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茶

说到日本人，中国人都知道他们的“团队精神”强，这往往引起某些国人的感叹，甚至希望中国人也能象日本人那样。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需不需要学习日本人那种极端的“团队精神”，值得国人深思。
本文用“日本人”作为一个人群的象征，并不仅仅指日本人，可以代表某个民族，也可以代表某个国家的一部分人。用“美国人”作为另外一个人群的象征，同理这里的“美国人”也不仅仅代表美国人。在这两个人群中，由于“日本人”的文明程度落后于“美国人”，相对于文明程度更高的“美国人”来说，“日本人”可以说是野蛮人。
可是这群相对野蛮的“日本人”却有着极其强烈的“团队精神”，这并不矛盾。这跟“日本人”历史上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有很大关系，因为野蛮民族更注重培养这种以欲望克制为基础的品德，下面分析一下这种日本式的极端精神是怎样形成的。
在“日本”历史上，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动荡不安，从幼年时起，“日本人”就知道要为自己的命运承受各种可怕的结局作好准备。他们在克制自己喜欢的欲望方面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日本人”的习惯和教育也要求每个“日本人”具备坚强的毅力，为了这个目的，“日本人”崇尚“武力”和“团队精神”，动乱的环境不仅使他们习惯于各种困苦，而且教育他们不能屈服于这种困苦所引起的各种感情，也不能期望他的同胞因自己的痛苦而表示同情
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在我们能更多地同情别人之前，自己必须处在某种程度的安定之中。如果在自己很痛苦和受到折磨的时候，我们就无暇顾及其它人的痛苦感受。当处于野蛮状态的“日本人”都在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急需而奔忙不已时，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不会太注意他人的痛苦和欲求。因此，一个“日本人”，无论他痛苦的性质是什么，并不期望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同情，也不愿让人们知道他的软弱。他既不想让激烈的的感情外露，也不想让这种感情扰乱他行为举止的镇定。所以，“日本人”可以在任何场合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认为如果表现出了悲痛或愤恨的情绪，将会大大有损于自己的尊严。
在特定的环境下，“日本人”盲目崇尚的团队“精神”似乎是需要的，这种具有相当凝聚力的美德可以激励更多“日本人”换来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是，这种以自我克制为基础的团队“精神”却使“日本人”被迫抑制了自己的感情表现，养成了虚伪和掩饰的习惯。当他们有意隐瞒自然的情感时，你就无法从他们那里获知他们情感的真相。一个“日本人”的感情，虽然从未通过任何外部情绪表达出来，却隐匿在自己心里，虽然他很少流露出任何愤怒的表情，但是，当他抑制不住自已的复仇欲望时，他的报复却是残暴和可怕的。
比如，日本人曾经入侵过中国，制造了血腥的“南京大屠杀”，而很多日本人并没有认为这种做法不对。这些日本人虽然没有丧失认为这种暴行不合宜的感觉，但却失去了对这种暴行应当受到处罚的感觉。再比如，日本人喜欢残忍地剖腹自杀，他们熟悉了这种行为，习惯已使他们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所以日本人就非常容易地就把它看成是“世之常情”的东西，中国人把这种情况称为“存在就是合理”。
作为与“日本人”比较的另外一个人群，“美国人”的生活相对舒适安宁，很少有机会磨炼出忍受劳累和痛苦的能力，并且能尽情满足出乎本性的各种爱好。因此，“美国人”的感情比较敏感，富于同情心，也更容易原谅稍微过火的行为。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人”可以充分表达内心的痛苦，放纵自己的愤怒，也很容易得到同胞的谅解。“美国人”并不认为这种软弱会影响他们的某些基本品质，他们不怕暴露自己强烈的情绪而受到人们的轻视，因此习惯于听从天性倾向的“美国人”变得坦率和真诚。而且，“美国人”不会因为自己缺少“日本人”的这种团队“精神”而自责，因为在“美国人”生活的环境中，并不要求具备“日本人”那种超人的团队“精神”，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独立的价值观来自由地表达对任何事物的观点。
从“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的行为风格差别来看，人的道德情感确实容易因习惯和风气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亚当·斯密说过：“在特定的年代，任何民族中产生的行为风格，常常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最适合于那个民族的处境的”。分析一下”日本人”的的行为风格，这种团队“精神”可能是最适合古代“日本人”特定处境的品质。鉴于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文明古国,习惯和风气与“日本”有很大不同，所以不太注重培养这种极端的团队"精神"，在这方面比“日本人”逊色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日本人”从野蛮走向文明之时，以人道为基础的美德（比如“敏感”和“富于同情心”）本应得到比以自我克制为基础的美德（比如团队精神）更多的培养， 而“日本人”却顽固地继续强调这种极端的“团队精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式的极端“团队精神”并不值得和平环境下的中国人学习。

作者:大卫三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