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是中国这个“问号”的关键点
注：本文为作者刘思敏根据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月10日举办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高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岁末年初，中国旅游业利好连连。《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紧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推出，不仅因为时间先后顺序的巧合，如果分析其中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实施细则或者政策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
余秋雨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从地图上看，海南岛是中国这个“问号”的关键那一点。
在我看来，海南岛不是问号的那个点，而是与台湾岛共同构成一个“冒号”，意思是“中国有话要说”。重要的是，在上个世纪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已经讲述了一个经济奇迹的背景下，海南岛想说且能够说些什么？
海南岛历史上的地位与台湾相差不大。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海南曾经是特别行政区，并筹备建省。20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建省、建特区，其实隐含了一个命题，就是仿效深圳再造一个香港的模式，再造一个台湾，乃至赶超台湾，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很多媒体当时都如此阐述海南特区的意义——“海南岛成为‘突围口’进入国家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战略棋局，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实行加大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战略措施，成为我国改革发展提供经验的‘试验田’，海南岛从此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可以看出，建省的初衷是建设最大的经济特区——既不是最大的旅游区，也不是最大的旅游经济特区，更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建省初期的几百万人、现在的840万人的生计问题，甚至也不是为了打造中华民族的移民空间——因为1000万级的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大陆一个地级市的水平，为此建省，无疑是小题大做了。
22年过去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在纵向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没有如期创造出人们期盼的类似深圳的奇迹。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海南省与台湾省发展基础的客观差异：
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异：撇开政治因素的是非功过，台湾岛经历了荷兰殖民者的进驻、郑成功的收复与大规模移民、日本50年殖民统治客观上带来的现代化起步、国民党中央政权从大陆退居台湾带来的人才及财富的大转移，造就今日台湾之综合性发展的模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人口素质、人才结构、社会基础，都是建省之初的海南无法比拟的。比如，台湾的旅游产业素质很高，但在其经济社会中并没有占据也没有必要占据重要位置。
海南和台湾在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追赶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
时代背景的差异：不同时代应该采用与时俱进的不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经营台湾省，是情不得已，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实体，不得不走“小而全”的经济发展之路。而海南省却并非“华山一条路”，其发展自然应该纳入整个中国的大棋局中。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像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样只拥有筒子楼里面的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自然是卧室、客厅、餐厅乃至厨房融为一体，不可能做到功能分区；然而如果拥有60平方米乃至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还会这样功能混杂吗？
那么，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它的最大价值应该既不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移民空间，也不是作为gdp的生产基地或“发动机”，而是应该定位于中华民族的生态战略空间，也就是国务院最新确立的“使海南成为全国人民的四季花园” 的定位——一种类似于城市公共绿地性质的公共空间。这就决定了海南省效仿台湾省走“小而全”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是不必要的。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当初选取台湾省做海南岛发展的样本，也算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然而，历史既然赋予了海南以省级行政的组织架构，而旅游业通常被认为是富民不富政的产业，旅游主导论在海南曾经的发展路径之争中一直飘摇不定、几成形而上的摆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国的干部选拔机制决定的考核机制和目前实行的财政分税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尽管汽车业是集约化程度极高的产业，我国20多个省市却都把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县、一个市尚且不敢实事求是地发展单一的优势经济，何况一个省？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从建省之初的“工、农、贸、旅并举”，到后来的“一省两地”（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度假休闲旅游胜地），都是这种“小而全”模式的集中反映。因此，从根本上说，如果以当今的眼光重新审视，海南建省、建特区的决策可能就是错误的，至少如今已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将错就错，也许历史的错误可以允许我们开创一个破解“gdp崇拜”和“大而全、小而全崇拜”的范例。
本人认为，国务院批准的“国际旅游岛”规划是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载体和路径，谋求海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确立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正确路径的良好开端。“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囊括了经济发展的结构、福利的结构和人本关怀的结构等方方面面的科学推进，是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发展模式。
诚如有关专家所言：“涉及国家部署问题，对于海南未来的发展，我们就不能光以gdp来衡量，更多地要放在国家的角度去看。海南要作为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省。这其中是否包括作为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含义？如果能借此加大中央对海南的均衡性财政转移支付，把过去以gdp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而转向对实现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倾斜，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赋予地方福利。相关的还有干部的考核机制等等。”
在曾经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中，在“洋浦风波”和“地产泡沫”的破灭之后，要想走出发展的迷途，在全国兄弟省（自治区、直辖市）gdp排名中，海南要有长期敬陪末座的勇气。希望从此找准并坚持发展的正确路径，不再动摇，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有话要说”，在崭新的世纪，要说的话，必然面向南海。南海是中国走向海洋大国、海洋世纪的必经之路，可谓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关键之一。从旅游这个和平产业入手，开发南海，开发海南，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和平发展尝试，也是我国对南海争端长期秉承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最佳体现。
二、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样本——美国夏威夷州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南岛都以“东方夏威夷”自喻。其实，这仅仅是以椰风海韵等一部分自然资源来比较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从风光、环境、气候等先天条件来看，海南岛与夏威夷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比如，台风与飓风一样，是特定区域特有的极端恶劣热带风暴天气，对旅游业的影响极大。海南每年都至少有几次台风，台风一来就不得不封岛，而夏威夷却是四季宜人、适合旅游度假。夏威夷群岛地处天平洋中心，最高海拔达3000米，地理地貌复杂多样，蔚为壮观，原住民的文化因远离大陆而呈现非常独特的个性与特色。
海南虽然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但从总量上说，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微。即便将来成为地球上最好的休闲胜地，它也无法像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国经济的主引擎那样对中国经济总量产生显著的影响。是不是海南因此就应该自卑呢？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夏威夷群岛的旅游业具有许多值得海南旅游业借鉴、学习的地方，但在本人看来，夏威夷的旅游业能否成为海南旅游业的样板并不是最重要的，把美国夏威夷州作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包括了旅游业但不局限于旅游业）的理想样本，才是抓住了夏威夷州的核心价值。
我们不妨尝试比较一下夏威夷州与海南省的相似之处——夏威夷是距今最近加入美国的州，海南是中国最年轻的一个省；夏威夷是美国最南方的州，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全部位于热带的州，海南是中国最南方的一个省，也是唯一的全部位于热带的省份；夏威夷与阿拉斯加是美国各州中仅有的两个不与其他各州相连的州，海南与台湾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不与大陆各省相连的省；夏威夷州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战略基地，海南是我国海军南海舰队的战略基地；生态及农业方面，夏威夷是全世界拥有最多濒临绝种物种的地方，也是美国唯一生产咖啡具有工业规模的州，海南则在生态保护、热带高效农业等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夏威夷州陆地面积1.4万平方公里，海南省陆地面积3.4万平方公里……相似之处，不胜枚举。
22年过去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在纵向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没有如期创造出人们期盼的类似深圳的奇迹。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海南省与台湾省发展基础的客观差异：
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异：撇开政治因素的是非功过，台湾岛经历了荷兰殖民者的进驻、郑成功的收复与大规模移民、日本50年殖民统治客观上带来的现代化起步、国民党中央政权从大陆退居台湾带来的人才及财富的大转移，造就今日台湾之综合性发展的模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人口素质、人才结构、社会基础，都是建省之初的海南无法比拟的。比如，台湾的旅游产业素质很高，但在其经济社会中并没有占据也没有必要占据重要位置。
海南和台湾在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追赶台湾几乎是不可能的。
时代背景的差异：不同时代应该采用与时俱进的不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经营台湾省，是情不得已，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实体，不得不走“小而全”的经济发展之路。而海南省却并非“华山一条路”，其发展自然应该纳入整个中国的大棋局中。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像上个世纪70-80年代那样只拥有筒子楼里面的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自然是卧室、客厅、餐厅乃至厨房融为一体，不可能做到功能分区；然而如果拥有60平方米乃至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还会这样功能混杂吗？
那么，作为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它的最大价值应该既不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移民空间，也不是作为gdp的生产基地或“发动机”，而是应该定位于中华民族的生态战略空间，也就是国务院最新确立的“使海南成为全国人民的四季花园” 的定位——一种类似于城市公共绿地性质的公共空间。这就决定了海南省效仿台湾省走“小而全”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是不必要的。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当初选取台湾省做海南岛发展的样本，也算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然而，历史既然赋予了海南以省级行政的组织架构，而旅游业通常被认为是富民不富政的产业，旅游主导论在海南曾经的发展路径之争中一直飘摇不定、几成形而上的摆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国的干部选拔机制决定的考核机制和目前实行的财政分税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尽管汽车业是集约化程度极高的产业，我国20多个省市却都把汽车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县、一个市尚且不敢实事求是地发展单一的优势经济，何况一个省？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从建省之初的“工、农、贸、旅并举”，到后来的“一省两地”（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度假休闲旅游胜地），都是这种“小而全”模式的集中反映。因此，从根本上说，如果以当今的眼光重新审视，海南建省、建特区的决策可能就是错误的，至少如今已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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