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摩兲轮

　4月15日，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某私人会所消费的近万元餐饮发票被曝光，引起众多网友的围观和质疑。次日，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其网站上通报了对该事件的调查及处理结果，辩解称餐费非“社会各界捐赠的救灾款”而是“工作业务经费”，并表示超出“人均150元公务接待标准”的7309元人民币由个人承担，责令退回。4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媒体专访表示，天价餐费属于“严重违规”，对红十字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显然，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对此次丑闻给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有些估计不足，寄希望通过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一些应急补救手段来挽救信任危局，可能无法迅速、彻底地扭转局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拖延，个案不满一定会扩展到对整体的质疑，还将从互联网蔓延到现实，从言论付诸行动。更加诚恳地直面信任危机，非常有必要采取积极主动的举措，停留在“高度重视”和“严重关切”层面的表态，实在无法让公众看到诚意。

　　正如红十字会负责人所言，总会对下级红会“只是业务指导关系，而不是垂直领导关系”，也无权干涉下级的人事任命和财政。但是否总会就因此而有理由无所作为了呢？目睹此种严重危及中国红十字会整体品牌形象的行业丑闻，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普遍不信任，本来就已经不是个案如何处理这么简单的问题，需要整个中国红十字会机构通过彻底的账目公开来表露它的坦诚、自证清白。即便如负责人所言，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信息披露的制度和平台需要时间，那起码红十字会系统内类似此次公务接待宴请的财务发票及账目，必须全部、尽快地公之于众，以消弭质疑。如果借由偶发的个案，带出整个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公务接待宴请发票的“晒太阳”，实在功莫大焉。要用数据和事实直白地告诉公众，上海红十字会的此次丑闻真的只是个案，而非整体性的溃烂。

　　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个案，其被爆出具有太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此类丑闻均以戏剧化的偶然进入公众视线，则可能不是偶然现象。公益慈善组织是否存在一套主动发现腐败，并且将之惩处和披露的制度？在丑闻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对公众的真诚歉意，还是习惯性辩解？被发现的天价餐费当然可以被说成是“工作业务经费”，因为钞票是没有专属标记的，更何况是已经花出去的钞票。是以“工作业务经费”作账，还是让公众捐款来埋单，在这样一种被动公开、常态下长期不透明的体制中，恐怕决定的关键就成了发票是否被不小心泄露、是否引发了公众的围观。在如此语境下观之，被围观的永远只会是个案，也只能是个案。

　　加强监管确实可能“变坏事为好事”，公众也当然期望通过此次天价餐费事件促成公益慈善组织的内部廉洁，而且是可预期、可随时监控的制度化廉洁。但在个案尚且没有得到应有处理的情况下，用诅咒发愿的行政套话包裹起来的，就只能是企图搪塞过关的用心。怎样加强监管，什么叫“进一步建立健全”，连当下监督失范的乱象都不敢于承认和面对，还谈什么“进一步”，还能有什么“进一步”？做不做是一回事，想不想做是另一回事。负有“指导”责任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是否可以在涉案分会未作出妥当处理之前，暂时中止该分会对外使用“红十字”标识及名称的权利？逢此关涉整体形象的危急存亡之秋，是否到了“指导”一下分会惩处工作的时刻？

　　面对此种丑闻以及丑闻发生后的官样应付，谁都没有理由和资格去责怪公众的不宽容。这不是什么奢谈理性的时候，有必要，也只剩下了，通过这种舆论的倒逼来促使红十字会进行体制反省。在个案当事人只是退款了事、犯事成本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在没有明廉知耻的引咎辞职，只有官方用美妙远景庇护眼前丑恶的现状中，选择用脚投票、拒绝把捐款投向这样的机构，可能是公众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表态。这，已然触碰到了底线，退无可退。长远的制度监督当然要有，公众也充满期待，但已经撞到枪口上的个案，绝对不得就这样不了了之。

    面对“红十字会天价饭”，书记赵顷霖表示平顶山各级党委应重视,加强监督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