芝当即被宪兵拖走，当天便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由于这一事件涉及中日两国高层，清朝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多次电令外务部照会日本政府，要其对这一事件负责；而日本政府却极力狡辩，混淆视听，甚至恶意中伤，倒打一耙，一度造成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中外媒体更是捕风捉影，推波助澜，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真相迷离荧测，真伪难辨，那么，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枪杀凶案呢?张寿芝到底是谁?日本宪兵为什么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张寿芝?那个年轻女子又为什么要奋不顾身地保护张寿芝?
日本炮兵大尉从小向往中国
张寿芝原名川喜多大治郎，是日本的一名炮兵大尉。
川喜多大治郎1876年出生于东京府多摩郡中野桃园一带，父母均是知书达礼之人。川喜多大治郎在严父的教育下，从小好读中国的“四书”，对《史记》和历代诗义尤感兴趣。在他7岁时，父亲还专门请了一位精通汉学的老先生来授课，给他讲处世之理、为人之道，使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使他从小就掌握了不少汉字。正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川喜多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先后以优异成绩从口本陆军上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再经过战场锻炼，成了一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炮兵兼参谋人员。在校期间，他与后来的一些日本军政大员南次郎、渡边锭太郎等都是同学，常常为一些政治或军事上的不同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他并不认为日本帝国一切都是完美和至高无上的。在他眼里，日本的文化底蕴就不如中国的厚实和丰富；他对有些人把中国人说成有天生的“奴性”，是“劣等民族”，十分反感。
1904年冬大，日俄战争在我国东三省打响。作为炮兵大尉的川喜多大治郎身负重伤，回国休养。在养伤期间，川喜多对战争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不该为掠夺而战，而应该为和平而战。正是他在反思中逐渐形成的这些观念和意识，影响着他后来对人生的选择。
这一年，川喜多大治郎30岁，正值而立之年。
拒绝充当间谍被召回国撤职
就在这一年，川喜多意外地接到了军部的命令，要他立即前往中国，同时给了他一封密件，上面写着：“奉大清国北洋大臣督练处督宪袁谕，聘请大日本国陆军炮兵大尉川喜多大治郎在军官学堂办理高等兵学事务……”原来，是清政府请他去军官学堂当教官。
当时，袁世凯已经执掌清廷政务处的大权，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定聘请既精通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日本军官到北洋军官武备学堂来执教。其实，日本政府肯派军事教官来华自有另外一番心思：其一是搞合法渗透，在清军人中灌输大日本帝国的思想，因为这些学员今后都是中国军队的骨干力量，设法把他们培养成亲日分子对日本有利；其二是搞间谍活动，通过与这些学员的接触，从他们那里获取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秘密情报。所以，从表面上看，这次日本政府十分慷慨和友好，委派陆军步兵少佐寺西秀武带队，一下子来了十多人。但是在出发前，寺西秀武对来华人员就明确布置任务，要他们摸清清政府和军队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并且对授课内容也作了限制。直到此时，川喜多大治郎才恍然大悟：原来东京军部是让我们去中国当间谍!
但是，川喜多并没有让寺西秀武满意。首先，在教学时为了有更多的时间讲课，并且能让学员正确领会，他利用自己会汉语的优势，取消了翻译；其次，他并没有限制教学内容，而是将自己当年在陆军大学上课时的笔记重新整理后作为教案，给学员讲授；再次，他作为外教，却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对学员总是亲切和蔼，有问必答。当时，北洋军官武备学堂由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分管，具体由张鸿达负责。川喜多把自己花了不少心血用汉文所写的《战略和战术两者不可偏废的论文》交给了张鸿达，请他转交给段祺瑞督办。段祺瑞读罢觉得颇有价值，即将该论文转呈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对段祺瑞说：“我们需要的就是像川喜多这样的军事人才：”川喜多在武备学堂一月有余，不仅受到学员们的好评，同时也得到了袁世凯、段祺瑞等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