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勾结的末路：胡雪岩红顶之后是血红
1860年，后世为人所知的胡雪岩因为自己服务的钱庄东主没有后裔，成了那片产业的主人，开设了后来名声响彻大江南北的阜康钱庄。这是他给人做学徒、做跑街，最终取得信任之后的报酬。看上去算是一个可以进入《二刻拍案惊奇》的故事，却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写了一笔最为典型的政商传奇。
雪岩是字，他的真名叫做胡光墉，后世以胡雪岩称之，自然是因为尊敬他的为人，而现在跟随他的名号则是“红顶商人”。清代以顶戴、补服为官员官位高低的标记，顶戴能够是红色的，必然至少三品大员。胡雪岩因为协助左宗棠有功，被记名为江西候补道，原本是四品官员，实际上应该不能戴红顶的。红顶商人这个顶戴能够戴上，除了曾获赠一品顶戴之外(这是个荣誉，低品级官员戴高品级标志)，大概说的就是他交通官府、黑白通吃、左右逢源之后，还能至少以公开的记录登录官场，哪怕是个候补道台，多少也是个有品级的人了。在那个商人列“士农工商”最后一级的时代，红顶商人当然是可供骄傲的事儿。
虽然在中国古代任何时代里，商人都不是社会地位很高的阶层，但他们的生活都过得还算不错。只是承平时代总是规定商人不可从政，或者商人不可享用什么级别的东西，试图以此限定商人的势力。要说中国古代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很可能是一种意淫的结果，从各朝立国的思维来说，都不会给商人更高的政治权利。
晚清在某种程度是个特例，在商人基本不能当官的大环境之下，有很多商人取得过不大不小的官位，虽然基本是候补的闲员。这是当年已经到了皇朝的后期，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内忧，还是英法联军的外患，清廷早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必然需要大商人通过某种渠道给帝国输血。胡雪岩输血的方式有两种：一种算是用钱买官，用以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然后更好地做生意;一种是帮着借钱打仗。左宗棠收复新疆，最大的资本不是他那个随着军队前行的棺材，更多的是因为胡雪岩替他借外债、办粮台。
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于胡雪岩的发迹史，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偶像级的中国特色商人典范，他不但各个门道都能通吃，还能在家里统合妻妾家人，慈善事业也是不错的，创建了至今延续的老药号“胡庆余堂”，战乱之时提供的成药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是大丈夫，胡雪岩因此就成了大丈夫。
但很多人似乎都忘了一件事，胡雪岩最终还是在商场里倒下了，而且是输个精光的那种。胡雪岩的资金储备来自于各地官库存款、生息，最高的时候阜康钱庄有资本2000万两之多，但一次试图垄断华丝的投机交易，就使得他亏损严重，资产少去一半。也就在这个时候，官银或者官员个人的银子为了避险，马上开始从他的钱庄当中撤出，并未给他以最需要的支持，甚至有人敲诈勒索之。剩余家产在慈禧太后下令严加追究的查抄中也荡然无存，最终潦倒而死。
胡雪岩确实是中国传统商人的典范，这种商人早就明白自己想要做大，必然要依靠官府的力量。与传说中吕不韦投资秦始皇他爹相比，胡雪岩的投资并没有这么高的回报，初始的投资不过是个捐班官员，后来投资了左宗棠，使得留下“左宗棠鸡”名菜的左公成就了自己的名声，然后在留下“李鸿章杂碎”这道名菜的李鸿章排左的政争当中成了牺牲品。
传统的中国在利用商人之后，总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依靠权力来赚钱，并且进入官场，还是很多商人趋之若鹜的事情。政商结合有时候只是为了得利，有时候是为了安定民心，表达朝廷对于民生的关注，装饰性往往大于实用性。而到了不能用、不堪用的时候，红顶商人也就走到头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屡试不爽的统治术。
商人是逐利的，其实这些聪明人大多知道与权力结合未必会有好结果，但他们受不了所能带来的利益的诱惑。同时，总有人认为，既然到了这个位置，凭我本人的能力与手段，出事的不会是自己。可惜的是，这种政商结合当中，弱势的永远是商人，这种自信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正如胡雪岩，他败家之时，何尝不是他最为自信满满的时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