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英才韦国清将军
一代英才韦国清将军
韦国清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由一名普通的壮族农民自卫军战士成长为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建立了卓著功勋。
少年立志从戎
1913年9月2日，韦国清诞生在广西东兰县东院区板梅乡弄英屯的一个壮族贫苦农家。这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四周山峦起伏，一条山间小道婉蜒通往30里外的县城。
在那苦难的年代，地主豪绅霸占着大部分山林峒场，高额地租以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迫使壮汉瑶族农民世代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韦国清一家祖孙三代九口人，祖父韦廷繁、父亲韦宗典、继母程氏（生母覃氏早逝），还有四弟一妹。祖父和父母亲都是勤劳正直的农民，起早贪黑地终年劳作，也只能维持全家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幼年的韦国清聪颖过人，颇受粗通文墨的父亲宠爱。1921年，家里每月节省几筒米谷作为学费，送他到距家六七里路的龙网小学启蒙。穷苦人家的孩子早懂事，韦国清每天清晨拎着几个红薯或山芋爬山越岭去上学，傍晚返家就照看弟妹和放牛，稍大些后就背水、砍柴、割猪草，难得有点空闲时光与邻家孩童玩耍。韦国清自幼过着艰难的日子，幼小的心灵深处晓得能使自己读书的那几筒谷米来之不易，因而发奋读书。每天的课文他坚持在松香油灯闪照下默记熟诵，作文常得先生赞赏。三年后，韦国清转学到相当于高小的巴朋小学。他在巴朋小学，学习更加刻苦，为他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铺垫了初步的文化基础。
东兰县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早在1924年3月，韦国清的父亲韦宗典就跟随韦拔群闹农民革命，在板梅乡一带发动农民起来斗争。1925年夏，东兰农运风起云涌，韦宗典组织成立东院区和板梅乡的农会与农军，并担任区农会副会长，带领农民兄弟姐妹们反对土豪劣绅，指挥农军回击国民党右派军警和豪绅团局的摧残焚杀，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韦国清崇拜拔哥，也敬佩自己的父亲，时常帮父亲为农会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韦宗典看到他的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1926年7月17日，灾难降落韦家。由于韦宗典是东院区农会的著名“农头”，一伙团局武装埋伏在丘劳屯附近袭杀了他，还把首级高高悬挂在路旁树上。父亲的牺牲，在韦国清年幼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祸不单行，祖父韦廷繁于翌年春亦被杀害，连借以栖身的破茅屋也遭焚烧。继母程氏将韦国清等四儿一女托付给叔父韦廷正抚养，自己含泪带着年仅一岁的幼儿邦伍改嫁而去。未满 14岁的韦国清强忍悲愤，草草安葬了祖父之后，挥泪告别了亲人们，就和邻村的几位穷苦大哥们一起投奔了韦拔群领导的农军队伍。离家那天，他来到祖父和父亲的坟前跪着发誓：不报血海深仇,死不还家！年轻的韦国清，就这样坚定地走上了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
从红水河到延河
1929年夏秋，经两年多极其艰苦的红水河农村游击斗争的磨炼，韦国清成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农军队员。这期间，广西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俞作柏、李明瑞回桂主政的机会，派遣邓小平、张云逸等数十名党员干部来到南宁，积极开展革命统战和兵运，迅速恢复发展了广西的革命运动。东兰农民自卫军在韦拔群率领下越战越强，队伍拥有2000多人枪，直打得东兰、凤山地区的土劣团局一败涂地。年仅16岁的韦国清随农军转战于红水河的千山万岸，迎接百色起义的发动。
12月1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雷经天等为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组织发动了百色起义，宣告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创建了右江革命苏区。东兰、凤山等县农军主力奉命整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纵队长。韦国清满怀喜悦地参加了百色起义，从一名农军队员成为光荣的红七军战士。同月，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具有高小文化基础的韦国清是战士中的“秀才”，又经过两年残酷的农村游击战争的锻炼，他很快就被韦拔群“相中”，调他到三纵队宣传队当宣传员。当宣传队员，不仅要有文化和口才，而且要懂得通俗讲解红军的宗旨和中国*的政策，并使之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为了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韦国清认真学习《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中国*十大政纲》和《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以及《右江日报》等文件书报，然后联系东（兰）凤（山）人民遭受压迫剥削的苦难和韦拔群领导农民闹革命的斗争事实进行演讲，生动具体地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和红七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宗旨，不断激起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对*、红军的拥戴。紧张的演讲宣传活动，逐渐锻炼了韦国清的政治工作才能和宣传发动能力。
1930年6月，红七军主力从黔桂边回师右江，收复了右江沿岸革命根据地。韦国清与第三纵队的40余名战友被选送到平马镇参加红七军教导大队的学习。在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敬慕已久的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教导队主要开设政治、文化和军事课，邓政委、张军长等军部领导人都亲自授课。一次，邓政委到教导队讲授土地革命这一课，他先问大家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农民？接着围绕着“土地”这个词儿扯开了话题，讲地主为什么有土地、剥削人，农民为什么没有土地、受剥削？农民没有土地该怎么办等等。不知不觉间，邓政委把大家引到这个理儿上：农民要获得土地，就要团结起来，在中国*领导下同地主斗争，打倒国民党军阀和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从此，邓小平就在韦国清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和训练，韦国清的政治理论、文化知识和军事技能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对他后来的基层领导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11月初，红七军各纵队集结河池县城整编。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红七军四个纵队整编为十九师和二十师，韦拔群率七八十人枪返回右江集中各县农民赤卫军组建二十一师。11月10日，邓政委、张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率领红十九、二十师7000多广西工农红军健儿离开了右江根据地，执行党中央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配合中央红军完成南中国革命的“左”倾战略任务。在河池整编中，韦国清从军部教导大队毕业，被调到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三连任排长。他勇敢地踏上了艰难悲壮的远征，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在北上征途所进行的四把、长安、武岗等几次恶战中，他不怕牺牲，身先士卒，勇猛作战，带领全排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
1931年2月，红七军第五十五团经过梅花村、乐昌河数役后，经粤北挺进江西崇义县。这时，韦国清转为中国*党员，并升任第三连连长。当年4月，历经艰辛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湘赣苏区永新县，与红七军五十八团以及红二十军、湘赣独立师会合。随即三部红军发起安福战斗，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缴枪1000余枝、迫击炮数门的大胜利。同月底，韦国清参加了红七军在永新县城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总结了北上以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会后，得到补充的红七军在红二十军和湘赣独立师的配合下，连克茶陵、攸县、莲花、安仁、酃县、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韦国清指挥三连英勇杀敌，屡建战功。7月初，红七军告别了情如鱼水的湘赣苏区人民，东渡赣水会师中央红军。两个月之后，投入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红七军协同兄弟部队于东固方石岭地区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及第九师一部。之后，又攻打赣州，转战湘赣粤边和回师赣南，并参加发起乐安、宜黄、水口等战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绩。韦国清以一连之长带领连队参加了上述所有的战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的名字渐渐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
1932年10月间，韦国清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到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参加第四期学习。红军学校设在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红军学校的专职教员不多，主要课程都是请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人来作专题报告和演讲。如毛泽东曾作过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朱德、刘伯承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兵运报告，还有邓小平讲授党课，贺昌、王稼祥讲授红军政治工作等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家精彩的演讲，不仅使韦国清大开眼界，而且使他这位原来就已颇通文理的年轻“秀才”更上一层楼。红军学校的生活，像磁铁般地紧紧吸住了韦国清的心。拂晓，他踏着露水早读；星夜，他操练演习军事指挥技术。经过三个月的学习，韦国清以优异成绩毕业，重回红七军任连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他奉调回到红军学校任教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及时培养大批红军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于1933年10月17日发布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的高级班和上级班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兼政委。红大下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军事和上级参谋四科。1934年1月，韦国清被选送到红军大学继续深造，并兼任一个科的党支部书记，既是学员又是教员，工作极端紧张艰苦，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完成学习和教学任务，他更加系统地钻研当时在瑞金所能搜集到的军事理论著作，虚心向首长、教员和学员们请教，迅速提高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水平。与此同时，他积极协助校部领导做好党务管理工作，为革命战争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作战略大转移。红军大学奉命与红军彭杨学校、公略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军委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下辖步兵第一、二、三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隶属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星纵队）司令叶剑英指挥，负责中央机关的保卫任务。韦国清担任特科营营长，与政委黄骅一起率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特科营是兼炮兵、工兵、机枪干部三位一体的特殊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迂回作战等等，都少不了特科营的份。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水深流急，险峻异常。红军只有突破乌江天险，才能甩开穷追之敌。中央军委把强渡乌江架设浮桥的任务交给了干部团特科营。1935年元旦这天，团长陈赓和韦国清率领特科营星夜急行军60公里，赶到边界渡口，此处江宽200余米，水深四五丈，波涛汹涌，流速每秒两米多。工兵连的英雄们在器材短缺、水流湍急、军情紧迫的严峻情形之下，冒着北岸黔敌枪炮轰击，砍竹伐木扎竹排架设浮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怎么也无法在湍急的水流里固定住浮桥。韦国情急了，冲着很有架桥经验的工兵教员谭希林、何涤宙将起军来：“两位架桥大师，你们平时理论一大堆，讲的也不错，眼下有何妙计啊！”这一军真的将出妙计来了。妙！妙与锚同韵。两位工兵专家从“妙”联想出了用石代锚来固定浮桥的办法。原理很简单：用大竹篓满装石块，两个大竹篓再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固定浮桥。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经过36小时的奋搏，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为中央红军迅速跨过乌江，直下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尔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威逼昆明，把几十万敌军弄得团团转，我军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韦国清率领特科营为保证全军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建立了奇功。
4月29日，中央军委在云南寻甸、嵩明地区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命令我军3路星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皎平渡，五军团仍殿后掩护。30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干部团作战斗动员，派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二十九分队，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全团指战员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到党中央和全军安危的一次战斗。干部团在刘伯承、宋任穷和陈赓的率领下，分先遣营和后梯队两部强行军。5月3日晚，刘总参谋长和宋任穷指挥先遣营以神速的动作越过崎岖山路280余里，胜利赶到金沙江边，智夺渡船，袭歼厘金局，成功地控制了皎平渡口。韦国清协同陈赓团长带领第一营、特科营和上干队顺利渡江。随后，陈赓、宋任穷又带领第一营和第二营不惜一切牺牲向纵深发展，坚决打垮了防守的敌军主力，乘胜占领了皎平渡以北40余里的通安州；韦国清带领特科营坚守渡口，并亲自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船渡江。5月9日，中央红军胜利过江，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这样，韦国清和干部团的英雄们为掩护全军安全渡江，实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5月25日，中央红军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29日,又飞夺沪定桥。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国民党断言中国工农红军要做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产。
5月30日，干部团从安顺场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的天全、芦山前进。韦国清率领所部以无所畏惧的顽强精神和勇于献身的豪情，相继跨过绵延千里的大雪山。历尽艰险的中央红军终于在6月中旬在懋功地区会师红四方面军。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两大主力红军继续北上，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7月，中央军委决定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后叛党）、教育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兼，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领导人亦编入红大政治部工作。干部团的特科营编为红大的特科团，韦国清担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下辖骑兵、工兵、炮兵、机关枪四个科，各科干部大部分是原干部团特科营的，而学员则全部是红四方面军选调来的。韦国清为能在刘少奇、董必武等革命家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新的严峻斗争又摆在韦国清的面前。8月21日，他和宋任穷率特科团随党中央带领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进入了沓无人烟的大草地，泥潭、腐水、雨雪、寒冷和饥饿折磨着每一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优秀的指战员长眠在行军路上。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领老干部团特科营的同志时刻关心体贴红四方面军的新战友，增强团结，并以无坚不摧的革命毅力越过了令人怵目惊心的大草地。9月初，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的张国焘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企图用武力裹胁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全部南返，闹起了分裂活动。带领右路军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及时识破张国焘的阴谋，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连夜指挥右路军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机关等迅速向阿西、俄界挺进，脱离险境，以避免发生武装冲突。韦国清和宋任穷带领特科团随中央出发，刚走二三十里，陈昌浩派李特带武装追上来了，再次强迫党中央南下，并扬言要带走红军大学包括特科团中原红四方面军学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韦国清和宋任穷坚决听党中央的，立即集合全团聆听毛泽东讲话。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出发，毛泽东对李特等人晓以大义，重申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最后满怀深情地对所有在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说：“弟兄们、同志们，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几句滚烫的贴心话使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巧妙的斗争艺术，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场大阴谋。韦国清亲临其境，无比敬佩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他和宋任穷送走了特科团里的红四方面军战友，带领剩下的几十名干部紧跟党中央继续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时，党中央将红一、三军团整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兼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亦称干部营），陈奇涵、宋任穷任校长和政委，韦国清即在随营学校工作。10月19日，陕甘支队在党中央率领下到达吴起镇会师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1月20日，韦国清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不幸身负重伤。伤稍愈，韦国清于1936年春又回到在瓦窑堡刚恢复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西北红军大学）任教。
在陕北，韦国清牢记毛泽东关于要“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的教导，克服种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红校交给的教学任务。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红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下设第一、二、三科。第一、二科主要训练红军高中级干部，7月2日随中央机关由瓦窑堡迁保安县。第三科（亦称附属步兵学校和红军教导师），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下设步兵第一、二、三团和特科团，共有800余名班排干部，7月由瓦窑堡迁到甘肃省环县曲子镇办学，韦国清任特科团团长。他针对学员们绝大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甚至是文盲的特点，与政委陈仁麒狠抓了文化教育，坚持文化、军事、政治三课并重的教学原则，切实加强文化课的教学，使学员们经过半年的艰苦学习，基本上都达到初小和高小的文化程度。在这一时期的教学过程中，韦国清密切结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学员长期斗争的实际，总结红军战争的经验教训，使大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策水平、军事指挥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
同年11月29日，中央为适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需要，决定由第三科与红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亦称红军教导师），学校由环县迁到庆阳镇。韦国清继续担任步兵学校特科团长。在抗日红军大学期间，韦国清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关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重要报告，使自己在政治、哲学、军事战略学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开始深刻地认识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弄懂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延河之水滋润着韦国清成熟起来，成为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新任务的栋梁之才。
驰骋抗日疆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韦国清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八路军随营学校创办之初，韦国清即奉命带领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部分教职干部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办学。1938年5月，他又率随营学校从山西返回陕北洛川，编入抗大第四期，兼任第六大队大队长。同年12月中旬，中央决定以抗大四期的第五、六大队全部和抗大第三、四大队、陕北公学各一部分合并创办抗大第一分校。12月20日，韦国清与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率领该校学员由陕西延长县延水关东渡黄河，挺进晋东南太行山区随八路军总部办学。抗大越抗越大，1939年2月抗大第一分校在太行山开学时辖有七个营23个队，另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政工干部、区队长四个训练班和女生队，学员共有3237人。
在晋东南抗日敌后办学，条件极端艰苦。作为副校长兼教育长的韦国清，他协助校长何长工，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抗大要实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实行军政并重的教学原则，提出了“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的口号。为了搞好教学，他还深入学员队中多方听取意见，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案，指导学员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两本书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注重从抗日敌后斗争艰苦复杂的实际出发，带领教职学员深入太南山区，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积极投入到发动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地方武装扩大游击战争的实际斗争，使广大学员迅速增长才干。同时，他还经常到八路军总部请来朱总、彭总和杨尚昆、左权到校作报告，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质量，又极大地激发了师生们的积极性。第一分校办学富有特色，曾多次受到中央和总部的赞扬和肯定，第一期学员于9月间毕业分配到129师等部队，迅速成为部队的基层骨干，特别是特科营的毕业学员到部队后，对加强部队的炮兵、工兵等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9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相持阶段。中央和总部命令抗大第一分校由晋东南挺进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总部决定韦国清担任第一分校的校长。但他不避艰险，主动请求总部派他赴抗日最前线参加对敌军事斗争。
1940年1月，他和周纯全率领第一分校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韦国清的请求，徐向前派他到条件艰苦，部队组建不久而且仅有几百人枪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任政委。他与支队司令钟辉、政治部主任李浩然率领所部，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放手扩大人民抗日队伍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国民党顽固派亦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陇海路南北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武装，极大地鼓舞了苏皖人民的抗日信心，巩固和扩大了皖东北根据地。1940年8月，韦国清带领陇海南进支队与张爱萍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成立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韦国清分任第三支队长和政委，随即率部向东挺进苏北沭阳、淮阴地区，打退了日伪军的十余次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摩擦，大力发展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开辟了沭阳、泗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八个县的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29日至12月16日，韦国清与张爱萍率部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在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曹甸战役，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8000余人，再一次削弱了韩顽势力，巩固了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对后来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和坚持华中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941年，华中日伪推行所谓“新国民运动”，并加紧“清乡”、“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华中抗日武装。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于1941年1月上中旬蓄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挑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全国各界抗日力量采取军事上坚决自卫反击，政治上猛烈反攻的方针，于同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整编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部队为七个师。活动在淮海地区的部队成立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下辖第七、八、九旅。韦国清受命担任第三师九旅政委。
2月初，他和旅长张爱萍遵照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率九旅由淮海区西返作战，执行恢复巩固皖东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2月18日，九旅首克泗县以东之青阳镇，歼伪军一个团；再打马公店，尔后向四周扩大战果。经过4O余天的作战，恢复建立起皖东北根据地的中心区。接着韦国清又带领一部协助第二师、第四师的部队清剿洪泽湖地区的顽军，击溃了日伪军的反扑，扩大和发展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5月，韦国清率九旅主力第二十六、二十七团和骑兵队从皖东北挥戈北上，进入邳睢铜地区，对国民党顽军刘耀庭、刘天展、兰伯华所部予以坚决反击，首歼盘踞在邳南土山镇陈庙的国民党特二支队，俘代理支队长吴迪。7月初，韦国清又指挥二十六团在官庄、八湖地区歼灭铜山县顽军两个常备大队；7月底，挥师睢宁以北的昌集、王集、高集、陈楼一带，打垮顽军睢宁县常备旅两个团。8月，韦国清带领二十六团回师皖东北开辟新区，二十七团仍留邳睢铜地区活动。由于韦国清的正确指挥，皖东北与邳睢铜两区连成一片，抗日反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1年9月9日，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第三师九旅调整编入第四师建制，韦国清任四师九旅旅长兼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从此，九旅成为彭雪枫第四师的主力部队，并打出了赫赫声威。10月15日，在陈毅代军长的指挥下，韦国清率九旅主力协同第二师、三师各一部，发起了泗阳县陈道口战斗。激战六天攻克陈道口，歼顽军保安第七旅和第三纵队数千人，俘1200余人，保七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落荒而逃。接着，我军乘胜横扫运河沿线及沭淮涟、邳睢铜、淮泗和泗五灵凤等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反共武装，粉碎了汤恩伯、韩德勤集团依托运河两岸进攻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阴谋，使淮北、淮海、盐阜、淮南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取得了华中抗日战争的战略主动权。
1942年3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任马馨亭为萧、宿、灵、睢、泗五县联防总指挥，并密令其纠集万余顽军武装向东推进，企图夺取淮北的苏皖边区，打通与苏北韩德勤的联系。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阴谋，稳定邳睢铜地区的抗战局势，韦国清奉命率领九旅及地方武装，于3月6日在灵北的张小圩将该顽军副总指挥许志远等部包围全歼，俘许志远以下3700余人。同年11月，日军继鲁南大“扫荡”之后，又将“扫荡”的重点转移到华中的淮北、淮海和淮南地区。日军为了一举歼灭我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和淮北党政军领导机关于洪泽湖畔，调集7000兵力，在飞机、坦克和汽艇的掩护下，以淮北中心区青阳、半城两镇为主要目标，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由泗县、宿迁、淮阴、盱眙、五河五路进攻，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14日晚，彭雪枫师长召集四师军政委员会会议，制定了以一部主力与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游击，主力跳出合围圈袭击敌侧后翼，迫敌回援，最后集中优势兵力相机歼敌的作战方针。遵照会议决定，韦国清率领第九旅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在外线英勇作战，广泛开展破击战，不断威胁日伪军的后方和侧翼，粉碎了敌军的分进合击。在我内线、外线抗日军民的打击下，日伪军狼奔豕突，四处扑空，最后不得不变更战略，抽兵回援和构筑战略据点。
为了最后粉碎日伪军的这次“扫荡”，第九旅和第十一旅于12月上中旬胜利进行了青阳镇、马公店、朱家岗等战斗，给日伪军以有力痛击。其中，韦国清亲自指挥第九旅二十六团进行的朱家岗守备战最为激烈。当时，青阳镇、归仁集、金锁镇三处日军及小部分伪军共1500余人对我朱家岗发起疯狂进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局势下，第二十六团的指战员扼守要点，沉着应战。韦国清亲率骑兵连冲锋，极大地鼓舞了第二十六团的士气。此战自晨至夜激战18个钟头，与敌展开数次肉搏，打退了敌人十余次冲锋，毙伤日伪军280多人，迫使敌弃械遗尸，狼狈溃逃。朱家岗战斗的胜利，宣告了日伪军对淮北抗日根据地33天“大扫荡”的失败。在这一年，韦国清领导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和第一军分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军政建设的指示》，全面实行精兵简政、主力部队地方化，切实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和减租减息运动，战胜了抗战时期这个有名的灾荒之年。
韦国清在淮北抗战相持阶段的艰苦作战中，认真贯彻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努力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决定贯彻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把新四军部队迅速建设成为正规化党军的指示，为把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建设为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才能。1940年初，韦国清调任陇海南进支队政委以后，立即按照党的建军方针、政策，结合部队的具体情况，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狠抓部队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发挥部队红军骨干的模范作用，使由陇海南进支队发展起来的新四军第九旅，在残酷的抗日反顽斗争中迅速锻炼成为一支“在全军来说，艰苦奋斗精神堪称模范”的部队。1942年春，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指出：“九旅是华中抗战后，新成立部队中成绩较优者，它已经成为正规化党军之一部，并创造了一些优良作风，战斗力提高了，它在开辟和恢复皖东北和苏北根据地工作中，有相当大的成绩。”后来的抗日作战实践，更证明韦国清领导的第九旅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1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在“南返原防、收复失地”的烟幕掩护下，突然派兵西占新四军里仁集、陈道口地区。新四军以抗战大局为重，对其晓以民族大义，呼吁团结抗日。但韩顽执迷不悟，并于3月14日纠集第八十九军、独六旅、保三纵队等部偷渡运河，占我淮北根据地中心区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唐莫圩、盛圩一带，叫嚣要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继续向睢南、灵北方向进犯，企图接应国民党军王仲廉部东进。对此，新四军军部决定于韩王会合之前，集中兵力给韩以迎头痛击，然后转兵阻击王顽。韦国清奉命率部于3月17日参加了对盘踞山子头顽军的自卫反击作战。第九旅、十一旅与第二师五旅、第三师七旅协同围攻，经过15小时的激战，全歼韩顽总部及独六旅、保三纵队，生俘韩德勤以下1000余人，毙其保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和独六旅长李仲寰等，缴获轻重机枪56挺、炮2门、长短枪750枝。已越过津浦路进至灵壁以北之王仲廉等部闻讯，仓皇回窜津浦路西。
山子头战役后，新四军仍以团结抗战为重，根据中央指示将韩德勤释放，并划出睢宁、宿迁之间地区由其驻守，以促其与我共同抗日，但韩顽固不化，继续以新四军为敌。6月22日，韩令驻扎津浦路西的第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再次东犯。韦国清又率第九旅给予当头痛击，阻击了顽军第三十三师的东进，韩顽穷途末路逃往阜阳。在此之前，韦国清曾率九旅对盘踞灵北的顽固派雷杰三部发起进攻，歼其三个大队及江苏省保三团两个营，粉碎了顽军在灵北建立反共基地的企图。至此，睢北根据地内的反共堡垒全部被新四军铲除，并建立起16个县101个区的民主政权，拥有346万人口。
1944年春，第四师依靠根据地人民，开始举行局部反攻。自3月中旬起，彭雪枫、韦国清等率部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路的数百里长的战线上，对守备薄弱之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作战三个月，横扫大店集等51处据点，歼日伪军2000余人，解放了泗县、灵壁、睢宁之间的广大地区。7月5日至11日，韦国清指挥九旅攻取泗县北之张楼，拔掉了盘踞该地六年半的一个伪军总队，歼敌500余人。随即又将增援张楼的日伪军击溃，解放了泗北地区。然而，驻守河南的国民党汤恩伯部30万大军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初，采取避战政策不战自溃，37天失城38座，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为了打击进犯河南的日军，连接华中、华北、陕北三大战略区，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关于开发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确定以八路军太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开辟豫西，并加强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第四师一部西进豫皖苏边，恢复萧县、永城、夏邑、宿县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黄河以东地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8月5日命令彭雪枫、张震等率第四师九旅一个团、十一旅两个团、骑兵团及萧铜独立团从半城誓师西征，执行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韦国清留在淮北任淮北军区参谋长，领导津浦路东的部队进行整训。
8月下旬，我西进部队首战小朱庄，歼灭了顽军苏北游击第四十纵队王传授部2700余人，打开了西进大门，为挺进路西开辟豫皖苏整个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彭雪枫指挥西进部队乘胜前进，连克黄庄、菊集、马庄等据点，迅速恢复了萧永宿地区。9月11日，西进部队反击占据夏邑以东八里庄之顽军，全歼刘子仁部李光明支队1000余人。在八里庄战斗中，彭雪枫师长亲临前线指挥时不幸牺牲。当时，国民党第一战区调集四个师、一个挺进军和六个纵队共2万余人，企图在津浦路南北合击，歼新四军西进部队于永北薛家湖地区。
挥师解放华东
在解放战争时期，韦国清率领大兵团转战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浙江、福建诸省，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十大军事原则，直接参与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优秀军事指挥才能。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9日作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并提出了“争取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正确方针，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为了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韦国清于1945年10月率领四师九旅北上山东，与第二师四旅、五旅合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后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当年11月初到翌年1月，韦国清和罗炳辉指挥二纵参加了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与兄弟部队共歼敌2．8万人，挫败了敌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是役后，韦国清奉调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中心小组的中共代表，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同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蓄意挑起事端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6年5月，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任命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从此，韦国清以他特有的缜密善断的谋略独当一面，纵横驰骋在华东战场上。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奋起抗击，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这时，敌集中58个旅的兵力，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进攻华东解放区。7月初，韦国清率领二纵与兄弟部队挺进淮北的津浦路东地区，阻击从津浦路徐蚌段东犯之敌；7月25日，放整编第六十九师自曹村、夹沟进至朝阳集地区。27日，韦国清指挥二纵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发起朝阳集战役，激战两昼夜，歼敌六十九师第九十二旅及第六十旅一部共5000人。是役后，韦国清又率部参加了围攻泗县县城的战斗，与兄弟部队再歼敌3000余人。部队稍加休整，又挥师投入沭阳阻击战，掩护华中后方机关向山东转移。在解放战争初期头四个月里，以韦国清所率二纵为主力的山东野战军共歼敌8万余人，顿挫了敌人进攻的锋芒，取得了内线歼敌的丰富经验。
同年12月初，敌徐州绥署调集25个半旅的兵力分路向苏北和鲁南大举进攻。同月中旬，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协同发动了宿北战役。13日，陈毅、粟裕决定集中第一、二、九纵队及第七、八师围歼敌第六十九师。14日晚，韦国清奉命率领二纵由沭阳南进至韩集和泰山集之间地域，对敌实行分割包围，然后向敌纵深猛插，激战至19日拂晓，协同兄弟部队在宿迁以北全歼敌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半旅共2万余人，开创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歼敌三个整旅的范例。中央军委致电祝捷，号召山东我军打更多更大的歼灭战。下旬，陈毅军长率山东主力由沭阳回师鲁南，韦国清奉命指挥二纵在沭阳城东西地区，担负阻击由涟水、盐城北犯之敌的作战任务。经过20余天的艰苦作战，终于保证山东主力部队取得了歼敌5．3万余人的鲁南战役胜利。
1947年1月，新四军改为华东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成立华东野战军。韦国清仍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月下旬，韦国清参加了由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主持召开的鲁南会议，学习党中央关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会后，韦国清领导二纵认真贯彻中央“一边打仗，一边建设”的指示，加紧部队整编，为粉碎敌人对山东解放区新的大规模进攻和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做好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这时，蒋介石制定“鲁南会战”计划，调集50万兵力企图围歼我华东主力于临沂地区。在敌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一贯投机的郝鹏举于1月27日率部（华中民主联军）叛变，被国民党收编为新四十二集团军，驻防江苏省东海县白塔埠地区，担负进攻临沂的侧翼掩护。2月初，中央军委批准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发动莱芜战役，求歼李仙洲集团的作战计划，强调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的作战原则。韦国清纵观战役敌我态势，深入领会中央和华野前委的战略意图，善于捕捉有利战机，出其不意歼灭敌军。2月3日，他奉命率部讨伐叛军郝鹏举，他指挥二纵昼伏夜行，越过陇海路，插过黄百韬兵团后侧，将郝部迅速包围。2月6日激战一天，全歼郝鹏举第四十二集团军总部及所属二、四两师6000余人，活捉郝鹏举。待黄百韬兵团发觉企图增援时，韦国清已率二纵胜利返回陇海路以北。是役，创造了我军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