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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208”情报站:三年摧毁“陆上台湾”匪军

神秘的“208”情报站:三年摧毁“陆上台湾”匪军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也是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所盘踞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并未就此到来。从全国各地溃逃麇集于成都的国民党潜伏特务、落魄军官很快窜逃至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拼凑起数千喽啰,四处兴风作浪。正是这撮号称“陆上台湾”的匪军,成了新中国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派出一个秘密情报站,代号“208”。他们广泛依靠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雪山草地间支起了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导引着剿匪大军犁庭扫穴,荡平匪患。
    “小公安”领导“老特务”
    1951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侦查员李守福受命来到了会议室,接受领导布置的一项机密任务。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60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我坐在一边,对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侦查科长王禾、老侦查员刘传弗。屋子的一角有个老式电风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
    会议的气氛让当时还年轻的侦查员有些紧张。
    林佐夫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任务的情况。
    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流窜着五六千作乱叛匪,这是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利用雪山草地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有计划布建的反共游击武装,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而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匪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南公安师,担负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务。
    雪山草地社情复杂,敌在暗,而我在明。为配合部队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决定组建一个秘密情报站,潜入叛匪活动区域,进行情报侦察。
    而这个代号“208”的情报站,就交由李守福负责。
    “我?”李守福对组织上选择自己担此大任有些惊讶--那时他年仅21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记者对这个决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过,了解了李守福的详细资料后就会发现,除了年龄有些小之外,他的确是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李守福1930年生于山西洪洞县。1945年,还在读中学的李守福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就是地方公安系统的侦查员。1950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队任侦查员,负责缉捕逃亡潜伏匪特、挖缴非法电台及武器等。虽然只有21岁,李守福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了。
    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克刚和毛思寇,曾对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历史进行过全面整理,对李守福再熟悉不过。他们告诉记者,当时政保室共有两个组,李守福已经是侦查组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很强的工作和领导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为人热情、豪爽,这一点特别有利于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独当一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
    虽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还是“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领导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底一沉:
    “这个情报站,只有你这个站长是公安干部,其余都是国民党原警特人员。”
    交给李守福的是这样一张208情报站成员名单: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康伯桃、大队副白德伟、督察室主任张尚钰、稽查处社侦组副组长何麟、原四川省会警察局分局长钟添麟、原国防部二厅川西游击区情报员马秀生……共17人。
    为什么选择国民党的警特人员?李守福当时也是满心疑虑,但经领导细说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释然。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们的做法就是'以特制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对记者笑着说,“当然,这些原来的国民党警特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也确实是最熟悉那些匪帮的情报员人选。叛匪中许多人是这些情报员原来的同僚或上司,便于开展内线侦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报站成员名单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是逐个甄别审查后挑选的。他们都是起义或自首立功人员,历史罪恶不大。成都解放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心实意拥护党和人民政府,自觉自愿想立新功。
    当年的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不清楚“208”这个编号的由来,可以肯定的是,潜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报站远非208一个。在此后三年的剿匪战斗中。208却是工作最为突出的一个。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师四千剿匪大军从什邡挥师进入阿坝地区。同日,李守福率领208情报站的侦察小分队,也从成都向着雪山草地进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恶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泽,还有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
    “陆上台湾”
    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称茂县专区,是块地域广袤、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带。当年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指的就是这里,那是长征中最艰苦、最漫长、最危险的战斗历程。夹金山、毛儿盖、马尔康……这些冷僻的地名铭刻着那段血肉和生命铺就的伟大征程。阿坝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别称。
    红军胜利走过雪山草地之后的14年中,乾坤逆转。
    随着中国大陆最后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窜入了雪山草地,借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条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这些匪帮实际上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前布下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受蒋介石集团的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川西的反动军事力量被美国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国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断地为其空投特务、物资和军事装备。蒋介石更是慷慨地为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各种委任状、嘉奖令随着空投一起到达。一时间,反动匪帮的司令们“将星闪耀”,部队的番号、人数任其吹嘘。
    当时,香港一家杂志用来自台湾的消息刊登了题为《陆上台湾--傅秉勋和他的黑水根据地》的文章。文章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拥兵10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陆上台湾”的名头就此叫响,但它的“十万大军”却是痴人说梦。
    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错综复杂,抛开一众宵小不谈,形成规模的反动军事力量主要有三股,总人数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勋匪帮。
    傅秉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周迅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务头子。上世纪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参与策划暗杀著名“左派”人士杨杏佛和《申报》社长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处长时,一手制造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一次大屠杀--成都十二桥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组建“反共救国军”,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战役开始前,周迅予即带领一帮军统特务、反动武装向川西北逃窜,沿途勾结豪吏劣绅,收罗残余匪特,裹胁地痞流氓,拼凑了一支号称千人的所谓“敌后国军”,活动范围在草地的松潘、理县、茂县等少数民族地区。
    其三是何本初匪帮。
    何本初原是茂县专区专员,当地解放时曾假起义,暗中组织茂县专区反共自卫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委任各县伪县长为所属各部司令,纠集地方武装,组织叛乱。
    若只是这三股匪帮的几千人马,在把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军眼中根本不足一提。当时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些反动力量把当地的民族势力裹挟了进来。
    当时,川西北藏区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时而联合,时而厮杀,互扰不已。国民党特务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极尽胁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歪曲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禄相许。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土司被国民党特务蒙蔽,为他们提供庇护支持,甚至与其同流。
    时值抗美援朝期间,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在进行。流窜在雪山草地间的数千国民党匪帮,成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肘腋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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