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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请来的“不速之客”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皖东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政委饶漱石热情接待了一位从上海风尘仆仆赶来的年轻人。在以后的10天中,饶漱石将这位年轻人待为上宾,白天相陪参观,晚上促膝长谈,俨若知己;最后又设宴饯行,派人护送返沪。


这位“不速之客”是谁?为何不远千里冒险前往皖东?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的饶漱石又为何将之待为上宾?

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转瞬即逝。饶漱石于1975年撒手人间,当年的青年现又在哪里?

1997年秋风乍起,我在上海延安中路—幢公寓里拜访了年逾/峋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吕子韬先生。他就是当年那位千里来访饶漱石的“不速之客”。如今,他已头发稀疏,两鬓添霜,垂垂老矣。谈起这段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老人沉吟片刻,感慨道,这事还得从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后脱险说起。

饶漱石突然来到永康吕公馆

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后的一天,两个身着长衫布鞋的人,以寻找朋友何鹏为名,叩开了浙江永康吕公馆的大门,受到主人吕公望的热情招待。

来者中,那位自称是小学教师的中年人,就是刚刚从皖南事变中脱险的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另一个稍年轻的是东南局联络员涂峰。连日来,他俩先从安徽屯溪到东南局兰溪联络站,后又赶往丽水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处,眼下来到了永康,接下来的目标是转道去上海。

外人不知,大名鼎鼎的永康吕公馆,其实是中共东南局设的一个联络站。饶漱石要找的何鹏,就是联络站的负责人。

早在1940年秋冬,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同意新四军皖南部队按国民党的要求撤至黄河以北,东南局也随部队北撤,与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合并(1941年5月合并成立华中局)。为了保持北撤后东南局与浙江、福建省委和3个特委的联系,决定成立政治交通队,何鹏为福建省委选派的交通员,并受命去永康城内凉风巷吕公望家建立联络站,负责福建省委同东南局的联系。

东南局之所以派何鹏前往,是因为何、吕两家曾是世交。何鹏的父亲何遂与吕公望都是同盟会会员,1909年在广西结为至交,共同从事反对封建帝制的活动。何鹏与吕公望的第五个儿子吕师简(即吕子韬)幼时食同桌、睡同床,俨如同胞手足。吕公望被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封为陆军上将怀威将军,曾出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担任过孙中山护法军总参谋长。抗战前,吕公望回到老家永康,被省政府主席黄绍骇委任为省赈济委员会副主任,办难民工厂和抗战敌后赈济事宜。正由于何、吕两家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何鹏在永康的工作自然如鱼得水。

1940年冬,何鹏通过其父的介绍,由浙江省盐务局总局长缪秋杰指派,以浙西盐务局视察的身份来到永康,并在吕公馆定居下来,永康联络站由此建立。

再说饶漱石见到何鹏后,何鹏即以朋友的名义把饶介绍给父执吕公望。礼节性拜访后,何鹏即陪饶漱石和涂峰在城内找旅馆。

当时,永康是浙江省的临时省会,警备森严,同民党军警到处搜捕失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饶漱石是他们搜捕的重要对象。为安全计,何鹏以吕公望客人的名义把饶漱石和涂峰安排在可靠的旅馆,一日三餐山吕家派专人端送。

“我开始并不知道来人是饶漱石,”吕老回忆说,“那天我外出到朋友家,下午回家,父亲告诉我说何鹏有一个当小学教师的朋友来找他。”

吕老回忆说,尽管何鹏没有告诉他饶漱石的真实身份,但从饶的言谈举止以及涂峰、何鹏对其恭敬的态度上,他还是觉察出了饶决非一位普通人。

当时,永康军警对过境去上海沦陷区的盘问甚严,没有证件难以通行。何鹏叫吕子韬去见饶漱石,就是为了得到合法的通行证。另外为了确保饶漱石的安全,何鹏还想清吕子韬出面邀集永康几个有名气的商界“小开”,同去上海“跑单帮”,遮人耳目。

吕子韬为人豪爽,当即向饶漱石表示,没有问题:

凭着父亲吕公望在永康的声望,吕子韬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好了通行证。

我问吕老:“何鹏何以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

吕老说:“我后来才知道我家是中共东南局的一个联络站。我和何鹏朝夕相处,经常议论时局;由于我对当局不满,我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语言。”

吕子韬“跑单帮”护送饶漱石安全抵沪

饶漱石在永康住了二三天就动身赴沪了。他们一行六七人,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辛旅程,终于安抵上海。

回首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吕老感慨万分。他回忆说,他们从永康经嵊县、新昌、长乐、奉化到宁波,原本准备从宁波乘船去沪的,不料,当他们到宁波时,因盛传日寇来犯,国民党以沉船堵塞航道相抵御,使宁波到上海的轮线中断。于是,他们不得不住进宁波大同旅馆。

吕子韬他们打听到石浦有去上海的轮船,第二天一早就动身,经二门、象山赶往石浦。事不凑巧,当他们到石浦时,轮船已离开码头停靠江心,等待启锚开航,不许再搭客。大家见状不免摇头叹息。吃好中饭,大家无精打采打起瞌睡。不知过了多久,吕子韬在睡梦中被饶漱石轻轻推醒:“小吕,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吕子韬赶紧起身,随饶漱石来到宁波防守司令部边防站,饶对一位上校军官介绍说:“这位就是吕将军的公子。”

原来,当大家感到赴沪无望时,饶漱石却独自来到宁波防守司令部边防站,找那位上校军官通融。上校看了通行证上的地址,突然说:“这不是吕将军府上吗?”饶漱石马上答道:“是的,是的,吕将军公子与我们同行。”于是就出现了前文的一幕。

那位上校见到吕子韬后,客气万分,当即同意雇小舢板送他们一行上船。当他们登上轮船,才舒了一口气。据说,这是石浦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轮船。如今吕老忆起,不禁感叹不已,说如果没有饶漱石的灵机一动,此行的结果就很难想象了。

轮船驶至吴淞口,突然,开来几艘日军小炮艇和一艘红十字会的船。日军上船后,立即命令所有乘客和船员站到甲板上列队等候检查。乘客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十分惊恐,吕子韬也捏了一把汗。后来才知道,日军上船是为了检查乘客有否携带鼠疫。原来,日军不久前曾丧心病狂地在宁波投下过鼠疫菌弹。鼠疫的潜伏期一般为5天,日军就命令轮船在吴淞口整整停了5天,直到确认无鼠疫患者,才予放行。吕老回忆说,那5天对他来说简直渡日如年,唯恐出漏子不能完成护送任务。

饶漱石邀吕子韬赴皖新四军军部事出有因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涂峰通知吕子韬,饶漱石邀请他去皖东新四军军部参观。吕子韬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饶漱石邀请吕子韬赴皖东事出有因。

据吕老回忆,在他护送饶漱石到上海的近半个月中,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彼此更为熟悉,饶对他更加信任,途中常常深谈。到达上海以后,饶在暂时留居的两个多月中,也与吕子韬来往密切。

吕老还特别提到这样一件事:饶漱石离沪前,特嘱刚练刻章的郑家祺(曾任太平中心县委书记、东南局驻浙江政治交通员)用朝鲜白石刻了一方“子韬”的名章相赠,落款是

“超然赠”。饶漱石托涂峰把这方章转交吕子韬。尽管这方章只有小姆指那么大,但他觉得很有纪念意义,所以一直珍藏至今。此外,饶漱石还送给吕子韬一把十分时髦的吉列牌剃须刀。为了感谢饶漱石的馈赠,吕子韬送了一双高级皮鞋作为回赠。

饶漱石离沪后,吕子韬与涂峰等经常接触,为革命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

吕子韬为党所做的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饶漱石完全了解。经过两年多的考察,饶漱石完全信任了吕子韬这位富于爱国心、同情*的无党派年轻人。此时,新四军军部已于1943年1月迁至皖东黄花塘,为了实现两年前希望吕子韬来我们这边看看的诺言,他向吕子韬发出厂正式的邀请。

黄花塘军部饶漱石热情款待吕子韬

对吕子韬赴皖东新四军军部一事,涂峰有这样的回忆:“1943年3月,沙文汉同志到上海我的住处,交给我一份华中局电报,要我偕同郑家祺同志并设法动员吕子韬同志都到华中局去,那时华中局驻地在淮南路东黄花荡。由上海至淮南军部的路线都是沙文汉同志派来的交通员布置的。”

由此看来,当年饶漱石邀请吕子韬赴皖东新四军军部是华中局决定的一项工作。据吕老回忆,他和涂峰、郑家祺和向导一行4人,经南京、六合于第四天傍晚到达皖东黄花荡新四军军部。那天,天色将晚,吕子韬、涂峰和郑家祺骑着从途经的师部借来的马,由向导带路,来到一间茅屋前停下。吕子韬下马后,见从屋里走出一个满脸大胡子的新四军干部,定神细看,万万没想到,迎来的竟是分别两年多的饶漱石,他不禁高兴地喊了起来。饶漱石与吕子韬热情握手问候,询问一路是否顺利。吕子韬见饶漱石留起了大胡子,开玩笑地说:“你真像列宁啊!”饶漱石听了笑了起来。此时,吕子韬想起了饶漱石赠他的那把吉列牌剃须刀,如果饶留着那把剃须刀,或许今天就不会留大胡子呢!吕老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抗战胜利后,那把剃须刀被友人借走未还,倒是放刀片的小方盒至今仍在。

饶漱石热情地招呼吕子韬进屋坐,眼前的一切令吕子韬难以想像一个*重要干部的生活条件如此艰苦——空空荡荡的屋内只有一张板床、一条凳子和一张桌子。

饶漱石把吕子韬安排在他对面的一间茅屋里。饶告诉他,那是陈毅军长的房间,因陈军长外出养病而空着。屋里的陈设与饶的房间一样简朴。

吕子韬在新四军军部的10天中,受到饶漱石的热情款待,不仅一日三餐有别于新四军战士,而且每天有一包老刀牌香烟供应。他深知,尽管这种香烟很低档,但在那里可是奢侈品啊!

吕子韬每晚都在饶漱石的斗室中叙谈一二个小时才回客房睡觉。他对饶并无拘束,言语谈吐比较随便。吕老说:“尽管他已当上了政委,我仍然像过去那样称他为‘老吕’,他亦不以为忤。另一方面我也很知礼知趣,若有人来谈公事或是送‘文’给他,我便退出回到自己客房中去,但常常是饶作一个手势示意我不必离开,我便又坐下,只见他吩咐一两句话或是签上什么字,待来人走后,我们之间的谈话又继续下去。”

饶漱石一有空就陪吕子韬到处参观,干部学习处所、军首长住处、平原行军掩护壕、农民家庭、大生产垦荒场等都看了。每到一处,都给吕子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深受教育和鼓舞。

还在1942年底,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有一天,饶漱石陪吕子韬去拜访张云逸副军长。恰好,穿着土布军服的张云逸扛着锄头回家,见吕子韬一副不解的神色,他的夫人爽朗地解释说:“大生产嘛,干部都参加劳动。”那天,张云逸善良、纯朴的形象给吕子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次,饶漱石带吕子韬到村外去看平原行军掩护壕。饶漱石介绍说,“行军壕”可通往几个方向,长约几十里到百里以上,壕深不到3米,宽2米,壕底平整,几名战士并排背上枪械包袱行军绰绰有余。因为皖东苏北都是平原,很少有掩遮,军队调动容易被敌人发现,有了这种“行军壕”,敌人骑在马上用望远镜也看不到。吕子韬展望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感慨这样浩大的工程,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完成,军民付出的力量真是无法计算啊!

有一个上午,吕子韬与饶漱石在村边散步,见一块不大的坡地上,有几个乡民在夯土。饶漱石说,那里正在造两间土房,一间是陈军长的,一间是他的。他解释说:“总不能老占住老百姓的房不还呀。再好的客人长住主人的房子不迁,也会受嫌憎的。”

吕老告诉我,他对皖东之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初就作好不回来的准备。有一天晚上,他向饶漱石提出要求留在新四军工作的想法。但饶说:“你还是回上海的好,在外面同样可以为革命做事。对你来说,也许效果会更好些。”

第二天晚上,饶漱石又郑重对吕子韬说:“我们研究过了,认为你可以利用自己家庭和社会地位等有利条件,会更有利于我们。你如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帮助你的,必要时会派人与你联系。”

惜别那天,饶漱石在自己房中设午宴为吕子韬饯行,作陪的有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钱俊瑞。几位新四军领导给吕子韬留下了朴素诚恳、平易近人的印象。席间,饶漱石的一番勉励令吕子韬感动不已。饶漱石又说:“返沪以后望多加联系,有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嘛!”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时的情景,吕子韬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感慨地说:“皖东之行,我终身难忘啊!”

后记

在采访中,吕老告诉我,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向组织汇报外,他始终将护送饶漱石抵沪以及皖东之行秘藏心中。他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向往进步和革命,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族解放,根本不考虑任何回报。上海解放后,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曾托浙江省委转告吕子韬,要他到华东局找饶漱石。他即去福州路江西路上的华东局找饶。但很不巧,那天去时饶漱石正在主持会议,他想,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饶掌管华东局,工作繁忙,何必再去添麻烦呢,就没有等待便走了。后来,他再没去找过饶漱石。

我了解到,吕老解放后的人生历程并不平坦,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从不把为革命所作的一切抬出来作为向组织炫耀和邀功的资本。后来饶漱石成为人民的罪人,使他更不愿谈论这段往事了。即使在今天,尽管他生活安定,晚年幸福,但对一个历经磨难又淡于名利的老人来说,向世人披露这段历史也需要有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在吕老看来,历史需要真实,有意去湮没历史,无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