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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方針研究的誤區

                                曾景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提要：長期以來大陸通行一種說法：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未予抵抗，是張學良“忍痛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將軍” 駡名，是做了蔣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誤區，須要澄清。１，蔣介石、張學良之間並非簡單的上下級關係，張學良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他與蔣的意見不同時，對蔣的命令可以不聽，防守鍇州問題即是如此。２，這一觀點主要靠一些回憶錄作依據，而許多回憶資料的說法存在種種漏洞。３，事變前中國一方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此蔣張二人具有共識。事變前蔣氏指示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事變後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不無影響，但事變前“力避衝突”與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二者有明顯區別。４，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和榮臻等人的電文均證明，是張學良對東北軍下了不抵抗命令。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處置事變的方針，並非可以簡單地歸結爲不抵抗政策。國民政府對事變的處置是，訴諸國聯，並準備抵抗。四個月後就發生了“一二八” 淞滬抗戰，採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６，張學良晚年一再說過，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１９４９年後，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抵抗”問題，大陸通行的說法是，張學良奉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方針。這種觀點遠播，影響及於海外。有的著作批評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置，國民黨政府在事變前“嚴令張學良所部東北軍不作任何抵抗”，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又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1 或者說：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向張學良下“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主義”方針。2 或謂： “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3有論者說：日本人佔領了張學良奉天的軍事大本營，張學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對日本人的進攻，他一退再退，把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人，在全國民衸的一片唾駡聲中，他又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落在他的頭上。 4 對東北的淪陷，“張學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要把這一切都歸罪於他，則似乎太不公平，因爲他僅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而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卻是南京的蔣介石。5事實究竟如何？本文擬就此試作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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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澄清之二：能輕信回憶錄的記述嗎？

有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決策責任的判別，有些論著往往依靠某些回憶錄作爲憑證。殊不知，並非所有的回憶錄都是準確可靠的。回憶錄因年代較長， 回憶者記憶有誤，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貶，均在所難免。對於回憶資料中真僞雜陳的情況，需要認真考訂核實，不能不加查考，隨便拿來就用，否則，容易發生以 訛傳訛現象。

有的論著引證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之回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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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澄清之三：“力避衝突”與“不抵抗”方針相同嗎？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有意製造、利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華浪潮，爲發動武力侵佔東北作準備。中國政府對日方的挑釁採取了“力避衝突”的方針。蔣介石 與張學良對此具有共識。蔣氏“力避衝突”指示，張學良加以貫徹執行。這一“力避衝突”方針，對張學良事變發生後實行“不抵抗”方針或許不無影響，特別是在 事變剛開始爆發，還未能判別關東軍製造柳條湖炸軌和進攻北大營，與此前屢起釁端的不同，尚誤以爲是尋常故起釁端之時。但事變發生前預防日軍藉挑起事端發動 武裝進攻的“力避衝突”方針，與事變發生後，應對日軍的武裝進攻和佔領而實行的“不抵抗”方針，這二者是有區別的。

但一些著述偏將這兩者混爲一談。例如，應德田的回憶說：“事變後一二天，面臨國家危亡的緊急關頭，當張學良將軍正在考慮如何採取對策的時候，接到了蔣介石 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緊急密電：‘瀋陽日軍行動，可作爲地方事件，望力避衝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蔣中正。’（這封電報的內容， 是後來在西安時張學良將軍親口對我說的。一次，我與他談到聯共抗日問題，他說，關於抗日問題，‘不抵抗’的罪名無論如何加不到他的頭上，並向我口述了這封 電報的原文。）”24 應氏早年由張學良保送公費留學美國，九一八事變後才回到國內。1934年後在東北軍總部任職（上校，參謡，秘書室負責人），是張學良手下的少壯派核心人 物，參與發動西安事變的機密。他回憶張學良轉述蔣介石致張學良電報的內容，是否準確，不得而知。但從時間看，應氏所稱蔣致張學良電報命令不准抵抗，是在 “事變後一二日”。可見，不是事變發生當時，蔣介石命令東北軍不抵抗的。事變後一二日，當爲9月19日或20日，當時蔣氏剛剛得知事變發生的資訊，尚未回 到南京。蔣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電張學良，讓他到南京共商處理事變對策（後張未赴寧，而是派萬福麟、鮑文樾到南京聽候蔣的指示的），在這一過程中，蔣 是否會對張發密電指示方針，亦很可疑。而從內容看，應氏所述電報指示，仍與事變發生前所說相同，即“力避衝突”，這也不符合事理，因爲這時已不是“避免衝 突”，而是如何應付日軍的武裝進攻和佔領了。不知是否張學良自己將“力避衝突”與“不抵抗”混爲一談，或是應德田將張學良所述事變前蔣的指示誤植到事變發 生後了。總之，“不抵抗”與“力避衝突”性質不同，應德田的回憶即使確有其事，也不能證明事變發生時張學良實行的“不抵抗主義”方針，是出自蔣介石。

再者，應德田回憶有關九一八事變後一二天蔣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電報事，是在西安事變前夕張學良親口對他說的。西安事變發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軍事問題上張 學良對蔣介石有一股怨氣，在述及致使他和東北軍痛失家園的九一八事變時，他是否也帶有情緒，此點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張學良確實講到過，“‘不抵抗’的罪名 無論如何加不到他的頭上”，也未免是推卸責任了。且不管蔣介石的責任如何，對於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加抵抗，丟失大片國土，張學良本人 無論怎樣都難辭其咎。連認爲蔣介石應負不抵抗責任的東北軍高級將領何柱國也是承認這一點的。何柱國說：“東北軍的不抵抗，蔣介石固然要負主使之責，而東北 軍自己也並不是沒有責任的。”25

有關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曾下令張學良，對日本軍隊可能性發生的進攻，施行不抵抗政策，這方面的回憶錄，最重要的，是當年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主任洪鈁 和東北軍旅長何柱國二人的回憶。洪鈁回憶：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６日蔣介石曾致張學良一電（稱“銑電”），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 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26何柱國回憶：９月１２日，蔣介石曾由漢口乘 專車來石家莊，張學良自北平乘專車前去，二人在專車上晤談。當時何駐防石家莊，擔任其二人會晤之週邊警戒。會晤後，張氏告何：日軍可能要在東北動手，蔣氏 要求張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可以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嘴大，我們 嘴小，到那時就分辯不清了。27 23p264如果這兩則回憶屬實，也是在事變前命令東北軍避免與日軍衝突，免予日方藉口，遂其擴大事態，發動武裝進攻和佔領的狡計。此與日軍發動武力進攻 之事變發生後，仍命令東北軍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憑日軍宰割，尚不相同。

九一八事變時正在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團長王鐵漢，事後對“不抵抗”問題作過分析：“當時榮（臻）廳長、王（以哲）旅長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據二十一年 （應爲民國二十年）的日記，知道‘不抵抗’出自“不與抵抗”的‘魚’電，那是二十年八月六日（應爲九月六日），張司令長官從北平發給榮臻廳長的。原電： ‘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爲要。’ 當夜事變發生，榮廳長用長途電話向北平報告的是十時三十分鐘以前的情況。那時日軍只是炮擊北大營，瀋陽及其他各處，都沒有變化。張司令長官基於累日日軍演 習司空見慣一點，仍令遵照‘魚’電批示辦理。等到瀋陽當局發覺日軍大舉進攻，再向北平請示，電話線已被日軍割斷，雖改發無線電，但輾轉到達張氏面前，已是 十九日上午，日軍業經佔領瀋陽，實已超出‘尋事’的範圍太大。現在回頭想起來，‘不與抵抗’系以（日方）‘尋事’爲條件，當不會以‘佔領’爲條件。如果北 平當局所得爲‘全面佔領’的情況，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魚’電，應有問題。這就是說，‘不抵抗’似由於情況不明及通信不靈而促成的。……當時在瀋陽的軍政負 責人員，昧於情勢，事前未能提高警覺，來防備敵人的侵襲，臨事未能適應情況，作權宜積極的措施，遂於倉皇失措中以‘不抵抗’應付問題，實爲一件最大的錯 誤。既系敵人‘攻佔’而非‘尋事’的情況，就不應作消極的‘不抵抗’之處置。倉皇中以‘不抵抗’來應付問題，實爲一大錯誤。”12 p288-289

王鐵漢身爲一名團長，對於上層決策未必瞭解。他敢批評當年在東北瀋陽的軍政負責人員，沒有批評蔣介石與張學良。但他將事變前有關遇有敵人尋事（挑釁），力 避衝突，“不與抵抗”，與事變發生後敵人已開始進攻“佔領”，仍命令“不抵抗”兩種情況作出區分，應是有道理的。其實，遇敵尋釁，忍讓退避，決不先開火， 是爲事發前確定之“力避衝突”方針；至事變發生之後，遇敵開火進攻，不加還擊，甚至讓出陣地，是爲“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敵攻，反而自解武裝，即發生傷 亡，亦不還手，“束手繳械”，讓出營房城池，任由敵方佔領，這是徹底、絕對的“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極致，即所謂的“不抵抗主義”也。我以爲，“不抵 抗”與“不抵抗主義”沒有界限，只是後者爲前者發展至極端而已。但“力避衝突”與“不抵抗主義”有別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事變前，蔣介石主張對日軍挑釁“力避衝突”的回憶資料，臺灣學者劉維開撰文考析，洪鈁回憶中之“銑電”，不僅大陸無原始檔案作證，即臺灣所藏《蔣中正 總統檔案》中亦查閱不到根據。他認爲：“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而對何柱國之回憶，劉維開亦考訂：９月１２日蔣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動，並未有 至石家莊之行程；從蔣、張二人當日的活動看，二人幾乎不可能有時間見面。28 29顯然，這些回憶資料的準確性猶需考訂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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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澄清之四：究竟是誰下達的不抵抗命令？

有些學者將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和張學良的兩段文電連在一起，試圖論證：“張學良是不抵抗主義的執行者，無論九一八事變前或是九一八事變後，都是蔣介 石給張學良下達的不抵抗命令。”他們寫道：“９月２３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發佈的《國民政府告全國民衸書》中說：‘已經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 免衝突。’９月２４日，張學良致蔣介石、王正廷的急電中，已經隱諱（晦）地說清了這個問題：‘先是我方以日軍叠在北大營等處演習示威，行動異常，偶一不 慎，深恐釀起事端，曾經電令各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當時日軍突如其來，殊出意外。我軍乃向官方請示辦法。官方即根據前項命令，不許衝 突。又以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爲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這個‘官方’只能是蔣介石，因爲蔣介石是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張學良是副 司令，張學良只能向蔣介石請示，是不言而喻的。”30

這段論證存在不少問題，須作討論。一是猛一下從時間看，國民政府發佈的告民衸書在前（９月２３日），張學良致蔣介石、王正廷電在後（２４日），這一敍述容 易使人誤解張學良因執行國民政府“避免衝突”的指示而抱不抵抗主義的。然而，張學良２４日電中所述是９月１８日夜之事，遠在國民政府告民衸書發表之前好幾 天。須注意者，看這段話時不要按語句的前後順序將事情的前後順序弄顛倒了。

二是事變前避免衝突的方針對事變後實行不抵抗可能不無影響，但二者性質不同，前已論及。而且，事變發生後“避免衝突”的指示，顯爲對“全國軍隊”遇到可能 發生的日軍挑釁情況而言，至於東北，那裏已經發生衝突，而且日軍已經大肆進攻並佔領許多城市了。

三是說“‘官方’只能是蔣介石”的解釋頗值得商榷。張學良電文中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經電令各軍……避免衝突”，應指張學良和東北當局“電令各軍”，因 爲只有張學良才可能直接對東北軍各部下令。當然，這裏的主語“我方”，是相對于日方，強調指中國一方。力避衝突，本是中央政府的意旨，張學良亦同意此主 張，並下令執行。故“電令各軍避免衝突”，即東北當局按照中央指示下令之意。如“官方”指蔣介石，後面的話“官方根據前項命令”，就只好理解爲蔣介石根據 張學良和東北當局的命令了。這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合乎情理的解釋應是相反，“官方”應爲張學良和東北當局，電文內容就解釋得通了。就詞義而言，“官 方”系相對於民間之意，並非專指中央。當年通用的語言，地方當局可稱作“官方”的。這裏且舉一例佐證。《申報》曾載：“太原８日專電 官方接京電，中央將於太原設西北政治分會，任閻爲主席，明令日內可發表。”31 官方即指晉省地方當局也。

四是引述者解釋“官方”只能是蔣介石的理由是，“因爲蔣介石是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張學良是副司令，張學良只能向蔣介石請示”。這也說得似是而非。蔣介石 固然可以被稱爲“官方”，張學良身爲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軍政領導人，爲什麽不能被稱作“官方”呢？張學良固然可以請示蔣介石，東北軍內部亦可請示張 學良呀。張學良既擔任陸海空軍副司令這一全國性職務，同時他又是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東北軍完全可以向他這個“官方”請示的。事實經 過亦爲如此，下面再述。

五是可以補出張學良９月24日電文“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後兩句話：“未幾，日軍攻入北大營內，驅殺士兵，毫無顧忌。我軍不得已，乃退出營房。”6 p499 電文意思非常清楚：9月18日夜，“我軍乃向官方請示辦法”（東北軍將領榮臻、王以哲電話請示張學良），“官方即根據前項命令（指張學良根據此前避免衝突 的命令），不許衝突……絕對抱不抵抗主義……日軍攻入北大營內……我軍不得已，乃退出營房”。事情的經過不是一清二楚嗎？

事變發生後，東北邊防軍參謡長榮臻立即打電話向遠在北平的張學良將軍請示應付辦法。榮臻對事變過程的報告中說：“報告張副司令 信號聲音爆發後，餘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當經奉示，尊重國際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 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秘 書兼東北電政管理局局長）、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王以哲、朱光沐同到（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宅研究辦法，決定無論日 軍行動如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爲。”12 p245-246守衛北大營的東北軍第七旅官兵是根據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退出北大營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當夜，張學良未向國民政府蔣介石請示。洪鈁、顧維鈞的回憶均記載說：張學良１８日夜至１９日晨召集會議後，才決定向中央政府報告。26 32當年張學良的多次通電、談話都是這樣敍述的。這裏引述一段當年張學良本人的敍述。９月２０日晚，張學良與外報記者說：“１８日夜，日軍突襲瀋陽，並將 該處與滿洲其他各處佔領，成一作戰行動。此舉實毫無理由，且爲未有之先例。……其作此行動，適逢中國在水災、共禍與內戰分擾期間。餘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 個行動後，即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抵抗，須將軍械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故當日軍開槍與機 關槍，並用炮轟擊北大營與其他各處時，中國軍隊並無有組織之報復行爲……”6 p494-495這段話中“余……令部下……不得抵抗”，“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立時又下令收繳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是張學良本 人下令不抵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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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澄清之五：國民政府處置事變方針可簡單歸結爲“不抵抗”嗎？

所謂張學良執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方針的觀點，是以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處理事變的方針即爲不抵抗爲前提的。但是，果真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處理事變的方針可以 簡單歸結爲“不抵抗”嗎？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究竟以何方針處理事變，因情況比較複雜，對此要作專門研討，這裏只能作簡略的分析。

蔣介石於９月１９日到達南昌後，方得知瀋陽發生日軍武裝進攻之事變。他立即致電張學良。電報全文爲：“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勳鑒：良密。中刻抵南昌。 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33從此 電看，蔣氏是從上海方面的資訊來源得知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消息，可見張學良於九一八之夜請示蔣介石，蔣命令不抵抗云云，沒有根據。蔣氏此時只知日軍在瀋陽發 動進攻，似尚不知日軍已佔領瀋陽等地的消息。蔣氏對於如何應付日軍進攻，東北是抵抗還是不抵抗，並未置詞，他只是指示張學良與東北當局，要力辟日方散佈的 所謂中國軍隊有拆毀鐵路計劃之謠言。

蔣介石於９月２１日下午２時返回南京，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對日方略。蔣氏同意１９日中央常務會議之處置意見，主張以日本侵佔東北的 事實，先行提出於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訴諸公理，同時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乃出於最後自衛之行動。會議決定：“（一）外交方面， 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爲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 三人赴廣東，呼籲統一團結，抵禦外侮；（四）民衸方面，由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分別發布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聯公 理處斷。”13 p281 這次會議作出的幾項決定表明：１，重視並加強外交方面對日鬥爭。２，軍事方面，停緩國內軍事爭鬥，包括對粵對共兩個方面。此前國民黨中央對各級黨部的指示 中，已表示對粵要團結之意，但仍然強調“赤匪必須根本剷除”，而蔣氏回南京後，明確連剿共也要停緩了。３，突出的是國內政治方面，要與廣東方面統一團結。 ４，對於日本武力侵略東北採取的方針，大致是兩個方面，一是訴諸國聯，一是準備自衛。過去一些著述通輒即謂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故九一八事變 時對日採取不抵抗方針云云，並不合事實。當時他在國內著力解決的是寧粵對立問題，竭力想彌合雙方分歧。終因粵方堅持要他下臺，後他不得不辭職下野。

前述幾位論者所引國民政府告民衸書的內容，只引了其“避免衝突”的內容，而對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方針還有訴諸國聯、準備抵抗的內容未曾述及，似不全 面。９月２３日，國民政府《告全國同胞書》中是這樣聲明的：“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于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 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然爲維持吾國家之獨立，政府已有最後之決心，爲自衛之準備，決不辜負國民之期望。”34這裏所謂“避 免衝突”，並非專對東北軍下令，而是命令全國避免再發生中日衝突，包括對日僑保護，防止日軍藉口尋釁，擴大事態。

或者可以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採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這一方針雖然不僅沒有對日軍侵佔東北立予抵抗的內容，並且 還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但是，它與“不抵抗主義”是有區別的。其關鍵在於“準備抵抗”。此點固爲１１月舉行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採取的方針及 其後下令鍇州抵抗的史實所證實，同時亦爲事變之初，蔣介石指示對日軍可能在國民政府直轄部隊及其守衛地區發動進攻，應進行自衛的方針，以及開始考慮準備全 國抗戰之史實所證實。事變爆發之初，９月２１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謡長兼南昌行營參謡長熊式輝自南昌向蔣介石轉報駐煙臺海軍劉珍年師長哿辰電：“聞日本 於巧晚進攻遼寧，皓晚將省垣完全佔領，軍警盡被繳械。又，日軍艦一艘開來煙港，海軍有今日續來登岸消息。除飭嚴加戒備，究應如何態度，乞示方針。”13 p281２２日，蔣介石批復：“煙臺劉師長 日軍侵略，已提出國聯。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委確定步驟，勿爲日人藉口。故先勸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公理與國內之團結。 如果敵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 中正養午。”13 p283

９月２２日，熊式輝自龍華向蔣介石呈報請示：“淞滬爲通商巨埠，日艦駐舶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機關施行威脅 襲擊時，我陸海軍究如何行動？”２３日，蔣介石批示：“應當防範。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13 p285-286同日，蔣介石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7 p132 軍政部長何應欽亦於同日發佈告誡全國軍人書，指出：我同胞一方面應服從政府之指導，靜候國際公道之解決，一方面，尤應恪守軍人之天職，妥籌實力自衛之準 備。35 9月25日，蔣介石致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出青島或煙臺，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全部計劃容會頒 發。”13 p288 １０月３日，蔣介石開始考慮全國備戰計劃，決定“以西北爲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而以洛陽與西安爲陪都”。7 p136６日，他並手擬對日開戰時之宣戰大旨，要求各國元首應共負公約上之責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7 p136-137

１０月５日，上海市長張群電告中央政府：日本海軍有於日內在上海華界登陸示威消息，請示應付方針。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於１０月６日議決： “（一）在此種嚴重形勢下，惟有嚴令各地方軍警當局，盡力維持秩序，不使住在內地日本人民生命財産有被侵害之危險，以免爲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內地登陸及炮擊 沿海口岸要地之藉口；（二）日本海軍出動情形，如系爲恫嚇中國政府及示威之企圖，無論提出任何條件，我政府決不爲其屈服。在此原則之下，一切應付辦法，請 主席隨時處辦。”36 蔣介石於同日電示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在華界挑釁，我軍應規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希與天翼（熊式輝）兄妥商決定。”13 p290 據參加當天特種外交委員會的邵元沖記載：“關於日本近日軍艦來長江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爲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又，對於日軍侵犯首都時，亦決 定堅持不屈，以期抵抗。”37

國民政府有準備抵抗的決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過。據報載：１０月８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應召到南京，聞聽過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有關對日方 針的說明。當問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擴大擾亂，則如何？蔣氏答：當然抵抗。當問及：抵抗有無相當準備？蔣氏答：當然有準備。38至１１月中旬，馬占山報 告日軍攻擊江省，希望向國聯報告，請求制止，蔣介石電告馬：對江省抗戰，“已急催張副司令派隊援助”。13 p301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了蔣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決定（後因國民黨內部矛盾，蔣氏北上未成，後又被逼下野）。１２月當日軍向鍇州進逼時，國民 政府又一再命令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對日軍進攻堅決抵抗。但張學良拒絕執行中央政府命令，擅從遼西撤兵。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明顯有別，此處不細 說了。

從上述一些資料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方針，並非如過去一些著述所說，可以簡單地歸結爲“不抵抗”政策。正因爲蔣介石與國民政府 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有著準備抵抗的內容，儘管國民政府對於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尋釁已竭力忍讓，但日本侵略軍在上海發起武裝進攻後，中國軍隊（首先是十九路 軍）終於奮起抵抗。九一八事變時，中央政府無法駕馭而由張學良一手掌握的東北軍實行不抵抗方針。然而，就在四個月後，國民政府直接掌控的軍隊在上海對日本 侵略軍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軍外，蔣介石讓何應欽調動京滬線上的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合組爲第五軍開赴上海參戰。39國民政府開始實行“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方針。這顯然是與“不抵抗主義”有重大區別的。

卡多佐

六　張學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

１９９０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氏說：“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爲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 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爲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 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但採訪錄認爲：“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 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做如是說。”9 p609-610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的真實思想。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曲從於 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獲得自由。40是年６月１日，臺灣政要張群等人和 張學良的親友公開爲張九十歲生日慶壽，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標誌。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遊。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 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爲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記錄“爲他的回憶錄捉刀”。 １９９１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 作。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８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有人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 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 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41

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後來 張氏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滙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爲有這些函電，西安事變後，於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 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王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滙豐銀行這樣的大事。42 43而據爲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記錄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我是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 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存在於鳳至手中，是扯淡。於鳳至不是那種人。”44

張學良對爲他記錄自述歷史的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談的話記中，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裏這樣 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那個不抵抗 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釋當時爲什麽下令不抵抗：沒想到日本敢那麽樣來（指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爲一個封疆大吏，我要 負這個責任。”“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當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說蔣介石電令不抵抗，張學良還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時，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 說，沒有這事情。……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45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不抵抗主義”最有力的澄清。

　　　　　　　　　　　　　　　　原作於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００３年元旦後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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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李新、袁明、孫思白、蔡尚思、陳旭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p124。
2高存信，張學良、蔣介石在“攘外”與“安內”問題上的分歧，北京，抗日戰爭研究，[J]1982,第1期。
3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九一八事變史，[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p172。
4張學良生涯論集－－海內外專家論文精選，漠笛編，[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p310。
5（美）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譯，[M]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p81。
6張學良文集，上卷，周毅、張友坤、張忠發主編，[M]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p102。
7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秦孝儀總編撰，[M]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1978，p37，p42。
8張學良年譜，上冊，張友坤、錢進編，[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p523。
9張學良文集，下卷，周毅、張友坤、張忠發編，[M]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p592－593。
10蘇土登基編著，張學良生平年表－－東北少帥榮枯浮沈實錄，[M]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p121。
11張學良與東北新建設資料選，董慧雲、張秀春編，[M]香港，同澤出版社，1998，p97。
12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中國現代史史料選輯，[M]臺北，正中書局，1977，p120。
13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

良思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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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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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说大跟进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质为同盟的关系？毛不能指挥刘、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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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说过，国民党从未真正统一中国，你认为中共这一说法不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