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茶

1938年，日本侵华日军打到了我家乡安徽怀远县。当时负责防守的是李宗仁的广西军。广西军象征性地挖了挖战壕，没放几枪，一夜间不知撤到哪儿了。你一撤平民百姓可就遭殃喽。任人宰杀，是什么感觉？我记忆太深了，当时我全家分散逃难，俺娘带着我随着逃难的人流无目的乱跑，逃到寿县中心渡，黑压压的人群挤在一起，鬼子的飞机追着平民百姓狂轰滥炸，扫射了一整天。河里漂满了尸体，血染红了河水。河两岸四处堆放着乡亲们的尸体，被屠杀的十有八九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血债累累。

我和母亲侥幸逃过这场劫难，我无法忘记那一幕惨景，现在一闭眼，那染红的河水，死难者的惨状，刻在脑子里——抹不去！母亲指着死伤的乡亲对我说：“儿子，当兵要当打鬼子的兵，不打鬼子的兵当不得。”我知道广西军当不得，亡国奴当不得。
1939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饥饿，还常挨打，地主儿子老欺负我，把我鼻梁打断了。我没跟俺娘打招呼就去找我大哥去了，我大哥是新四军的排长，我知道大哥的部队是穷人的队伍，是打鬼子的队伍。当时我的心愿就是杀鬼子、吃饱饭。

当时部队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还没枪高，跑得慢，常成了行军队伍的尾巴，连长还得派老战士带着我。我参军那天登记姓名，我没名字，大哥想了想：“就叫曹明吧，明天的明好记。”我的名字可以说是新四军起的。

1940年我父亲找到队伍上硬要接我回家。我是不愿意的，吃不上饭，还被有钱人欺负，在新四军我心里踏实。连长让我回家再长两年，等能扛动枪再回来，我大哥也觉得留下我在队伍上有些拖累，让我回家过两年再说。这样我的第一次军人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回到家去九龙岗矿上打零工，煤矿被日本鬼子占了。日本人根本不把咱矿工当人，我年小体弱，井下的活干不动，在井上扛坑木，扛不动，小鬼子的大皮鞋就踢过来，嘴还骂咧咧的：“小孩的，偷懒的干活，死啦死啦地。”我是牙咬了又咬，忍气吞声。有一天有个老鬼子喊我去他家伺候他和鬼婆子，我一气之下再一次没同爹娘打招呼，去新四军找我大哥去了。

1941年，我去老地方找我大哥，我归心似箭呀，百十多里路，没停地跑呀走，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一支队伍。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有个干部看我说话口气挺大，他反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是新四军，我要找老部队，找我大哥——曹德兴。干部告诉我：“你大哥他们部队打到天长县去了。我们也是新四军——凤阳独立团，你不要去那找他们了，就在我们这干吧。”当天发了杆枪，在县政府门口站岗，虽然没能找到老部队，从那时起就算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共产党，我听母亲的，当兵当杀鬼子的兵，参加这样的队伍没错。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连同独立团团部一同向凤阳山转移，我们同一队鬼子兵遭遇，很快就接上了火。那时我们的武器太差了，一个连没一挺机枪，每个战士才配三发子弹。日本鬼子一个小队就配一挺机枪，他们火力比我们强大得多，小鬼子的机关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长指导员带上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硬顶了上去，我的三发子弹也放掉了。班长让我往山里撤。班长说的话我记忆犹新：“你扛好枪，往山里跑，活下去。”我撤离了战斗，玩命地跑出了鬼子机枪的射击范围。晚上被打散的部队重新集结，团部小鬼班的人也撤到了山里，我找我们连，小鬼班的班长告诉我，打散了，别找了，跟我们一起走吧。这一仗我们牺牲打散的人很多，独立团政委也负了重伤。我找班长没找到，他牺牲了，或撤到了别的地方？后来我再也没见到班长。今天在你面前活生生的，明天也许永远见不到了。我们连长负了重伤，胯骨被打，后来伤口感染化脓，我只能烧点开水给他洗一洗，没有药治，最后肉烂生蛆，没多久就牺牲了。那年月，在敌后作战，日里埋伏，夜里行军，饭没煮熟，一声令下就得进入战斗，打的很艰苦。新四军每时每刻都在坚持抗战，寻找一切能消灭日本鬼子、汉奸的机会。
1943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穷放牛娃，成为共产党员。在独立团一连我是连部通讯员，我们指导员叫周衣冰，他经常给我们这些不识字的战士讲课，讲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我知道了毛主席和反法西斯战争，还知道了希特勒就快完蛋了。

周衣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腿负过伤，走路时腿有些送跨，往前尥尥地，他打仗勇敢果断。周指导员经常带领我们化妆成百姓突袭日伪据点。突袭之前摸清敌情，然后突然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周指导员打仗向来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指挥的战斗干净利索，他在场我们打起来心里有底，信心十足，把把成功。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日伪汉奸面前，振臂一挥，大吼一声：“动手！”我们迅速解决了鬼子汉奸。

1943年，在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我连包围了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鬼子打仗也是顽抗得厉害。剩下最后一个鬼子还端着枪哇啦鬼叫。我的老班长，我的入党介绍人，冲过去缴鬼子的枪，这小鬼子照老班长的头就是一枪，老班长壮烈牺牲，我们扑上去活捉了这个小鬼子。那时活捉一个小鬼子付出的牺牲太大了。在押送鬼子去旅部的路上，我真想一刀宰了这鬼子，老班长死得太可惜了。对待日军战俘，新四军可不像日本鬼子那样。那小鬼子在关押他的房间里哀声叹气，没有了往日的凶蛮，你喝斥他，他低着头不吱声，日本鬼子也有低头的日子。


有顿饭我们吃得有点野蛮了，但是对待日本兽兵我倒没觉得过份。我们连端掉了一个日伪区公所，这个据点的鬼子汉奸可恶得很，我们打进据点时牺牲了好几名有经验的侦察员。我同侦察班长联手，掏了一个肥胖的鬼子汉奸的心脏，我把这颗心脏送到连部做饭的地儿，让他们连同猪心肺一块给炖了。开饭了，团首长也来了，我作为通讯员站在他们身边，炊事班把一锅肉汤端了上来。首长见我不动筷子，夹了一块肉就塞到我嘴里，我没嚼一下就吞了下去。我见首长们谈笑间连汤带肉的把一锅肉吃了个干净。怎么说呢？现在看我们那时是过分了点。战争是无情残酷的，我也知道吞下的是什么，我没什么可顾忌的，战场上你死我活，不是我吃了你，就是你吃了我，就是这样。我们那时更多的时候是用刀杀人。我认识的一个战士，外号“骚子”，身上总是血迹斑斑，我问他，怎么搞的，就一句话：杀鬼子杀的。我们的胆气从哪来，从杀死对手那来，战场上没有什么道义可言。日本侵华日军什么罪恶没犯下，我们浴血杀敌就是为了结束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