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代的覆灭不可避免：病态政治与民心丧失
数百年来，无数人哀痛于明代的灭亡，在他们看来，清朝的一统，意味着汉民族的又一次彻底沦陷。人们或想到，先于明代数百年的北宋王朝，也经历过与晚明相似的繁荣，而北宋以其军事力量的羸弱闻名于世，然而，靖康之难后宋朝毕竟保住了半壁江山，在南方继续了150年的统治。但曾经兵进漠北，平定安南，万国来朝的明朝却垮得那样快，那样惨。在崇祯年间，清军五次入关，席卷直鲁，如入无人之境。明亡后清军自山海关长驱直入，迅速控制了北方，次年又挥师南下，数月内占据江浙，数年内进抵广州。除了扬州等少数地方稍有抵抗外，清军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尽管明朝最后的永历政权为留住残山剩水，与过去的劲敌——农民军余部携手抗清，但毕竟大势已去，十余年后便宣告彻底失败。
不少人对明代的灭亡怨天尤人，耿耿于怀。殊不知，正是晚明盛行的病态政治、赋役苛扰与民心的丧失决定了明代的覆灭乃是历史的必然。
病态政治
说到晚明的病态政治，人们自会联想到宦官专权，然而宦官专权其实不过是病态政治的种种表现之一。病态政治的根源在于政体。明太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废除丞相职务，由所谓的“内阁”秉承圣意处理政务。但内阁的意见“票拟”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据，因此说“内阁”仍具有一定的权力，只不过它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批红”。对于勤于政务的君主而言，内阁作为其行政秘书，不难予以驾驭；而一旦君主怠于政事，则内阁的权力便会急剧上升，为权力所诱惑的官员也会为了内阁的执掌权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内阁首辅要保证其地位，又必须获得那些代行“批红”的权阉的支持，从而形成腐败的官僚——宦官集团，攫取各种政治私利。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疲软，引发官僚对于权力的争夺，形成政治利益集团，使腐败日益加剧，这是明代一再发作的政治病症，也是一切专制政体难以避免的通病。
赋役苛扰与两极分化
对于一个专制君主来说，天下的地土民众都是其家产，而将这份财产经营得当，传与子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官员则如他的管家与仆人，负责管理家业，维持家中的开支用度。一个善于治家的主人，不仅要选择胜任的仆人，也要密切监督考察，规范其行为操守，还要善于培养仆人们的忠诚度。明太祖支给官员们难以接受的低廉俸禄，但其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刑罚遏制了官吏的渎职腐败。而时至晚明，荒淫贪婪的明神宗、玩乐无度的明熹宗无暇监管，致使整个官场的腐败登峰造极。隆庆、万历之交明廷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在于减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在正税外滥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便源于此时，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或诡寄地产于豪绅名下，极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动辄滥赏宗室地产，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万顷，田连阡陌的藩王与官僚地主。与此同时，据顾炎武估计，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晚明时9/10的民户沦为无地的佃农。大量的失产民众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体现了晚明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
民心的丧失
病态政治与苛捐杂税带来的是官民的离心离德，最终将明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当民生难以为继之时，民众自然而然地将生死置之度外。崇祯年间，明王朝沉疴已极，又逢旱灾、蝗灾、瘟疫齐袭，官府疏于赈灾而急于苛敛，导致民变蜂起。加入起义队伍的除了农民，还有过去的明军士兵和一些文人。内外交困的明廷，为筹措军费支出，加派“三饷”，无异于饮鸩止渴，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了反抗队伍，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到京师被大顺军攻陷之时，除了东南沿海一带，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被义军所席卷。
即使是起义未曾涉及的地方，民众也普遍对明王朝失去了忠诚。这一点或许有人会举出江南人民抗清的事例加以质疑，但应当看到，除了史可法在扬州领导的抵抗，江南大多数地方的抗清活动都并非发生在清军占领之初，而是在顺治二年五月“剃发令”颁布之后。江南人们所捍卫的，并非明王朝的社稷，而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人伦信仰。后人所谓的“反清复明”，多数要恢复的是汉族的政权，而非朱明的统治。反观清军入关后，迅即昭告天下，豁免明末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加派，并规定清军途经之地当年田赋减半，清军未途经的归顺地方当年田赋减1/3，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税赋予以豁免。在占领南京后，清廷重申了减免赋税的措施。清廷的这一举措让普通民众得到了实惠，对于广大人民接受、服从新政权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不仅是民众，明朝众多的官僚也最终抛弃了明朝。崇祯末年，明廷内忧外患，财政捉襟见肘，明思宗动员朝臣献产助饷，内阁首辅魏藻德竟表示家无余财，群臣亦多虚与委蛇。崇祯十六年清军入关，内阁首辅周延儒出京督师，竟滞留通州，终日饮酒作乐，并频频假传捷报。首辅如此，上行下效，明朝地方官员在农民军或清军兵临城下时，或弃官遁走，或开城投降，鲜有尽职坚守者。明思宗临死前在袍服上大书“诸臣误朕”，而明臣面对崇祯帝遗体，“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清军南下时，南明诸政权中也仅有史可法、瞿式耜等少数官僚能够背水一战，为国捐躯，众多文武官员或鸟兽溃散，或望风而降。官僚群体对明廷的背弃，大体有两个深层原因：官场的腐败风气与君主对官僚的一贯猜忌。腐败满足的是官吏的种种私欲，当私欲膨胀时，对于社稷的忠诚度随之下降，欺下瞒上、见风使舵、党同伐异、明哲保身等一系列官场恶习四处蔓延。晚明的官场，结党营私层出不穷，派系倾轧屡见不鲜，正直的官员多遭排斥，真才实学者难受重用，致使军政大事多被贻误。
有人指责南明弘光帝“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然而当时当地，面对日积月累的弊政沉疴，即便开创江山的明太祖在世，恐怕也回天乏术吧？话又说回来，明朝的衰亡，制度上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明代的覆灭，晚明诸帝固然难辞其咎，然而，这与创立明代诸制的明太祖朱元璋，难道就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