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项与年的传奇生涯
中共“特科”项与年的传奇生涯
他从华工领袖到中共特科主力；他历尽艰险，传送情报，确保红军突围长征；他联名写信上书中央直言反对“毛、江”联姻；他于十年浩劫中，父子同遭磨难——
在白区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我们党内有许多优秀同志长期隐蔽在城市里，或潜入敌人心脏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常常更名换姓，不断改变身份和形象。他们形迹神秘，业绩也鲜为人知，甚至亲属也不了解，以致给亲属造成麻烦和误会。项与年就是其中之一。
从华工领袖到中共特科主力
项与年义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二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返回上海后，项与年调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中央特科，是党中央指挥白区隐蔽战线斗争的首脑机关。它是由周恩来建议并亲自组建的，其任务特殊，组织严密，行动神秘。内设四个科，其中三科又名行动科，因专门执行惩办叛徒和敌特等任务，成员均挑选出身好、对党忠诚、机智勇敢、勇于赴汤蹈火的党员担任。内部又称他们为“红队”和“打狗队”，项与年是“红队”的主力队员。
1929年8月24日，我党广东负责人彭湃、杨殷等，在上海新闸路中央军委机关被法租界巡警逮捕。项与年等“红队”队员曾乔装成拍电影的和小商小贩等拦劫囚车。由于武器未能准时送到，错过时机。彭湃、杨殷等被害后，“红队”决定严惩告密的叛徒白鑫，为彭湃等烈士报仇。白鑫叛变后一直躲在上海霞飞路——国民党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里。项与年在范宅附近日夜监视。当白鑫等人刚从范宅走出准备登车时，埋伏在周围的项与年等迅速射出复仇的子弹。叛徒白鑫和范家兄弟4人当场毙命。 历尽艰险，传送情报，确保红军突围长征
1930年至1934年，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大军集中江两，连续发动多次大围剿，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一些党外进步人士为苏区安危十分担忧，其中就有蒋介石的老友莫雄。莫雄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原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北伐时同蒋介石一度共事。1930年，莫雄在上海赋闲。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与我党人士素有交往，曾要求过入党，是中央特科联络的重要对象。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曾向其表示：“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为地下党提供帮助。
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并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莫将计就计，暗中同中央特科商讨后，由我党派人去司令部。当时，该司令部从副司令、参谋长到情报官，均由上海地下党派人担任。谍报组由我特科人员组成，项与年充当情报参谋。他利用莫雄的关系，在德安地区建立地下党组织，甚至派人打入特务训练班，到大特务头目康泽手下任职，从而使我情报人员在该地区畅行无阻。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开会，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妄图通过第五次围剿最终消灭苏区。 情况表明我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我党当时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荒唐鼓吹“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敌人”、“和敌人打阵地战”等等。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他冒着泄密杀头之罪，火急向项与年、刘亚佛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他们研究。
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要点。随后，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的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
鉴于项与年熟悉当地人情地貌，他被派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为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项与年决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林。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38岁的项与年身体憔悴消瘦，走路已十分吃力。加之前面封锁更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经反复思索，他毅然钻进山林，以惊人的毅力，用石块砸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他脸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成了一个讨乞的叫化子。从而混过层层封锁。 项与年终于用6天时间到达了苏区，亲自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中央军委“三人团”的周恩来手中。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莫雄司令部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0月16日，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仅一周，“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我中央工农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联名写信上书中央 直言反对毛江联姻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被派加入长征先遣侦察队，又名副其实地成为对敌斗争的尖兵。不久他又奉命去上海领受另一项特殊使命。
因为蒋介石对苏区红军悄然突围、突然转移极为恼火，紧急指挥部队迅速围追、堵截。为粉碎其新图谋，中央特科决定调项与年回上海，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其后勤补给线，以牵制其作战行动。
他火速赶回上海，接受中央特科的指令，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南后，第二天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去南京。年仅16岁的项南，望着来去匆匆的父亲，甚感奇怪。他不知道父亲到底从事什么职业，父亲在项南眼里始终是个“谜”。
项与年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但他始终沉着应付，始终否认是*人，只承认自己是受骗的同路人，逐步骗得敌人的信任，看管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管所，找到了地下党。然后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继而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事后，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后来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往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事，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从事统战工作。此后，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的传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梁明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迎接新的历史任务，党组织派梁明德等白区工作干部到延安抗大、党校学习深造。学习期间，他们耳闻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不禁忧心忡忡， 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这些中央特科人员在上海工作时，与文艺界交往甚多，对江青的一些不光彩历史早有了解，深知其名声不佳。为对党的事业负责，避免给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梁明德和王世英、南汉宸、陈雷、阎揆要、丘吉夫、刘子华等十多名地下工作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在上海的所见所闻，陈述反对毛泽东与江青联姻的种种理由。联名信直接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当时，延安一些负责同志也希望张出面做工作。于是张闻天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派警卫员送去，信中表示：“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婚，望你考虑，因为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然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居然向毛泽东打保票，出具书面证明说：“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1938年11月底，毛泽东同江青终于结婚。那天，在延安供销社摆酒两桌作为婚礼，张闻天因故未被邀出席(以上见《刘英回忆录》)。 毛
江联姻之后，在延安干部中一度引起议论。梁明德等人见木已成舟，只有望天兴叹，深表遗憾。
代友寻子，曾希圣布置“项南找项南”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地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多年南征北战，驰骋东西，使他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妻儿子女身在何方，他一无所闻，思念之情常在脑海中浮现。他不知道妻子王村玉被捕入狱后流落他乡，也不知女儿随妻入狱身染重病早已离世。 儿子项德崇是梁明德家人中的幸存者。他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干部。他同样思念父亲，尽管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说不清其身份，但毕竟有着深厚的父子情。而这个“说不清楚”，又曾经给项南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那是1943年在苏北整风运动中，按统一部署，所有革命干部都要说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身世、经济来源。唯有项南一问三不知，既说不清父亲是什么人、从事何种职业，也说不清家庭以何为生，一度引起人们的怀疑。审干人员根据他提供的模糊印象，曾试探询问：“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他无奈之中含糊答道：“可能是。”但又无把握，唯恐对组织不忠诚老实，犯说假话的错误，随后赶紧更正，使审干人员十分恼火。幸好区党委负责人思想开明，有感于革命斗争环境错综复杂，不无感叹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审查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说不清楚，那就算了吧，在实践中考验。”这样才使项南摆脱了困境。
此时此刻，远在陕西关中区党委任统战部长的梁明德，当然不了解这些情况。他同样说不清儿子身在何方、从事什么职业，曾托人多次打听妻子和儿女们的下落，但杳无音讯。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他才隐隐约约听说儿子长大成人后已参加革命，在安徽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当干部。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曾希圣极为重视，一次省里开会，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下谈话，嘱其代老战友在团干部中查找一位姓梁的青年。事后，项南翻遍团干部花名册，发现姓梁的干部有数十人，而曾书记提供的寻人资料又太简单、太抽象，要求进一步提供细节。
为便于查找，曾希圣说明老战友叫梁明德，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住八仙桥一带。项南当然不知道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他随意搭腔道：“我也是福建人，在上海读过书。”曾希圣也随意询问：“你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项南答：“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生意人，跑买卖。”曾又好奇地追问：“那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你们怎么会住那儿?”项南答：“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是地下党呢?”两人越谈越投机，有些往事，只要曾希圣一提及，项南也模模糊糊略知一二。通过一问一答，曾渐渐感到面前的项南与自己要找的人有某种关系，而且脸形与老战友也有几分相似，但是尚无绝对把握。于是，又进一步探问：“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答：“来往的人很多。”曾故意提示：“是否有一个胡子叔叔?”一提胡子叔叔，项南随即兴奋地说：“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他还带我逛大世界、看哈哈镜哩!”事至如此，真相大白，曾希圣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为准确起见，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项南定眼一看大声叫道：“胡子叔叔。”原来曾希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常留有胡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刻剃掉胡须隐身他去。
这次戏剧性的谈话，使省委书记托项南找项南的故事流传开来。事后，项南立即与在东北人民政府监督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的父亲梁明德沟通联系。因当时全国刚解放，双方工作紧张，未能会面。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梁明德才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但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又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投身工作。
1956年国庆节，此时离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业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受军委之托，特派项与年专程到广州接莫雄赴首都出席国庆典礼。李克农代表军委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二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十年浩劫中，父子同遭磨难
“文革”时期是历史颠倒的时期。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战士、闽西最早的*员，竞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大叛徒”、“特务”，无休止的游街、批斗，整得他死去活来，皮肉之苦和精神羞辱，使他悲愤交加。在一次批斗中，他一头栽倒地上。年已70多岁的革命老人，从此患了严重中风失语症，还并发有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但残酷的^造**派并未轻饶老人，仍时常轮番审讯他，他始终以手势表明自己是忠诚的革命者。尽管^造**派暴跳如雷，依然未能捞到任何稻草，最后只好把老人押送盘锦农场劳动改造。
饱经风霜的老人，已到了风烛残年，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农场试图甩掉这个包袱，几经周折，查到了他儿子项南的所属单位机械工业部。谁知此刻项南也早已落难，被打成胡耀邦的黑帮干将，同样押送农村批斗审查和劳动改造。一天，军管会找项南谈话，将盘锦农场革委会的公函交他，上面写道：“项南的父亲梁明德是叛徒，正在接受审查，因年高多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望动员项南接去赡养。”项南读后欲哭无泪，他没有想到革命一生的老父，竟然落此地步。而他本人此时也是孤身一人，正在接受劳动和 审查。妻子则远在西北宁夏五七干校劳动，子女们也已上山下乡，天各一方。军代表问项南如何打算，他只好强忍悲痛，如实相告：“我自身难保，一切相信和依靠组织。”
不久，辽宁决定将梁明德遣送原籍福建连城农村。连城是革命老区，老区虽贫穷，但干部和群众极为正直、朴实。他们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热烈迎接这位远方归来的革命战士。县革委会用有限的招待费接待他，安排他住进敬老院，为他治病。 梁明德老人返乡后，“文革”中的“揪叛徒”进入了高潮。广州和武汉专案组，争先恐后派人到连城，找梁明德挖所谓“中南第一大特务莫雄”的罪证；天津、北京专案组，也来找梁明德挖王光美和南汉宸的历史问题……面对众多的专案组，老人始终用手势比划，什么也不说。专案人员一无所获，扫兴而去。辽宁专案组当然也不甘寂寞，他们多次派人到连城审讯老人，还转道赴广州找莫雄等搜集黑材料。然而查来查去，人们却异口同声证明老人是为红军突围、长征送情报的英雄，是革命有功之臣。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确认梁明德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英雄，决定平反昭雪，补发工资。赤诚的老人接到一大笔工资后，首先邮汇1500元给原单位交纳党费，然后又捐资5000元为家乡修筑公路，改善交通。 在此之前，他曾拿出过去的积蓄，为本村购置一台发电机，使穷山沟里增添了光明。一天夜晚，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许亚到连城检查工作，所到山区均一片漆黑，唯独途经朋口小镇，突然发现山村灯光闪烁，引人注目。经询问，随行干部告知：这是一位革命老人的无私奉献。许亚深受感动，执意下车拜访。交谈中，他意外得知老人尚有儿子项南远在北京，而项南又恰恰是许亚40年代在新四军的老战友。这真是天下少有的巧合。他敬佩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人，更热爱这位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战友之父。他当机立断，连夜派车把老人送往省城疗养院检查治疗，让其早日康复。
病逝龙岩，家人团聚终成遗梦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宣告结束，项氏父子的历史冤案双双获得解决。已入耄耋之年的梁明德，虽仍重病缠身，但精神振奋，情绪饱满。此时，他的儿子项南也已恢复名誉，回到农业机械部担任领导职务，妻子儿女们也相继从各地农村返回北京。
每当家人团聚，项南总是十分思念远在老家的父亲。他想把老人接来北京赡养，但进京户口难解决。于是给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请求照顾。没有料到当时的部领导却严肃地对项南说：“你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你也是一个老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嘛，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如果大家都要求进北京解决户口问题，那不是让组织上为难吗?”这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使项南哭笑不得，只好从此不提此事。
1979年，党中央决定调整中组部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出任部长。他了解项南父亲的历史，更熟悉项南。一次开会，他突然主动问项南：为什么不把老人接来北京团聚。项有口难言，最后只好将1976年的谈话如实相告。胡耀邦听后气愤地说了声“乱弹琴!”随即提笔写信，同意将革命老人接来北京落户，同儿孙们团聚。
福建龙岩地委立即把革命老人接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发现老人患有严重肺炎，随即安排医院精心治疗，同时写信告诉项南：一俟病情好转，就派人护送北京。项南十分感激，当时他正受命率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工作极为繁忙。然而，当项南率团登机准备起航时，突然接到父亲治疗无效病逝龙岩的电报，只好委托妻子汪志馨赶赴家乡料理丧事。 父亲晚年孤居家乡病逝，使项南一家极为悲伤，也使父亲原属工作单位深感不安。梁明德毕竟是有过重大历史贡献的革命老前辈，为了悼念这位历史功臣，表达人们对其尊敬和思念之情，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后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会上的横幅庄严写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省委任仲夷、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纷纷到会。会上，许多人都不知梁明德与项南是父子关系，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不知内情，曾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的?”当项南说明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
习仲勋同项与年于30年代结成患难之交，40年代在陕西工作两人又是亲密战友。50年代后期，习仲勋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文革中更惨遭迫害，被下放在辽宁海城工厂劳动改造。当他得悉老战友病逝家乡后，悲痛万分，亲自执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送到邮局发往辽宁省委。18年后，他又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交的同志”。“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很少知道项与年(梁明德)这个名字及其传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