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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蒙古军队狙击手

资料图：印度陆军士兵从俄制T-90坦克上跳下

资料图：印度陆军PINAKA多管火箭发射


资料图：驻伊蒙古军队机枪手特写


资料图：蒙古军队装备的俄制武装直升机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这是印度“包围”这个与它比邻的核竞争对手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为做到这一点，印度正逐步与蒙古加强国防、安全方面的合作
为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由4名印度陆军上校组成的一个小组参加了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可汗探索-2007”战地指挥所演习。此次军演巳于8月结束。　　国防部门消息人士说，在战地指挥所演习后，印度和蒙古军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乌兰巴托以西65公里处的一处维和训练中心举行两国间的第三次联合军演。
　　印蒙两国曾于2004年10月在蒙古举行联合维和行动演习。一年后，双方又在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的“反叛乱和丛林战学校”举行了第二次联合军演。当时的蒙古国防部长策伦呼·沙拉布道尔吉观摩了演习。那时恰逢印蒙两国建交50周年。两国于1955年12月建交。在沙拉布道尔吉2005年访问印度期间，双方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此前，两国曾于2001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包括举行联合 军事演习、两国军事官员互访等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末新德里实行“向东看”政策以来，新德里与乌兰巴托的关系一直在稳步发展。“向东看”政策旨在培养印度与中国的邻国、尤其是东盟国家之间的国防和战略关系，以抗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2004年1月，印度航天部与蒙古基础设施部签署了合作议定书。印度根据这一议定书在蒙古设立了“监听站”。军方消息人士说，如今，根据巳有协议，印度打算扩大和改进它在蒙古设立的这些“监听站”。
　　该议定书为印蒙两国在空间科学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保护伞”。它还涉及与卫星通信，卫星遥感及卫星气象学有关的研究领域。合作议定书还包括卫星地面站、卫星发射管理、训练设施以及科学家交换等内容。
　　印度还考虑在蒙古某些地方设立预警雷达，这些雷达将使印度能够监视中国在广大沙漠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以及北京不断扩大的太空项目。
　　官方消息人士说，除此之外，印度还打算扩大驻乌兰巴托的大使馆，向蒙古增派安全部门人员和军事人员，以管理这些拟议中的资产。不过，他们拒绝披露更多详细情况。（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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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
尚劝余  《史学集刊》


摘要：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是尼赫鲁时代中印双边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与许多因素相关，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即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敌视、中美对抗、中苏友好、美巴结盟催生了中印兄弟情谊的到来；而中苏分歧、印苏友好、中美敌对、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中巴联合则加剧了中印关系的恶化与破裂。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提供了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中印关系在21世纪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并提升到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水平，在中印关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印两国如何向“中印大同”（CHINDIA）迈进？这是摆在中印两国面前的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中印关系向“中印大同”迈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一、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兴起
　　
　　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兴起，除了中印两国内部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国际关系因素。具体言之，中印双边关系向兄弟情谊和蜜月时期的演进，与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对抗、中美敌对、中苏友好、美巴结盟为标志的外部国际环境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从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起，印中两国国家安全便分别面临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威胁，换言之，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分别是巴基斯坦和美国，这决定了印巴关系的对抗基调和中美关系的敌对基调。
　　印巴对抗，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矛盾长期积聚和激化的必然结果。印巴分治及其随之而来的教派骚乱和迁徙以及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爆发的第一次印巴战争，不仅使印度在享受独立的甜蜜之时不得不忍受印巴分治的痛苦，而且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同胞兄弟从独立之日起便反目成仇，相互对抗，彼此敌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印巴关系不仅长期受到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受到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缺乏信任的心理隔阂和安全两难的困扰，双方彼此将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和直接的威胁。中美敌对，是美国“扶蒋反共”和美苏冷战对抗的逻辑结果。美国出于将中国变为其亚洲桥头堡的战略目的，奉行“扶蒋反共”政策，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一直得到苏联支持和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对抗的情形下，中国自然站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联苏抗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并千方百计对中国实行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
　　在印巴对抗和中美敌对的形势下，美苏冷战在全球的扩展促使中印两国做出外交抉择，推动中印走向合作友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全球冷战对峙的时期。印度与中国相继独立和解放，便面临着新的全球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带来的严峻的安全挑战和外交抉择。在冷战两极世界格局下，印度选择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既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独立；另一方面，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团结亚非国家，建立和扩大不结盟区，即和平区，呼吁世界和平。正是在这种“不结盟”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力量，主张与中国友好合作。
　　在尼赫鲁看来，虽然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更具有东方民族的特征，更具有亚洲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色彩。新中国的兴起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而非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政策中起着比共产主义更为深刻有力的作用，中国悠久的文明使得它不会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西方的遏制政策使中国密切了同苏联的关系。印度必须了解中国，并尽力让中国进入正确轨道，避免其误入歧途。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将促使中国加入和平稳定和进步事业，甚至使中国放弃依赖苏联。
　　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也有制约和对抗巴基斯坦的意图。在印度看来，南亚次大陆是一个由印度主导的完整的战略实体，它的稳定与安全对印度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南亚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结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作为南亚次大陆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国，巴基斯坦不仅本身对印度进行挑战，而且还引入外部势力对抗印度。所以，在“不结盟”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企图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
　　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不同，中国采取了结盟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联苏抗美，同时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广大民族主义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包围。
　　可见，在全球冷战初期，虽然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分别是巴基斯坦和美国，两国分别做出了“不结盟”和“一边倒”的不同外交政策抉择，但是在两国的外交政策抉择中彼此将对方视为全球冷战两极世界格局中的联合力量，主张彼此团结、相互合作，携手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契合与共识，为中印友好和兄弟情谊铺垫了道路。冷战阴云在亚洲的蔓延和扩散，加速了中印友好步伐，最终将中印两国推向了兄弟情谊的巅峰。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动作，拼凑军事集团，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对苏联和中国形成了新月形包围圈。冷战在亚洲的扩散，引起了亚洲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组，不仅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也使印度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就中国而言，在东线，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缔结军事联盟条约，阻止中国收复台湾，而且是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短兵相接，兵戎相见；在西线，中国迅速解放新疆和西藏，将西部边疆地区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以防止美国开辟第二战场。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是尽可能团结和联合一切国家，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而中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中精力于东线，即应对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维持西线的稳定，避免两线作战。为了维持西线稳定，主要目标就是要将外国势力赶出西藏，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是要寻求印度的合作。从而，中国将印度作为中国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战略伙伴。
　　就印度而言，美国冷战政策在南亚的推行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立隔阂更加扑朔迷离，美国本想拉拢印度加入以它为首的阵营，在遭到拒绝后把目光瞄向了与中苏接壤的、与印度敌对的巴基斯坦。印强巴弱的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致命威胁，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政治领袖们梦寐以求的。而仅凭自身力量巴基斯坦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唯一的可能性便是通过实施有效的联盟战略来达到这一目的。国小力弱的巴基斯坦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安全环境，冒险公开抛弃了自己原先坚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而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便获取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付地区敌人印度的威胁，借助地区外大国美国的力量与敌对大国印度抗衡。
　　1954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随后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拼凑的军事条约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向美国开放了白沙瓦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武器装备，并承诺对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安全承担义务。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不仅加强了巴基斯坦的防御能力，而且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印度为了平衡美巴结盟带来的不利的安全环境，需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开始接近苏联。
　　此外，面对北部边界的中国军队和西部边界由美国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巴基斯坦军队，印度决策者感到，南亚的军事力量平衡会对印度不利。同时，深陷于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之中，印度也知道它无力对中国开展第二条战线。因此，在印度西部和北部两个战略方向上，尼赫鲁政府决定，在国家军事与财力均不足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同中国保持友好与稳定的关系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既可以避免两面受敌，也可牵制中国同印度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南亚邻国的关系。
　　这样，在冷战初期中苏友好、中美对抗、印巴敌视、美巴结盟的国际形势下，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将中印两国联结在一起，中印友好油然而生并进入高潮。1954年，中印关系急剧升温，进入“蜜月”和“兄弟”情谊的高峰期：中印签订以“和平共处”而名垂青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即《潘查希拉协定》；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受尼赫鲁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赫鲁受周恩来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印地－秦尼帕伊帕伊”（Hindi-Chini New Bhai Bhai，印中人民是兄弟）口号响彻中印两国大地。中印关系迅速升温，中印“兄弟”情谊油然兴起，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与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中印两国对“美巴结盟”威胁其国安全做出快速反应的逻辑结果。
　　
　　二、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恶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关系恶化和破裂，中印两国由友好走向敌对。尼赫鲁时代中印关系的恶化和破裂，除了印中两国内部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变化和双方在西藏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争端激化之外，同样存在重要的外部国际关系因素。具体言之，中印双边关系由友好合作向恶化破裂的演进，与中苏分歧、印苏友好、中美敌对、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中巴联合为标志的外部国际环境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苏分歧和印苏友好。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将印度看成是帝国主义附庸，苏联和印度关系比较冷淡。随着美巴结盟之后美国势力在南亚的渗入，印度开始寻求苏联援助以平衡美国力量的介入，苏联也改变了对印度的态度和政策，积极介入南亚，在南亚获取立足点。印度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除了想从苏联获取支持和援助外，还在于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与苏联关系变坏会导致印度北部边界压力增大，与苏联保持友好可以阻止苏联在印中关系恶化时支持中国，而苏联是唯一能够遏制中国的国家。中苏分歧和印苏友好与中印关系恶化几乎同步发展。
　　一，中国和苏联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存在严重意识形态分歧，发生激烈争吵，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以至最终走向破裂，与此同时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与中国政府签定的343项专家合同和补充合同，撤销257项科技合作项目，并撤走所有1390名专家，不再派遣原定将要派遣的900名专家。苏联的举动打乱了中国的整个国民计划，许多工业工程不得不停止或废弃，所有经济军事援助项目被撤销，对中国的民用和军用工业造成巨大破坏，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与此同时，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1959年至1962年，在印度和苏联之间每年都有新的协定签署，或者现有协定的延长。苏联向印度出售适合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修筑道路的装备，以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装备印度军队，解决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后勤力量薄弱的问题，并帮助印度发展核能，提供米格战斗机，在印度建立军用航空工业。据统计，从1955年到1963年，与中国的愿望相背，苏联政府向印度提供了50亿卢比的援助，其中2/3是1959年第一次中印边界冲突之后援助的。
　　二，除了在古巴导弹危机关头，苏联出于权宜之计站在中国一边之外，在整个中印边界危机过程中苏联一直偏袒印度，支持印度。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劝阻发表塔斯社声明，使苏共二十大之后出现的中苏分歧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化。苏联还谴责中国，抨击中国在中印争端中采取的立场，向中国施压，要中国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边界问题。印度和苏联这两个与中国同样有着漫长边界问题的国家，在反对中国的共同目标上找到了共同的利益。
总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的同时，印苏关系不断发展，这成为中印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学界认为，中苏关系的破裂和印苏关系的密切与发展，成为印度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认为中国不会对印度发起反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印度相信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最终会使中国屈服。 印度学界认为，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亲印立场以及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可能被中国看成是印苏合谋抑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鉴于此，中国决定打击印度，可能不光是为了检验印苏友谊，而且也是为了通过迫使印度接受西方世界军事援助来暴露苏联支持印度的意识形态错误，并让苏联知道，中国已经准备好用武力维护其领土要求，即使这样做违背苏联意愿。此外，由于中国无力直接挫伤苏联，所以打印度耳光实际上也就是打苏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耳光。
中美敌对和印美接近。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实行“重巴轻印”政策，美国和印度关系冷淡。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援助巴基斯坦的同时，也下力气争取印度，以便扶植印度抑制中国，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领先，成为亚洲的“民主橱窗”。而印度则需要寻找西方朋友，以对付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中美敌对和印美接近与中印关系恶化几乎同步发展。
　　一，美国对印度加紧政治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访问英国时曾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讨论中国“侵略”印度问题，并告诉印度一旦它受到中国“侵略”，可以指望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艾森豪威尔随后访问印度时对印度给予了赞赏和同情，并答应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更为积极。肯尼迪号召西方国家支持印度同中国竞赛，建议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帮助印度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增强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抗衡者的作用。据统计，1947－1959年的12年中，美国给予印度的援助共17亿美元，而1959－1962年的4年中，美国答应和给予印度的援助增加到40亿美元。
　　二，美国利用印度领土和领空支持印度右翼和西藏分离主义者的反华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支持西藏叛乱和达赖喇嘛及其随从逃亡印度；与西藏叛乱者“国防自卫军”勾结，招募藏人到美国秘密接受游击战训练，然后空投回西藏组织“基层游击队”；从台湾空运从事间谍、破坏和颠覆活动的人员和装备，从泰国基地转飞，空投到西藏。印度的噶伦堡成为西藏叛乱者的大本营和美国西方间谍活动的基地，印度阿萨姆领空成为向西藏提供美国武器和装备的空中走廊。印度政府认为这些飞越印度领空的飞机是中国的，而中国则认为印度是美国在中国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合作者，从西藏逃到印度的反动派在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鼓动与支持下与噶伦堡当地反动派相勾结从事颠覆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中印双方互相抗议。美国利用印度领土和领空支持西藏叛乱者的活动，毒化了中印关系，加剧了中印之间的互相猜疑和误解。
　　三，美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站在印度一边，大力支持印度。美国指望在中印分歧和冲突中，利用加大对印度的援助捞到战略上的好处。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美国无条件地支持印度的立场，给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美国向印度提供了9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武器装备包括轻型山地炮、防空雷达、通讯设备、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能在寒冷条件下使用的军事装备。美国还派遣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帮助运送将士到阵地。此外，善于在寒冷气候下进行医疗处理的美国医务人员也到印度做顾问。美国还投入大量武器，培训人员，组织印度情报网，训练西藏游击队，建立监控和侦察设施。
　　总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美关系进一步敌对的同时，印美关系不断发展，这成为中印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学界认为，中美敌对的加深与印美关系的密切，一方面激化了中印之间的矛盾、误解和猜忌，另一方面使印度产生一种错觉，有恃无恐，认为有美国做后盾和牵制，中国不敢对印度发起反击。印度学者认为，中美敌对的加深与印美关系的密切，使中国政府将印度看成是美国在亚洲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将印美关系视为通过印度包围中国的一个“帝国主义”阴谋。中国1962年决定对印度发动进攻，就是要粉碎这一阴谋，既检验美国对印度友好的程度，又迫使印度与西方集团联合，从而证明其不结盟的虚假或神话。
　　印巴对抗和中巴联合。中印关系的恶化也与印巴对抗的加深和中巴联合的形成相伴而行。一，在中印联手抵制美巴结盟的中印友好时期，虽然美巴结盟成为中印友好迅速升温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但并不表明中巴已成为对手或印美已成为敌人。对美国来说，它与巴基斯坦结盟并拼凑军事条约组织的目标是针对中国而不是印度，对巴基斯坦来说，它与美国结盟并加入军事条约组织的目标是针对印度而不是中国。尼赫鲁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指出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质上是基于它对印度的敌意。巴基斯坦也曾多次向中国表示，巴基斯坦签订巴美军事协定并加入西方阵营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针对中国。因而，美巴结盟“同途殊归”，它加深了印巴对抗和中美敌对，但并未妨碍中巴友好和印美接近，这为中巴联合和印美接近留下了伏笔。
　　面对美国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主张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以便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国家，打破美国的对华封锁，挫败孤立中国的阴谋。中国的这一方针在中巴关系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中巴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奠定了中巴联合的基础。中巴两国总理在会议期间，第一次直接接触，进行了“心对心的对话”，化解了中巴双方之间原有的相互疑虑，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1956年10月和12月，巴中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中巴两国开始了互相接触和理解的进程，两国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印度学者将1955年的万隆会议视为中印关系开始恶化的第一个表现，认为周恩来在他与尼赫鲁共同创造的“印中人民是兄弟”时代的巅峰时刻却迷恋巴基斯坦，没有什么比中国的这一巨大预谋更加矛盾的了。巴基斯坦总理和中国总理后来的互访，在达赖喇嘛最终到达印度之前奠定了中巴关系的基础，这一中巴关系后来成为中印关系中的最大芒刺。
　　二，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之后，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曾倡议与印度搞联合防御计划，保卫南亚次大陆的安全，遭到尼赫鲁的拒绝。中印关系在西藏叛乱之后持续恶化，终致爆发中印边界战争，为中巴关系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1961年12月，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反对美国的议案，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巴基斯坦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谴责印度。1962年10月，中巴开始边界谈判，1963年3月在北京签订正式边界协议。随后，中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和民用航空协定等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和文化协定。
　　 总之，面对印度这个共同的敌人，中国和巴基斯坦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加强合作应对印度。美国和苏联竞相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印度，其目标主要是针对中国，但同时也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利益。中国担心美苏勾结和印苏结盟对抗中国，而巴基斯坦对美苏军事上支持印度不满，对西方阵营感到失望。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将巴基斯坦看成是对抗印度以及美苏勾结、印苏结盟的唯一可靠的南亚盟友，而巴基斯坦则将中国看成是对抗印度的可靠伙伴。以“久经考验”和“全天候”友谊为特征的中巴友好关系就这样诞生了。有评论认为，1962年边界战争完全改变了中印关系和中巴关系的性质，导致中国与印度的头号敌人巴基斯坦的新的密切联盟的诞生。尽管联盟的提法未免言过其实，但它的确是中印关系破裂和中巴关系发展的催化剂和转折点。
　　
　　三、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冷战结束后，中印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化，并走上全面友好合作轨道，步入战略合作伙伴新阶段。
　　中印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与中国新外交政策的实施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为了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次奉行一种全新的外交政策，即与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务实关系，与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共同对手印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中美关系的缓和使印度担心出现中美巴轴心对付印度，于是，印度采取步骤改善印美关系，并缓解中印紧张。中印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促成了中印敌对关系的解冻，并迎来了1988年中印关系的正常化。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亚洲政策，即维持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并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为中印关系和中苏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迎来了中苏关系的解冻和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这样，到1989年，中国与冷战时期的所有大国都恢复或建立了正常关系。目前，中国和印度与美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较之冷战时期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印关系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为中印关系的持续友好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总之，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和当前国际关系环境的改善，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留下了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其一，中国、印度、美国、苏联、巴基斯坦五个国家组成的多重国际关系，对中印双边关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多重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和重新组合，成为中印双边关系起落的重要的外部制约和推动因素。在尼赫鲁时代，印巴对抗和中美敌视，决定了美巴结盟将促成中印友好；而中苏分歧与印苏友好、中美敌视与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与中巴联合，导致了中印交恶。在当代形势下，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五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演化，仍是制约和影响中印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在多重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和重新组合中，既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印两国的各自国家利益，又最大限度地保持中印两国的关系不致敌对，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二，中国和印度与第三国的关系，即中印与巴基斯坦、美国、苏联三个国家的关系，对中印双边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制约作用。在巴基斯坦、美国和苏联三个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中，巴基斯坦属于地区影响因素，美国和苏联属于全球影响因素。作为地区层面的巴基斯坦因素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影响甚大，所以任何国家与巴基斯坦结盟或友好，必然引起印度的戒备和回应；而作为全球层面的美国和苏联因素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影响甚大，从而他国与美国和苏联的互动举动，必然引起中国的关注和回应。在当代形势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印巴三角关系、如何对待印美俄关系，是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其三，中印双边关系的大起大落，都与以“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在后冷战时期，中印两国如何走出冷战阴影，摆脱冷战对抗惯性思维，以新的观念和心态对待对方与它国的关系，是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其四，虽然目前中印关系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受到国际关系因素的制约和考验，如中巴关系给印度带来的疑虑与担忧仍然存在，印美关系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同时，中印关系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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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印度已向俄罗斯租借一艘阿库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

资料图：中国国产新型核潜艇。

资料图：印度从法国订购了6艘鲉鱼级常规潜艇

印度海军现役基洛级潜艇可能是印度国产核潜艇的蓝本

资料图：印度海军战舰和反潜直升机海上作战演练
<印度时报》9月25日报道，印度日前出炉新“海洋军事战略”，目标直指中国核潜艇，呼吁印度加快本国核潜艇的建设步伐。 　　日前，印度海军新战略正式出炉。该战略的正式名称为“海洋的自由使用：印度的海洋军事战略”。
　　在新海洋军事战略中，印度海军强调说：“在二次核打击所有兵器中，最可靠的是具有潜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
　　由于新海洋军事战略旨在完善印度海军的作战条例，所以强调的“战略核潜艇”的缺失，使得印度武装力量在未来军事行动中仍有严重的不足。
　　印度海军认为，战略核潜艇较之常规动力潜艇有“速度更快、潜水时间更长、发射核武器的隐蔽性更好”等优点。然而，眼下印度海军既没有核潜艇，也没有潜射核导弹能力，第二次核打击完全依赖于铁路和公路机动的导弹以及如具有投射核武器能力的“幻影-2000”和苏-30MKI战机。
　　印度要想有自己的战略核潜艇为时尚早，因为就算明年年中，印度能从俄罗斯那里租借到“阿库拉”级核潜艇，最快也要到2010年才能形成自己的核潜艇战力。这主要是因为印度自己研发的潜射导弹眼下才进行了四五次的试射，还得再有三四年才能将潜射导弹装上核潜艇。
　　印度新海洋军事战略反复强调说，战略核潜艇是小型核部队“最理想的威慑性武器”，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隐形与省钱。另外，中国是亚洲惟一拥有潜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其战略核潜艇计划非常活跃。
　　印度新海洋军事战略宣称，中国海军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试图对印度洋进行“战略染指”，因此，印度必须有自己的核潜艇与中国核潜艇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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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侵华空军守海军攻，中国后发制人有战略优势


印度又宣布扩展军备的消息：190架苏-30ＭＫＩ型新锐战机和核潜艇将交付印军，这个南亚军事超级大国磨刀霍霍，当然不是牛刀杀鸡，用来对付宿敌巴基斯坦，而是针对近年迅速崛起的中国。

印军相信俄国军火商介绍，说卖给印度的苏-30比俄军自用的苏-30ＭＫＫ性能更强。而按照苏俄惯例，卖给中国的苏-30是性能降级版，可见印军的苏-30比中国的同型机（包括歼-11）强很多，怪不得印度空军敢把视线投向北方的大国。

有人以为得到伊尔-78空中加油机配合后，苏-30ＭＫＩ的攻击纵深可达到八千公里，实在是美丽的误解。苏-30的最大航程为3500公里，作战半径可达1500公里，不过带弹量要减少，而且只作高空飞行。如果想低空潜入敌境躲避雷达，其作战半径会缩减至一千公里以内。

至于空中加油只有在本土上空才有保证，岂能幻想笨重显眼的加油机大摇大摆地飞上青藏高原旁若无人地完成复杂的加油动作？连高射炮也有一箭双雕的机会。

何况一次空中加油只能保证5000公里的最大航程，作战半径延伸到2000公里左右。即使在印度东北部的提斯普尔空军基地起飞，离北京、上海也有2500公里，苏-30ＭＫＩ即使携带核弹头也没有威胁。反过来中国在西藏的机场离新德里不过三百多公里，十来分钟的航程，印度防空雷达的预警时间，够不够飞行员跑上战机，紧急起飞，爬升到作战高度？所以，印度加强苏-30用于国土防空的因素更大。

印度声称自造核潜艇明年试航，能发射战略核导弹，这才是进攻性武器。印军现役的「烈火Ⅲ」地对地导弹射程虽有3500公里射程，但生存力低，等2009年核潜艇服役，这块战略短板才补得上。

无论印度买多少苏俄战机和核潜艇，他的政治、军事中心离中国还是只有三百多公里，随便一枚短程地对地导弹就打得到。中国的轰-6 K带上对地巡航导弹，在世界屋脊起飞，不用飞出国境就把印度北方的军事重镇玩弄于股掌之上。即使是后发制人，也有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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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媒体诬称中国陆军整师“入侵”印度“领土”

国际先驱导报


在山头阵地操作自动榴弹发射器的印度步兵

印度媒体不顾有争议领土上中印实际控制区犬牙交错的情况，妄称中国军队“入侵”，实为划界谈判鼓风造势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陆勇发自北京 2007年是中印旅游友好年，然而，在中印关系呈现上升态势的大背景下，印度时事周刊《今日印度》10月15日(提前出版)最新一期却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军队‘入侵’印度边境达130次，甚至有1万多人，相当一个完整的师的中国军队进入印度境内，引发印度当局严重关切。”　

妄称解放军每年上百次“入侵”

该报道引述所谓印度情报机构一份机密资料称，“过去两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印度边境的次数已超过300次，包括今年以来的130次，尤其是中国军方兵力超过1万人，进入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查省(即印度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边境的达旺地区。”报道还表示，“除东北边境之外，印度情报机构统计，中国军队今年入侵西北查谟和克什米尔达73次之多，9月13日一天就发生6次，其中有多次甚至深入印度境内5.5公里，包括中国军方直升机和两栖舟车。”

此前，印度多家媒体也曾多次炒作所谓中国军队“入侵”事件。最近的一次炒作是在2007年5月，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一名印度人民党议员声称，“中国边防军入侵阿鲁纳恰尔邦20公里，且在当地修建包括直升机降落平台在内的永久性军事设施。”这一说法引起了印度多家媒体的高度关切，但却遭到了印度负责国防的国务部长拉朱的否认。之前还有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国边防军1999年曾120次入侵印度领土；2000年为96起，2001年98起，2002年为20起，2005年27起。”

“入侵说”纯属子虚乌有

中印边境总长约2000公里，被分为东、中、西3段，从未正式划定。目前，中印两国边境争议地区的总面积达到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中印东段边境地区为两国争议的焦点。1962年中国对印边境自卫防御作战后，印度通过蚕食政策于1987年2月在东段边境中国传统的藏南地区非法建立了一个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1986年到1987年印度大规模蚕食东部边境中国领土期间，解放军与印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旺东、朗久等关键地区，采取以进对进的手段，设立边防点，与印军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边境形势一度紧张。1993年，两国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11月签订《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此后，中印实际控制线地区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安宁。

在长期的边境对峙过程中，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形成了相当复杂的胶着局面，不仅双方哨所位置犬牙交错，很多高地与战略要点在态势上甚至基本被对方所包围。特别是在东段边境，中印互有若干突出部，战线并非一条直线。因此，印度媒体多次渲染的所谓“入侵”，只是解放军在己方实际控制区域内的正常军事活动。

相反，近年来，印度方面却发生过侵入中方实际控制区的事件。如2003年1月26日，印度情报机构的4名成员和6名特种部队士兵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境内”“例行巡逻”时，被中国边防小分队拦截。中方军官告知印方，“你们入侵了中国领土”。印度情报官和士兵被解除武装，最后被释放回去。

印欲借炒作增加谈判砝码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印双方已就划界问题进行了多回合的谈判。2003年，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达成一致。但是，在争议最大的9万平方公里的东部边境问题上，印度始终坚持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合法”地位。

为了增加在中印边界谈判，特别是在东部划界问题上的砝码，近年来印度军方开始在印方控制区大规模修建战备机场、公路、永久工事等军事设施，并将于今年10月份内首次在离东部边境争议地区只有200公里的提斯浦尔空军基地部署36架苏-30MK型战机。此次印度再次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入侵事件”，其配合印军行动，试图将“阿鲁纳恰尔邦”事实化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

中国西藏东南部的达旺地区，是气候潮湿物产丰富的宝地

http://news.phoenixtv.com/mil/1/200710/1015_339_2591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