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城乡两极归一律
城镇化：城乡两极归一律
因为中国和印度崛起，他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及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潜在需求，让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物质文明是没有办法在全球范围复制的，尤其是美国消费主义，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的话，我们就需要6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地球来维持这一个物质文明。后进国家没有选择，被迫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来解决公正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美国的虚胖是建立于美圆殖民体系之上的军控金字塔）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
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乾嘉的白莲教）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咸同的太平天国）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美国经济模式是世界殖民体系的终极版本，中国等世界文明古国应该起到人类文明标杆的作用。那种狩猎经济（化石燃料）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灭绝（CH2O的裂变反应）中印等国的人口规模代表人类的中心力量是不可复制的，他们各自相当于已有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任何简单重复生产都是商品有机构成的癌症。相对G8来说，就要求中国内部各省、自治区，应该有一个区域经济的集成网络，如渤海湾文化产业、东北重工、西北能源、西南生态、珠三角金融，长三角信息等等形成产业分工和区域协作，分别与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形成全球连动的有机智能产业网络。虽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都提到：经济的国际化和监管的无政府状态的问题，虽然UN相对于US似乎是更加民主的组织形式，但其核心仍是二战时期的“常任国”坐庄制，而不是全球公投制。他们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少数人（国）控制多数人的欧洲无政府状态，他们的民主只是城邦民主而不是国际民主，是封建割据而不是全民民主。
一、民族化与区域化
国家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力量之源，其根本宗旨就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求同存异、分工协作。每一个地方都有她地方特色的动植物，有她地方特色的民俗生活，也应当有她地方特色的物质建设，不仅是历史的遗骸、也应当体现于她现实的生活。社会学泰斗费孝通从《江村经济》模式出发，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的特色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而其背后的社会组织基础则是如费氏所说的“涟漪”式的社会关系网络。
乔姆斯基：尽管政商合谋力量在强大地推动生活私有化和最大限度地浪费能源，它也破坏了市场无法提供的有效选择，这是市场无效性的另一个内在的破坏性力量。简单地说，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场给我开福特还是丰田车的选择，但不是乘汽车还是坐地铁的选择，那是社会决定了的。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它是有组织的公众决策，但这是富有献身精神的精英在攻击民主时试图要破坏的东西。
以我们试图构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来说，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吴良镛主持的苏州城整体设计思路是值得思考的。其基本理念是城乡结合，园林式开放，轴向发展：旧城居中，楔形绿地沿山脉、水系插入市中心；新城与工业区围列，此外还利用外环路沟通了周边城镇。吴良镛视城乡聚落为“最巨大的艺术品”，他规划的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交融、自然与人文竞艳的新兴旅游城市给我们以继往开来的启示。从吴氏“咫尺园林到大地景观”的视野来说，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统筹规划，城市与乡村构成厅堂与花园的整体格局，这正符合世界建协《北京宪章》所倡导的人居环境理念。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前景，应当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城乡交通网为纽带，以乡镇企业为骨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原材料加工与农副渔业等等是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产业枢纽，是依托于广大乡镇村民而呈放射状分布的经济网络。以乡镇企业形式组织起来的新农村，是一个分工协作的亚城市单元，也是县级行政力量有效整合的直接对应物。但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仍然停留在外包式初加工的阶段，利润低、环境成本高，多是自主权较弱的依附形产业，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危机中就显得更加被动。另一方面，仅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对农村社会文化组织的有效建设还停留在体育锻炼的阶段，“种”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乡村自组织管理的情况还不能与乡镇企业的社会整合相协调。
在很大程度上，南方大部分国家遭遇的粮食危机和北方国家遭遇的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来源：1970年代以来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它终结了二战后美国和英国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赖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