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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5）徐执字第1354号案件被告(母亲）代理人郁孟丽。本案原告邢颖芳和被告于2009年离异，原告要房子不要孩子，被告成为法定监护人。由于被告经常在外地工作，我和老伴就带孙子移居上海市郊。三年后（2012年），原告突然现身并到徐汇区法院起诉变更监护权，诉求房子（市区一套归属孩子的房子）、孩子、抚养费1万/月，法院判原告败诉。原告随后又起诉探视权，法院判其胜诉。原告胜诉后心思并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到房产中心谎称房产证丢失，申请补办过程中被我发现并阻止，为此和我发生争吵，几个月不来探视孩子，反过来到法院申请探视权强制执行。至今已经申请三次，三个主办法官，两个都通知我到庭调查核实做笔录（第一次还签署了调解协议），唯独第二次（014徐执字第03791号）主办法官沈怡明，既不通知我到庭也不调查核实，凭原告申请就给在外地工作的被告限购机票，被告和我浑然不知。今年3月份接到第三次强制执行通知，被告接通知后预订返沪机票受阻改乘火车。经第三次主办盛法官查档，才知道是沈怡明法官所为。
4月8日我拿着第三次（2015徐执字第1354号）强制执行通知，去接受第二次（014徐执字第03791号）强制执行。我被沈怡明法官搞糊涂了，也不知道是被告（儿子）得罪了他，还是原告买通了他，不论谁的责任都要处罚被告，我和老伴申辩几句沈法官就驳斥和制止，而原告现任丈夫（和本案无关）却可以在执行庭侃侃而谈，原告不履行的协议又让我签字。签字后沈法官说限购机票是原告申请的，撤销限购必须原告写申请，他才考虑办理撤销限购。离开法庭时，沈法官又对我和老伴说，即便撤销限购，原告也可以随时申请限购，而且还可以申请其它制裁措施，我和老伴被他的话吓坏了，回到家反思这些年含辛茹苦抚养孙子，竭尽全力守护属于孩子的房产，不也是为了原告的亲生儿子吗？我们做错了什么？原告连续三次申请强制执行，却不履行调解协议，只字不提撤销限购，沈法官对此心知肚明，原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被告就无法解脱限购，这和敲诈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