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交通拥堵收费，禁止外地车辆交通高峰期进入中心城区，在中心城区外围建设停车换乘设施
控制公车数量进行‘车改’才是城市治堵的长久之计
“最堵车的上下班高峰期，公车几乎都在路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大城市堵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公车比例较大，因此控制公车数量，进行“车改”才是城市治堵的长久之计。
“公车和私家车不同，司机接送总要一个来回，是双程而不是单程，公车一半以上时间是在空驶，这就大大增加了道路车流量。”针对这一现状，叶青已经连续七年提出有关公车改革的议案。他表示，自己本人就是公务员，也是学者和研究人员，有实践经验和切身体会，更有建言献策的义务，这本身也是对提高我国政府财政分配的合理性做一点贡献。
叶青表示，“北京出台了包括限购等措施在内的治堵政策，我觉得这些政策有缺陷。首先要搞清楚北京堵车的关键性原因。我觉得北京堵车至少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公车多，如果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各级政府能够在全国率先车改，路上的车可以减少四分之一。 ”
代表称限制公车才是长久办法
“我是公交行业的代表，如何解决城市拥堵，我很切实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行业。”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公交恒通出租公司副经理吴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在向大会提交的《关于解决我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建议》中提出，应对小汽车过快增长、外地车高峰时段进入市区等采取部分限制措施，严格控制城区交通流量。
吴倩认为，小汽车拥有量增长速度过快与高频率的使用，是城市拥堵的主要原因。她建议首先结合国内外实施交通拥堵收费的方式，同时禁止外地车辆交通高峰期进入中心城区，在中心城区外围建设停车换乘设施，本市车辆加装电子收费装置，在中心城区的各交通路口及核心区域加装自动电子收费站，按道路的实际拥堵程度确定费率。
城市治堵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商报北京消息（山东商报-山东新闻网 特派记者 孙珂 冀强 陈学超）“交通拥堵”在中国许多城市都成了难题。在本次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治理城市堵塞的建议或主张，虽然方法各异，出路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我们出行时，身边能更通畅一些。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剑雄：
从国际成功的经验看，解决城市拥堵的有效途径是：合理制订或调整城市规划，切忌像北京城建那样“摊大饼”并越摊越大。避免城市中心区的功能过于集中，人口过于稠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轨道交通，控制公私车辆。运用经济杠杆，对不同区域和时段实行不同的通行、停车收费标准。在可能条件下，倡导使用自行车和步行。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首先是真正解决公共交通的便捷通畅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人出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而且基本可以做到零换乘（不需要再步行很长时间），大家就会选择公共交通。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许多日本人称自己开车上班的人是“傻瓜”。其次是控制汽车的购买。现在单双号不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前置控制。第三是减少高峰出行人数，实行错位工作时间，弹性工作制等。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法学家杨海坤:
大城市如果再广建地铁和城市轻轨，那么开私家车的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高收入阶层以及剩下少量的真正的公务车在行走了。多管齐下，宽敞环保的新城市生活必将来临。我认为：治堵关键首先在于治车，治车既要治公车，也要设法减少私家车，着力点在于提高改善公交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治堵”不应该治标不治本，不能用行政限制消费的方式来“治堵”，这也不符合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要真正切实解决堵车问题，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解决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的积极性，建议汽车消费税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部门征收留用，让地方政府专款专用于道路建设和停车场建设等。
城市拥堵最根本的因素是城市进程的加快，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造成城市人多；城市化的加速带动了巨型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了车多。这两个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难以得到控制。虽然北京市针对上述两个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事实上并未能根本解决这两个问题。
——十一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负责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
其实治堵不难，首先要从道路开始治理，应该借鉴香港还有国外部分城市的总体规划和方案，甚至不排除进行国际公开招投标。
——中国民主建国会企业委员，环球京彩(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苏国京
对正在发展的城市的启发是城市要多中心化，应避免出行目的地过于集中。在中国，车辆不是交通工具，是个人的面子工程，所以不限车也不行。——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高海燕
本报驻京记者郭雪艺采访整理
(本文来源：山东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