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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超:刘少奇就是被迫害致死的

[转贴]李超:刘少奇就是被迫害致死的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也指出,刘少奇遭受的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然而,不久前《炎黄春秋》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的文章(以下简称《抢救》)而且有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对刘少奇遭到残酷人身迫害的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抢救”刘少奇,从根本上误导了历史事实。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对刘少奇逝世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机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尽管这一叙述非常严谨,对具体细节的表述也很简略,但与《抢救》所叙述的情况截然不同。两者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在“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刘少奇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原来他的体质还是不坏的,直到他逝世时,还不满71岁,而且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也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给以有效的治疗,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二、从1968年初刘少奇发病到7月间,也就是时隔半年之后,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7月5日“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认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建设住院治疗,而这一建议竟“没有得到批准”。这哪里是《抢救》作者所说“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三、1969年7月刘少奇发病后,虽然一时脱离危险,但没有根本好转。1969年7月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卧床。10月9日以后已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刘少奇的病情报告也说:“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10月17日晚,还要把身上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已是危在旦夕的刘少奇,硬是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往开封。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更加恶化,而从北京护送来的医生、护士未等病情稳定就撤了回去,五天之后,刘少奇就去世了。

  四、《抢救》作者说什么对刘少奇的医护“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的”,还说什么刘少奇病情恶化“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这种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我相信医疗专家,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刘少奇因脑血管发生病变,行走困难神志不清后,医生竟在病历中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刘少奇去世时,头发竟有一尺多长,对刘少奇的护理是怎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抢救》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康生的保健医生,不知作者对刘少奇和康生是不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总之,《抢救》一文回避或掩盖了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这一基本的事实。当然,有些医务工作者,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医护工作也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当权者,除个别例外,基本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极左路线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凡是经过文革的同志,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但是现在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同志,可能就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再加上近几年揭露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更有责任把当年所发生的一切,给年青一代讲清楚,我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仅精神压力就够致死了
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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