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季承 □采访 记者张英
等于是没有父亲
我是2008年11月7日到301医院见到父亲的。
看着他坐在椅子上,面容清瘦,我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我们已经有13年没见了,我太激动了,13年里,我一直想见他,我找过许多能够见到他的人帮忙,可就是进不去医院。
这次我们相见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我们是避谈感情、家庭这些敏感问题的,互相客客气气的,这次进去以后,什么事都可以谈。13年了,我父亲写了一系列文章,你看他谈家庭的和谐,谈家庭的温馨,谈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系列的文章,实际上都是总结他的经验教训。
回想这辈子,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1935年,我刚出生3个月,他就去了德国。等他回国到北大教书再次见面,已经是1946年,我12岁了。我当时特别高兴,经常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喊“爸爸、爸爸”,又怕别人听见,又担心自己叫得不够亲切。
我和姐姐成长时,大部分都是母亲陪我们。小时候跟伙伴们一起玩,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很多小孩问我,你爹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不出来。等于是没有爹的孩子。他们总说我是野孩子。
在济南的时候全靠我家四合院的租金过活,有吃有穿,但生活简单。从小我就觉得母亲很苦,丈夫不在家,里外全靠她一个人,做饭、洗衣,照顾上面的叔叔、婶婶,还要管我和姐姐。
父亲从国外回来会送我们礼物,摸摸我们的头,也拍拍我们肩膀,但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抱起来骑在肩膀上,从来都没有。我小时候很渴望他抱我一起玩,但他没那么做,我们也没失望,因为不知道父亲应该跟孩子怎么亲密法。
我来北京是17岁。1952年,我考上了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北大教了6年书了。两年后,我姐姐从天津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我毕业以后分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原子弹研究。
我们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一家人却没有住在一起。当时我住中关村的单身宿舍,我姐姐住在她的单身宿舍,我们和父亲的联系就是几个礼拜去北大看他一次。那时北大已经从沙滩搬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去一趟很难。即使见面,我们也没有像别的父子那样的感觉,反而像亲戚、朋友一样。
小的时候听说父亲在国外念博士,读了大学才知道他是北大教授,毕业之后就更了解了:哦,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那时候父亲社会活动比较少,知名度也不大,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我们见面的时候,从来不谈家里的事情,也不谈个人的感情喜好,就谈今天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像纯粹的朋友一样。现在想起来,父子、父女这样客客气气的家庭关系,太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