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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庆有多个俗称“十八梯”的地名，然而，位于沙坪坝区曾家镇老街上的“十八梯”，不仅鲜有外人前往，也鲜为人知。

昨日，记者寻访到这条3米来宽的街巷，步下18级石梯，左手边的第一家是一幢3开间的8层楼房，在有着20多户人家的曾家新街绝对是鹤立鸡群。

一位姓王的中年妇人告知:这是文明君的家，他的老三叫文强，在重庆当大官，前些时被抓起来了。

随着街坊们的细细回忆，文强的家事、身世被梳理了出来，从而纠正了先前有些媒体的讹传。

家有七兄妹文强排行第三

此前有消息称文强兄弟3人，因为排行老二，所以被称为“文二哥”，其实不然。

住在文家隔壁的杨大妈告诉记者，文明君和练传芳共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自1951年生下女儿文××后，基本上间隔两年便有一个孩子出世，大儿子文×生于1953年，二儿子文强生于1955年，老四文×在某区公安分局工作，老五是女儿，老六是文兵，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与谢才萍结婚，再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厂子。

记者从巴南区方志办了解到，曾家镇原隶属于巴县，重庆直辖时，巴县更名为巴南区，曾家镇则划归沙坪坝区。

据了解，文明君祖籍并非曾家镇，而是几十公里外的九龙坡区涵古镇。20岁那年，他便来到了曾家镇，不久认识了练传芳，从此在该镇扎下根。

解放后，文强的父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那时两人的月工资都是18元。

在街坊眼里，文明君一天最多能说上5句话，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也颇讲义气。几位上了年纪的邻居们说，文家的孩子都有点接母亲的代，其中文强身上尤其明显。

父母去世后老宅基上建楼房

听说记者是来采访文强的经历，一位王姓妇女称文强仗势欺人，霸占了她家的房屋。据王姓妇女称，她的公公就是文明君母亲的表弟，按辈分文强应该叫她叔娘，但1982年落实私房政策时，文强还当着公社干部的面用脚踢了她，从此两家反目为仇。

王姓妇女说的其实是文家原先住的老宅，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带着文强的弟弟文兵和妹妹，张罗着将文强父母生前所住的板壁房扒掉，在原址上建起这幢8层楼，除底楼的左、右两个铺面及其二楼的房间外，其余的房产全归文家，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文家的房子自建好后，既未装修，也未住人，直至去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门前来搜查，搜查过后，又雇请锁匠将大门换了锁，直到10月份又被查封。

据知，文家后人建这幢8层楼时，他们的父母均已过世。64岁的吕先生告诉记者，文明君是1997年去世的，两年后，66岁的练传芳也故去。

据他回忆，文强自从调到重庆当公安局副局长后，除了父母去世，他几乎没回过“十八梯”。

“家门口”插队外号“文瞎子”

文强案发后，很多报道都以讹传讹，称他是1972年从泸州警校毕业分配到巴县公安局。其实文强分配到巴县公安局的时间是1980年3月，之前他是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按照政策，下放农村可计算工龄，所以有的媒体记者想当然地将他参警的时间提前到1972年。

记者在文强曾经就读的曾家中学了解到，文强是1971年7月从该校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1972年1月，16岁刚过的文强下放农村，说是插队落户，其实就是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由于有位小队的队长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

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但他基本不住，由于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他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有时为节省开支，连中午饭都回家吃，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才在队里住下。

今年82岁的周绍元曾是大队长，他回忆的一件往事，很能说明文强的为人处世之道:当时大队有个出了名的懒人，大队干部只要发现这人偷懒就罚晒太阳。有一次，周绍元见体罚的时间太长怕出意外，便对看管的文强说:“让他进来算了。”文强连声道:“你是领导，你说哪样就哪样。”

几位上了年纪的农民介绍，文强插队期间很勤快，栽秧、割谷、挑草头、守鸭棚都肯干，越是人多干得越上劲。一位现任村干部的中年人告诉记者，文强比较随和，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他总爱喊文强的外号:“文瞎子，来下盘象棋。”文强不但不发恼，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

妻子是“插友”救伤员存疑

文强与妻子周晓亚初识于回龙大队，两人同为下放知青。

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虎溪电机厂是一家有着近2000名职工的三线工厂，其所在的虎溪镇邻近曾家镇，所以从1974年起，该厂的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插队落户，到1976年达到100多人。

记者造访时，50多岁的村民万世年称，周晓亚是个好女娃，也长得蛮秀气。“自从文强当了团支部书记，就经常到6队来找周晓亚，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排节目，其实他是在打周晓亚的主意。”

时任大队长的万大华称，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吃得苦，也有组织能力，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而记者了解的情况是，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迫降在一条小河沟旁，机上两人受伤，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文强的一位发小当年下放到另一个大队，他也称第一个赶到现场组织救援的人是文强，其理由是文强事后在全公社的知青表彰大会上曾就此作过典型发言。

记者找到当年一位抬过担架的村民询问时，他坚称在施救现场没见到文强。

事后，文强被任命为大队团支书，同年底还入了党。万大华告诉记者，当年全大队的100多名知青中，只有文强和电机厂一位姓李的子弟入党。1977年底，文强考取了四川省公安学校，从此再未到过回龙村。

两年后，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周晓亚结婚，当他们的儿子长到4岁时，周晓亚调到巴县县城所在的鱼洞镇，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工作。其时，文强已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记者昨天在虎溪电机厂宿舍区遇到一位退休老者，问起周晓亚的情况，他用重庆方言道:“人家上面有喷杆(上面有人)，早就调到好单位去了。”

读警校担粪种菜很卖力

记者昨天造访四川警察学院，找到曾经担任过文强班主任的蔡老师，这位77岁的老者介绍了她所了解的文强。

1977年底，该校中专部从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中招了200名学员，文强便是其中之一。蔡老师成为文强的班主任。

蔡老师说:文强不爱体能训练。当时文强不管是担粪、种菜，还是挑草头、收红薯，都很卖力气。

蔡老师告诉记者，毕业后，文强曾3次到家里看过她，一见面就喊她“蔡妈妈”。前些年，文强还经常给她写信，谈人生、谈理想。

然而，文强最终还是没能走正道，蔡老师恨铁不成钢地对记者说:“从一个普通民警成长为厅级干部多不容易，他为什么就不懂得珍惜，怎么就把握不住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