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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既是张学良的挚友，又是蒋介石及宋美龄身边的“红人”，更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高官，实际上却是我党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战略情报家、中国的“佐尔格”———阎宝航。但很多年以来，他的经历一直鲜为人知。

　　从进步人士到秘密党员

　　阎宝航，1895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23岁毕业于奉天师范。同年，他和几个同学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共有千余贫穷少年入学半工半读，接受教育，这一善举得到了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1921年，阎宝航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实习干事，在这期间，张学良经常去青年会活动，他们的关系也随之愈加密切。

　　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1927年，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处于白色恐怖的低潮，阎宝航却毅然通过苏子元向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同志申请加入*，但由于苏子元奉命离开沈阳，阎宝航出国手续已办完，不得不启程出国，他的入党要求未得实现。

　　不久，阎宝航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尔后又去丹麦等地考察。1929年春，阎宝航完成了在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的学业课程。此时，国内及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阎宝航改变计划，提前回国。

　　　济南惨案发生后，东北民情激愤，组成“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阎宝航被公推为常务会主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其侵华政策，更激发了阎宝航抗日爱国的思想，他开始在东北组织抗日活动，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以及辽宁省拒毒联合会3个反日群众社团。

　　1929年冬末，阎宝航被推选为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主任。会前，他在沈阳筹备中国代表团事宜，从张学良秘书王家祯处得到一本《田中奏折》，这是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田中奏折》就是以后名闻于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震惊之下，他征得筹备会同意，将其译成英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会议上亲自宣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阴谋，并将材料印出200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返回国内。在张学良的推荐下，蒋介石聘请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是蒋介石的“夫妻店”，蒋、宋两人分任总会长和指导长，那个时候，阎宝航和蒋介石还曾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同时，在张学良的保举下，阎宝航还出任“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阎宝航博得了宋美龄的信任和众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敬重，成了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这成了他后来所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的一件漂亮而华丽的“外衣”。

　　早在去欧洲留学前，阎宝航就和*人韩乐然、任国桢等有了联系。1937　年，阎宝航在南京第一次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就抗战形势、国共重新合作、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等问题一直谈到深夜，由于两人“谈话投机”，意兴颇浓，当晚周恩来便住在了阎宝航家里。此后，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多，得益匪浅。当年9月，经周恩来、刘澜波等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在决定吸收阎宝航入党时，党内有人提出阎宝航经历比较复杂的意见，周恩来说：“他复杂，你不复杂，他能做的事，你能做得来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当时决定阎宝航作为秘密党员，但依旧以民主人士、党外人士身份出现。周恩来亲自给阎宝航取了个代号“阎政”。

　　1939年，受周恩来、李克农嘱托，为建立情报机构，阎宝航举家迁移重庆，住在重庆村17号，即“阎家老店”。这也是东北流亡老乡、民主志士的“避难所”，陶行知、沈钧儒、高崇民、于毅夫、范长江等都曾在“阎家老店”落脚。不过，阎宝航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当时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几人知道。直到抗战胜利，阎宝航置身于险恶环境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那段日子里，他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化解了许多次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重托。


　　为人称道的三次情报杰作

　　阎宝航在重庆交际甚广，同国民党要人几乎都有来往。他与东北元老人物莫德惠、万福麟等人保持密切关系；和宋美龄、冯玉祥、孙科、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有密切接触；同国民党CC系、复兴社、军统、黄埔系、政学系的头面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也有特殊关系。他正是利用这些关系，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

　　1941年春，德国法西斯准备进攻苏联，为增加胜算，打算策动日本同时从东方进攻苏联。而日本由于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沼中无法脱身，又曾在局部战场被苏军打得大败，对德国的建议持观望态度。德国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便在6月初明确地告诉国民政府驻德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国决定于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桂永清得信后迅速向蒋介石报告。那几天国民党上层气氛整个都不一样，喜气洋洋。
　　此后不久，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到访举行酒会，阎宝航也应邀出席。但见烛光摇曳，气氛不同以往，宾主把盏碰杯之间弹冠相庆。阎宝航见状便不解地问于右任：“今晚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右任是个爽快的人，一把拉过阎宝航，在其耳边喜不自禁地悄声说道：“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了！”阎宝航听罢，极力使自己在很短时间里镇静下来，不动声色来到孙科身边。他用平静的口吻向孙科“取证”。谁料孙科将“绝密”和盘托出，并且补充了一句极为重要的独家“佐证”：“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阎宝航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深感震惊，这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他当即借故匆匆离席。如何火速报告周恩来呢？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大使馆。天无绝人之路，阎宝航回家后，发现此时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家里。于是，李正文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随后，李正文又亲自将这份情报送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得此情报后，立即向苏联国内发回消息。

　　不过，苏联方面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份情报。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周恩来急电延安，请毛泽东直接向苏联高层转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6月16日，毛泽东命令迅速将阎宝航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此时距德国突袭苏联还有6天时间。

　　斯大林很快就看到毛泽东的电报，在这前后苏联的情报人员如佐尔格等人也发来类似情报，尽管他仍不完全相信这些情报，但中共领导人直接发来的电报，反映了中共中央对情报真实性的明显倾向，对他触动很大。6月21日凌晨，苏联方面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口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才使阎宝航及苏联间谍佐尔格等人的情报得到确切证实。苏联红军总算提前了24小时进入紧急战备，得以免遭灭顶之灾。1941年6月30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是斯大林给中国*的唯一的一封感谢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