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给中日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主要是一小部分右翼分子及政客。无论是二战以前的军国主义者，还是二战后的右翼分子，其占日本整个国民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是这少数人，一次次将日本推向万劫不复。
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服从意识
和日本接触过的人，多少都会感觉到奇怪：一方面，个体的日本人常常给人以有礼貌、有修养、有文化的感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历史和现实又都充斥着暴力和偏执。
个体与团体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日本社会的组织文化和政治生态谈起。
日本人从小被灌输对团队和国家的忠诚，对长辈、前辈和领导的尊敬。团体或国家领头人的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团体或国家的大方向。大部分日本人都仅仅是追随者，即便他们并不认可领头人选定的道路，也不会据理抗争，更少有公开挑战领头人权威的。他们大多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政府做了决定，他们往往选择服从，被动地卷入政治漩涡，承担潜在风险。
日本的政治向来极为封闭，家族政治及师生传承是其推陈出新的主要途径，政治家都是专业户，普通民众很难企及。由于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军人干政频繁、民间极端力量强大，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鲜有强势的内阁，缺乏有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治决策常常受到军方强硬派、右翼团体及党派等极端势力的重大影响，甚至被它们所左右。面对军方或右翼的一些过激主张和动作，日本政府有时候顺水推舟，有时候半推半就，很少直接反对制止。
与大部分日本人的缄默和日本内阁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右翼和极端保守势力虽人数不多，但却“敢为天下先”，其活动能量极大、“参政议政”十分之踊跃、行事方式极为荒诞夸张。
近一百多年来，日本基本的国策方针就是在极端势力、内阁政府、民众三者间形成并互动，一遍遍重复极端。日本历史上很多大的举动通常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或右翼势力这样的少数人率先发起，然后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并制定极端政策，最后是日本广大民众的疯狂参与。自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及政策逻辑莫不如此。
不可否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始终是少数，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抱团思维及服从意识，多数人的命运终被绑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二战后，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进行了民主改革，然而，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以及日本政治社会传统的惯性，使得日本的民主政治依然摆脱不了走极端的“窠臼”。搞政治的还是那些家族，还是那些派系，只不过稍微改换了门庭，这个圈子还是那样封闭，大多数日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例如，战后日本34位内阁首相中，绝大多数不是前朝的显贵或旧军人，就是政治世家之后。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魂，选票及议会虽然代替了天皇的权威和军国体制，但政治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至于日本的右翼，人数的确少了许多，但仍活动在风口浪尖，活跃非凡，在领土问题上、历史问题上频频对周边国家发难。近年来，日本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大，民众对其的认可程度也快速攀升。
2012年11月26日，日本《读卖新闻》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谁最适合担任日本首相”的问卷中，第一位是自民党安倍晋三（29%），第二位就是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的石原慎太郎（22%）。
连现任首相安倍都公然宣称，“如果要将我称之为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这样叫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的民主政治尚未成熟，其缺乏西方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正义和价值“底线”。
而日本“购岛”的闹剧再次印证了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图。在右翼分子的挑衅、煽动中，
www.66mscc.com在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解读之下，大部分没有立场的日本人紧跟日本政府起舞，支持其“钓鱼岛没有争议”的谬论，反对者寥若晨星。
当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后，日本政界及社会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不过，反思的重点不在是否该“国有化”这样的是非问题上，而是探讨时机选择、外交沟通等技术性问题。
即使其自身利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诸多日本商界大佬，无论事前事后，也都没有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仅泛泛表示担心在华利益受损。这种表现与西方公司财团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当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中国关系处于危机之时，这些公司往往出于自身利益，会通过各种途径给其母国的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政治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