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一国两制”，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访台
内容提要：本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和蒋介石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所进行的公开活动和秘密来往。毛泽东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祖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采取了许多措施。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该方案在1963年具体化为“一纲四目”。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在1975年去世前两个月秘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在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中，周恩来、张治中、曹聚仁、章士钊等人起了重要作用。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残余部队退守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政府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1972年2月中美首脑会谈以后，美国历届政府仍然维护台湾不独不统的状态。这就使得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内政问题，而且牵涉中美关系，难于在短期解决。
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一国两制”方案。该方案在1963年具体化为“一纲四目”。毛泽东为了和平统一中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为解决台湾问题殚精竭虑，费尽心机。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直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在1975年去世前两个月秘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
致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在北京运筹帷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在考虑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毛泽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上。
早在1950年初，毛泽东已经考虑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挑选号称“和平大使”的张治中从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张治中曾是国共谈判时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在台湾有众多的旧部好友。他和蒋介石也有着颇深的关系，就在蒋介石在1949年逼迫“辞职”之后，他还两度赴浙江溪口拜访蒋介石。张治中当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致电张治中，全文如下：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信中，“寅”为代月地支，即3月。“微”、“真”为代日韵目，分别为5日、11日。
毛泽东电报中提及的“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张治中正在进行的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治中，秘书长为邵力子，委员之中有章士钊。邵力子和章士钊都是当年国民党谈判代表。1949年4月20日，国共谈判破裂，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一起留在北京。这个委员会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了很多工作。
此后，毛泽东一直亲自抓台湾问题。从挑选与台湾秘密沟通的人士，到向蒋介石发出公开信息；从对台湾采取重要行动，到向美国提出严厉警告，都由毛泽东亲自决策和指挥。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蒋介石在台湾独撑危局。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残余部队退守台湾，妄图以台湾为基地反攻大陆。但是，对于美国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蒋介石进行了斗争，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宣布他已经命令把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其后第三天，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蒋介石对此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能长期停留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他看出美国政府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只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政府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同意，而且决定即使第七舰队撤离台湾，他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所以，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一方面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说：“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1954年12月，美台签署了针对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立场，粉碎美国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给美蒋以适当的打击。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海空三个军种协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江山岛。美蒋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在台湾海峡增加兵力，另一方面极力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蒋介石各有各的打算。蒋介石寻求国际支持，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而美国政府则打算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两个中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他们搞了大量外交活动，想通过联合国的介入来实现海峡两岸的停火，把台湾问题从中国的内政问题变为必须通过联合国来解决的国际问题。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阴谋，蒋介石也心知肚明。他决定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1955年2月14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他还说：“我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
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政府考虑的不一样。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在联合国挫败了美国政府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美国想换台湾领导人，毛泽东认为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美国政府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找一个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在美国政府的活动下，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尽管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很小。于是，美国政府就全力支持陈诚，以便让蒋介石放弃权力，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蒋介石心里对美国政府的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实际上根本不打算放弃权力。
毛泽东获悉上述情况后表示支持蒋介石当台湾“总统”，并认为对蒋介石不能一概否定。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是特意在外宾面前讲这些话的。这些话也确实造成了很大国际影响。后来蒋介石能够在1959年的所谓“总统选举”中获胜，再次当上“总统”，与毛泽东讲这些话，给他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是有关系的。
曹聚仁接受国共两党使命，毛泽东与蒋介石秘密沟通。
195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大了对台湾的和平攻势。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的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政府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默契，加上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发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秘密联系的打算。毛泽东则认为，必须依靠蒋介石实现台湾和平解放，所以他也希望与蒋介石秘密沟通。这样，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分别不约而同地选择曹聚仁作为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的人士。
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和学者。他是现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曹景行之父。1922年，曹聚仁在上海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与邵力子建立了友情。自1933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1939年春，他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曹聚仁担任《正气日报》总编辑，于是他与蒋经国有了密切交往。曹聚仁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去台湾。另外，曹聚仁又感到中共领导的大陆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在大陆。他于1950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54年，他脱离《星岛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决定由曹聚仁与中共领导人沟通。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曹聚仁密谈。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曹聚仁密谈如何由曹聚仁出面建立国民党与*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聚仁请去了台北。蒋介石、蒋经国在阳明公园会见了曹聚仁。会见中，蒋介石向曹聚仁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聚仁：“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选择了曹聚仁与蒋介石父子沟通。由于曹聚仁与邵力子有通信联系，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深厚的情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曹聚仁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于1956年7月1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曹聚仁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
7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席间曹聚仁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8月14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纷纷转载此文。
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会见曹聚仁的情况很满意，并决定接见曹聚仁。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很有意义的打算。毛泽东还让曹聚仁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第二天，周恩来宴请曹聚仁时，告诉他：今后你就是我们中共的常客，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大陆见我们。
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以后，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然后，曹聚仁去台湾向蒋介石和蒋经国汇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的情况。蒋氏父子对此感到满意。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忙。曹聚仁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宽松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曹聚仁也在返回香港后再去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
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共识。而且，通过曹聚仁的沟通，国共双方都对对方有了一定的信任。
蒋介石派宋宜山与大陆沟通，周恩来对宋宜山谈台湾回归。
为了确保与大陆的秘密沟通渠道畅通，除了曹聚仁之外，蒋介石还选择宋宜山充当特使。
1957年初，蒋介石接见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的许孝炎。许孝炎当时主持《香港时报》，这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蒋介石对许孝炎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选择宋宜山当特使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宋宜山当时担任台湾立法委员，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蒋介石信得过；第二，宋宜山的胞弟乃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将，正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宋宜山打算以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名正言顺”，不大会受人注意。
宋希濂和宋宜山是湖南湘乡人。1924年，宋希濂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的学生。解放战争时他任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1949年11月，宋希濂被俘。后来，宋希濂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被俘的国民党要员们关押在一起。
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来到了北京。名义上，他是为了到功德林探望弟弟宋希濂。宋宜山一到，一位名叫唐生明的人便与他联络。唐生明是国民党名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智是湖南人，曾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南京卫戍司令。他在1949年8月通电起义，投向中共；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唐生明的安排下，宋宜山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便接见并宴请他。周恩来向宋宜山谈了台湾回归、和平统一祖国的有关原则。周恩来说，具体问题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他会谈。
很凑巧，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这样，李维汉、宋宜山和唐生明三个湖南老乡聚在一起，共同语言多。在会谈中，李维汉向宋宜山阐述了中共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项原则：
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这四项原则，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设想的雏形。在会谈之余，宋宜山到“功德林”看望了弟弟宋希濂，还在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
1957年5月，宋宜山到了香港，向许孝炎谈了与周恩来、李维汉会谈的情况。许孝炎要他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转呈蒋介石。
宋宜山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与周恩来、李维汉会谈的情况，也写了北京欣欣向荣的景象。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宋宜山对中共和北京有好感。蒋介石看了信，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中共的统战政策感化了。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今后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
毛泽东制定中国统一“一纲四目”，蒋介石提出台湾回归“六项条件”。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为了搞清解放军炮击金门的真实目的和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打算，根据蒋介石的意见曹聚仁于这年9月下旬到达北京。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说：“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不言而喻，毛泽东所说的“你们领导人”指的是蒋介石。毛泽东再一次表明和谈的意愿：“你们和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在1958年的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和章士钊陪同会见。
会见时毛泽东对曹聚仁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注：关于这次会见的上述内容引自文献【1】，《毛泽东同曹聚仁谈话纪要》，1958年10月13日。）
从上面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就是“一国两制”：台、澎、金、马整体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之下；台、澎、金、马由蒋介石长期领导；保留台湾的军队；政治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中央政府给予台湾经济财政援助。
蒋介石对*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曹聚仁向蒋介石谈了毛泽东的上述主张，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统一条件。对此，蒋氏父子私下多次议论，但一直没有提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1958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加以具体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担心蒋介石不相信、不放心，于1963年1月通过张治中先生致信陈诚，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张治中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
张治中在1963年1月4日致陈诚的信中转述的毛泽东“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的内容是：
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注：上述内容引自文献【1】，《张治中给陈诚的信》，1963年1月4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一纲四目”的内容外，还强调：过去我们谈的意见，不是我们个人的，是中国*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请蒋介石放心。毛泽东还说：蒋介石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谈了毛泽东的上述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提出他们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他们的条件，有与毛泽东想法一样的，也有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与曹聚仁谈话期间，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这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日，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向蒋氏父子介绍他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写的诗。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诗后表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
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项条件。蒋氏父子提出的六项条件是：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建议北京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
（三）台湾不接受外国的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谈后形成的。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有让蒋介石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共识，是很不容易的。蒋介石要曹聚仁向毛泽东转达这六项条件，然后双方再进一步商量。
蒋介石对江西庐山情有独钟，毛泽东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养老。
在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一纲四目”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江西庐山的问题，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提出六项条件时，却特意把“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写入其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江西庐山情有独钟。他喜欢庐山那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蒋介石于1932年至1937年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请了一部分德国、美国、意大利的军官当顾问和教官。之后，他经常在庐山办公，在那里接见军政要员和外国使节，还经常在那里召开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小型会议。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为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造。1948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的住所一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个字。新中国建立后，整个庐山上的建筑都收归国有。“美庐”，改建成中共中央的一个招待所。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聚仁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之后，曹聚仁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此外，他还去了宁波和杭州。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照片。曹聚仁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当然，曹聚仁在信中也说到，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曹聚仁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写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曹聚仁在信中还说：“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这些都是中共方面期待你能回到大陆，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那时，你原来的别墅，正好准备你来居住。这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你。”曹聚仁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意庐山归为中共的庐山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让曹聚仁向毛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
不久，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大方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见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美庐”二字，连忙制止说：这是历史，不要凿除。这样，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
曹聚仁向蒋介石转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庐山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的意思，蒋介石更加感激毛泽东，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在1965年拟定六项条件时，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毛泽东巨手转动乾坤，蒋介石静观等待时机。
1966年，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交往中断了。
在国共两党争雄的岁月，蒋介石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风水的蒋介石曾数次派人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介石的祖坟却对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加以保护。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浙江溪口蒋宅墓地。但是，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溪口蒋家旧地，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此事，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前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周恩来获悉后亲自过问，很快修复了慈庵，保护了蒋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蒋介石获悉，从心里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感激之情。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这些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得很广，也令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继打开美国的大门之后，毛泽东又去努力拧开国共之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毛泽东考虑的重点仍然是和平解放台湾。打开美国大门是由“乒乓外交”开始的。打开台湾的门也由体育活动开始。国家体育机构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北京参加1973年举行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1973年的亚运会选拔赛，以及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1975年9月，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参加第三届全运会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有关部门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全国人大的决议，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解决台湾问题，为中华民族做出新贡献。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比较拘谨和僵化。毛泽东领导*打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从而毛泽东成了蒋介石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蒋介石无法做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中共接触。但是，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和解行动，蒋介石心里明白，佩服毛泽东胸怀博大。然而，蒋介石对与中共在此时秘密联系有些犹豫。对于毛泽东抛出的绣球，他没有马上接过，而是在静观形势，等待时机。
尽管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行动没有及时做出回应，但是，他心中仍然想着统一的中国。1974年元旦，越南派军舰闯入我国西沙群岛。蒋介石愤慨骂道：“娘希屁！”他并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蒋介石当即指示台湾“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越南的海上之战爆发后，驻守西沙的中国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海军经过台湾海峡“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国家海军军舰在东海和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这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四艘导弹护卫舰在傍晚闪亮地出现在东引岛一侧，向台湾军舰发出信号，准备通过。台湾军方立即向蒋介石请示是否让中共军舰通过。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愣，然后不假思索地挥手应允：“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台湾海军打开探照灯，我方的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人老情切，蒋介石的“一个中国”情结在最后年月里更加深切。
毛泽东指派章士钊沟通，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访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除了采取很多公开行动力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之外，还在寻找适当的人士与蒋介石秘密沟通。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谁是合适的人选呢？
毛泽东在1973年春再次选择了章士钊先生去台湾沟通。章士钊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的交情：他是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挚友，又是1949年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谈判破裂后他留在大陆，后来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章士钊曾经在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到香港与台湾沟通。
早在1956年春，章士钊就接受毛泽东的委托，把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一封信托香港友人转往台湾。在中共的信末还转达了蒋介石故乡的信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看了此信，没有表态。
1973年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愿意再次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士钊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章士钊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台湾最多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士钊先生由于年老重病和劳累，于7月1日在香港逝世。因为章先生的逝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就中断了。
尽管蒋介石至死都念念不忘“反共复国大业”，发誓要“光复大陆国土”。但是，在垂暮的晚年，蒋介石心里深刻认识到，“光复大陆国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很想在寿终正寝前为中国的统一有所作为。
毛泽东指派与台湾沟通的章士钊逝世后，蒋介石仍在努力采取措施，恢复两岸的秘密来往。蒋介石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中共领导人发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
毛泽东得到蒋介石邀请他访问台湾的消息十分高兴。但是在1975年，毛泽东疾病缠身，举步艰难；周恩来身患重病，住院治疗。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机会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蒋介石带着终生遗憾清明节离世，毛泽东立下最后遗嘱九月九归天。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节，这是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蒋经国。在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蒋经国接替蒋介石主政台湾。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蒋经国。蒋介石“反共复国”的梦想持续了十多年；在最后的十年，他的梦想是台湾回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他自己到庐山养老。蒋介石的梦想未能实现。蒋介石授意陈立夫所写的文章中的“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可以看成是蒋介石的一个遗嘱。蒋介石带着终生遗憾在中国人民悼念亡者的清明节离开了人世。
蒋介石去世后，毛泽东仍然忘不了他。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生日。第二天，毛泽东告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昨天晚上梦见了蒋介石。
1976年1月8日，为和平统一台湾做了不懈努力的周恩来总理谢世。周恩来在重病中最后一次召见下属谈的是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7月6日，毛泽东另一个亲密战友朱德委员长辞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特大地震，使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老泪纵横。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重病之中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领导人，对他们缓缓说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从这段话可知，毛泽东把台湾回归、统一祖国作为遗嘱之一留给了后代。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跨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豪迈步伐。50年后，1976年9月9日凌晨的钟声响起后的10分钟，毛泽东主席这个世界历史巨人的强有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人物。他创建了新中国，并使中国成为在国际上与美国和苏联三足鼎立的政治军事大国。毛泽东一生创造了无数奇迹，但是未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这个巨人带着深深的遗憾归天了，把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艰难任务留给了后代。
毛泽东、蒋介石和周恩来是谱写中国半个世纪历史的三个主笔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一个共同的遗嘱“中国统一”而离开了人间。中国统一，何止是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的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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