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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施政的重要策略是将台湾建设成日本向福建省、南洋地区发展的基地。

　　日本“统治”台湾之后，为了达成统治中国的野心，将台湾定调为日本拓展中国华南及东南亚势力的基地，因此并未禁止两岸往来，反而用尽心思透过兴办学校、医院及报纸等方式，经营与对岸的关系。

　　隔年，第2任总督桂太郎就职时，即强调日本应采取北守南进政策。“北守”是因畏惧俄国强大势力而暂时采取守势；“南进”又称为“南支”或“对岸”政策，即有意在中国福建扶植日本势力，将此地区纳入日本统治；并进一步扩展到“南支南洋”，甚至是二战时期的“南方”。

　　“经略”台湾剑指对岸

　　由于桂太郎担任台湾总督仅短短4个月，无法实现他的企图。第3任总督乃木希典认为台湾是烫手山芋，任期内日本议会还曾打算卖掉台湾。直到第4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就任(1898年初)后，日本对“治理”台湾才有更明确的目标。

　　儿玉源太郎就任后的隔年中发表《有关台湾过去及将来之备忘录》共14条，内容大部分是以“对岸经营”为重点，他将目标从福建省缩小到以厦门为中心，认为有利于对台湾的“统治”，从此台湾总督府施政的重要策略是将台湾建设成日本向福建省、南洋地区发展的基地。

　　日本对福建有强烈的意图，又看到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租借旅顺及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等地，因而向满清朝廷施加压力，以维护台湾安全为藉口，1898年4月底强迫清方与日本订立《福建省不割让条约》，要清朝廷承诺福建省永久不割让给其他列强。

　　清朝廷的意思是永不割让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但日本则强词夺理解释为不可割让给日本以外的他国，所以接下来日本在福建省所做的事就完全不受该条约所约束。此条约其实与日本的“对岸”政策息息相关，签订之后引起英、美、俄、法等国的注意及防范。

　　1900年1月，台湾总督府为了处理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事务，设立了“对岸事务挂”，统辖和福建、广东的有关政务。

　　2月，清廷在日本的压力下低头，逮捕从淡水逃抵厦门的“台湾抗日三猛”之一的简大狮，并以“日本国之匪徒”名义，接受日本引渡而递解出境，简大狮被押返台湾后，3月11日被绞死于台北监狱刑场内。

　　经济策略方面，日本统治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台湾金融市场，第一步就是统一台湾流通货币，筹画创办“台湾银行”。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台湾银行法》后筹备两年多，1899年9月正式营业并发行新货币，除在台北设置总行，并在台南、台中、嘉义、宜兰、凤山、新竹、澎湖、淡水8个地方开设分行。

　　儿玉源太郎在《备忘录》中提议“开设台湾银行厦门支店(分行)”，就是要以厦门分行做为经营对岸的窗口，为将来占领厦门铺路。当时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曾向台湾银行创立委员会提出：“厦门是台湾的中心，至少在历史上，厦门是控制台湾财经界的中心。”所以要藉开设分行吸收厦门一带的资金以供台湾建设，更重要的是《福建省不割让条约》签订后，在日本南进策略上，厦门的地位将比台湾更具“前哨”意义，提高了厦门开设分行的必要性。

　　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意见，1900年1月开设厦门分行，后藤新平特别从台湾到厦门以表示“日华亲善”，并联络台湾富户林维源等商人，厦门分行5月即正式营业。

　　台湾银行具有殖民地中央银行的性质，兼具支援对岸政策的金融事业之使命，成立后第4年设立香港分行，随后福州、汕头、广东、上海、九江、汉口等各地也设了分行。这些分行营业对象最早是台籍商人及海外华侨，后来扩及日本商人，以及成为日本资金流通中国大陆的仲介角色，台湾银行也积极扩展南洋地区市场，扮演日本南进的重要经济推手。

　　1900年，日本趁着北京发生义和团事件，参与“八国联军”，更想藉机强占厦门，因而制造了一场“厦门事件”。

　　当年8月24日凌晨，位于厦门仔顶街的日本东本愿寺布教所发生火灾。事发后，后藤新平先抵厦门，日军计划8月28日从基隆港出发，后藤新平准备等30日军队一抵达，即以火警是清朝暴民所为为由，向清朝廷发出最后通牒，预估清朝廷会拒绝，日军将在隔天凌晨5时展开军事行动。

　　厦门事件一石二鸟

　　这事件事后被证实是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曾任台湾总督的陆军大臣桂太郎及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4人设计，且获得了明治天皇的特许。

　　学者陈文添认为，儿玉源太郎除了想藉出兵厦门来“建立功名”，也认为清朝廷支离破裂，东北已被俄国占领，无力顾及南方；取得厦门是台湾往后向华南发展的根据地，也可根绝台湾“匪徒”逃亡厦门的管道。再者，台湾政治上虽“属”日本所有，经济上仍属于中国经济圈的一环，因此取得厦门是一石二鸟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