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史随想
在近代国家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梁任公发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的感慨,而毛先生将之发展为只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文化。我不否认梁任公的国学水平是我们只能高山仰止的,也不否认毛先生看法的一定道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他们未免误解古人意了。
其实从孔夫子的春秋笔法开始,史学就拜托了其简单的记人、记事职责而多了一些批判性在内。所谓要让乱臣贼子有所忌讳,要让明君贤臣得到颂扬,其本质都是要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塑价值、道德的标准,以及做人的底线。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让人们见贤思齐,争做君子。
这同时的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等避讳就出来了,本质上是为人们学习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版样。而另一方面那些不肖之辈自然就是家破人亡、国灭祀绝的下场,以便警示人们不要为恶,否则必自毙。而以后的太史公曰、臣光曰都是这种褒贬的作用,同时不经意间历史的真实就不那么可靠了。
所以,记录这些帝王将相的行为、事迹正是为了警示后来者、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各种民间文艺又以之为样板演绎出红脸、白脸和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