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李庄这样的律师，在律师界确实存在。”中国律师观察网负责人赵国君说。
“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位置和作用，法律
法规都规定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的法治环境还不理想，很多律师都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从内心深处渴望清明有序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又想从法制不健全中‘受益’。”赵国君说。
目前，备受关注的李庄案正在等待二审宣判，该案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律师行业形象的热议和辩论。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律师和法学界人士。
普通律师：“潜规则律师是极个别”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景伟认为，社会公众对于律师的正反认知，是“源于公众对于律师这个职业的不同认识”。
“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把律师理解为‘状师’、‘讼棍’，这种理解既是对律师的误解，也是对法律制度的误解。人皆有权利，律师就是权利的捍卫者，即使是犯了罪的人，他的合法权利也应受到保护。”孙律师说。
“也有些人认为律师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律师的工作就是要为当事人提供‘切实有用’的帮助，认为律师收费后就要有一定的‘效果’，或有一个好的结果。如《蜗居》中的沈大律师，他是专门吃关系走门路的，也能为当事人解决问题。但这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律师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之外的帮助或服务，更不可能为当事人‘承诺’案件的结果。律师提供的是法律框架内的法律咨询和服务，这种服务的基础就是法律的方法、法律的逻辑、法律的规定。”孙律师说。
“同时，律师队伍中也存在一小部分人对当事人乱承诺、收费等违反执业纪律的现象。”孙景伟说。
执业五年、代理过多起刑事案件的北京律师侯小晶，曾代理一起涉毒刑事案件，一连准备了八九个月。“当事人老问我们结果，我说我们不是法官，不能对案子结果承诺什么，只能做到对当事人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但是，当事人拿着案卷去找一名姓罗的女律师，那名律师说她有亲戚在公检法系统内，可以保证缓刑。结果那名律师都没有出庭，就收了当事人几万元。最后，没有缓刑，可当事人的钱却拿不回来了。”
“有个别律师走‘潜规则’，就败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执业五年的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宙说。
“北京的大部分律师是一点儿一点儿挣出来的”
侯小晶说：“我听说李庄案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两个字：窃喜。不是窃喜李庄被抓，而是窃喜这个案件点破了律师业界的‘潜规则’。这些所谓‘潜规则’，剥夺、扼杀了普通律师、尤其是新入行律师的生存发展空间。”
“我们这些循规蹈矩、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律师，即使再努力、再优秀，是无论如何都竞争不过这些所谓‘关系律师’和‘背景律师’的。”侯小晶说。
侯小晶律师说：“你想想，一个普通律师就算跑断腿，能竞争过跟郭生贵签了合同的律师吗？(据报道，2009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郭生贵因贪污受贿被判刑，曾向他行贿的律师邬民、高桂兰也获刑——记者注)一个普通律师千辛万苦、磨破了嘴，能竞争过和郭京毅勾结的律师吗？”(据报道，2008年8月13日，商务部官员郭京毅因涉嫌受贿被双规，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及律师刘阳牵涉其中——记者注)
“其实北京的大部分律师的生存是很不容易的，钱都是一点儿一点儿挣出来的。但也有个别律师是自称有关系而对当事人坑蒙拐骗的，我遇到过这样的律师就不下4个，其中也包括工作多年的著名律师。”侯律师说。
“很多普通律师，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苦苦寻找案源。有的从外地来北京的律师甚至会在看守所、法院门口举着牌，提供免费咨询，以辛苦的劳动换得当事人的委托和回头客。我们还会很谨慎地给当事人分析案情、解释法律条文，要奔波在法院、检察院和看守所之间。为了留住案源，也不敢收过高的律师费。”侯律师说。
侯律师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北京普通律师的收入：每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同时所有的开支，全部自己支付。每月交通费、影印费等一般不会低于1000元，还要给律师事务所上交提成或定额的管理费。有的律师辛苦一年的收入才四五万元，“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维持律师应有的光环”。
“正儿八经做律师，是很难发财的。而一些高收费的律师其实是‘关系律师’、‘背景律师’，他们的‘能量’是很大的。”侯律师说，“个别律师的贪婪也让当事人感到了恐惧。比如在重庆审理的李庄案，李庄收费150万元，这就过高了。”
记者问：“你说的过高，是依据你个人还是行业的标准？”
侯律师回答：“我是依据公平原则。有人说价不高，我倒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服务，才对得起150万？你可以说双方有合同，但是对方签约时是处于当事人危难的时候，就跟病危时一样，治病的人要什么条件，家属都会答应。所以这150万不能说他是欺骗，但我能说是乘人之危。”
“其实当我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认为律师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身边有没有‘要价捞人’的事，而不应该不认账。”侯律师说。
有一次侯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听到旁边的律师对被关押的当事人说：“你想不想出来？”
“当事人说‘想啊’，律师就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人8万，两个人10万’，当时我听得一愣。当事人想了一会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早出去1年还挣不到10万呢，我就在这儿呆着吧！’就把话筒撂下了。”侯小晶回忆说。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作为
在刑事辩护中，嫌疑人家属往往会期望律师能够“救救他”，律师怎么看这种现象？
对此，孙景伟说：“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在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心情都非常急躁，一些律师利用这一点，对犯罪嫌疑人家属作了违反执业纪律、职业道德的虚假承诺，并且高额收费。律师的这种承诺和高额收费，的确会让家属们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这违反了《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规定”孙景伟说。
“我们讲当事人至上，是当事人合法利益至上，而不是去维护当事人的非法利益。”黄律师说。
侯律师也认为：“当人们能够通过法律去获取非法利益的时候，谁还去相信法律？如果谁都不相信法律了，律师还有生存的必要吗？所以为当事人谋取非法利益，我认为是饮鸩止渴，自断后路。”
“律师不能等到自己受到法律制裁时，才开始强调公平正义、程序正义，当他们向当事人炫耀自己有背景关系、说能‘捞人’的时候，完全忘了法律。”侯律师说。
“我觉得当事人是对律师最强的约束”
接受采访的律师和学者都认为，律师业中的“潜规则”与社会原因是分不开的。“之所以有一部分专门靠‘走关系’、‘走后门’来为当事人服务的律师存在，是因为我国法治体系不健全，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孙景伟说。
“其实作为律师，我们非常渴望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律师的困惑也在这里。一方面，明明知道司法实践中许多地方没有依法办事，另一方面遇到当事人时，还是要劝当事人依靠法律。”黄律师说。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整个社会对律师的地位和认同感也不够高。当李庄案出来之后，对律师的负面评价恰恰暗合了公众对律师行业的负面揣测。”赵国君说。
“有评论写道：‘打击黑心律师更要防范黑心权力’，如果权力通吃，任何行业都会变异，律师也会不再信仰法律，而去搞权力寻租。”侯律师说。
“我相信，随着国家法治体系的健全，人们的心中将逐渐树立法律信仰，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会逐步得到保障，社会公众对律师的评价也会越来越公正。”孙景伟说。
对律师的监督如何？孙景伟律师介绍：“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受四个方面的监督：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
司法行政部门是律师的管理部门，制订《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可以设定或吊销律师执业许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律师协会是律师自律团体，《律师法》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律师协会制定律师行业规范和对律师的惩戒规则，可以对违反执业纪律的律师实行处分措施，即训诫、警告、批评、谴责、中止会员权利及终身取消会员资格。
“在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协的监督还是比较严的。但大多数权益受损的当事人通常不愿再与律师打官司、争辩，他可能只接触过一个律师，就留下了坏印象。”侯律师说。
记者问：“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当事人很难约束律师吗？”
“不，其实我们都很怕当事人的投诉，我觉得当事人是最能约束律师的，是最强的约束。因为律师的服务是无形的产品，是最在乎当事人口碑的。当事人是律师的衣食父母。”侯律师说。
“我认为律师还是应该相信法律，维护法律就是维护自己的饭碗。”黄律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