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七哥

现在，我要提明了，我这里所记的，是北京神武门的清宫，从1924年11月驱逐清废帝溥仪，将它改成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我生在清末，13岁考入浙江求是大学堂(即浙江大学)，后因父吴殿英先生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后到武备学堂帮助创建湖北新军，曾鼎力支持革命党。也正是这支军队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大总统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级。我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不过19岁而已。
　　    1913年，我23岁时因父丧，到北京投奔了任都肃政使的舅舅庄蕴宽先生。这是个延用清朝的官名，属国家严肃政务的最高官吏。按说在那一片政治乱象的年代，我的兴趣所在本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隐遁逃避，独善其身，终其一生。却反而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请我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长，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并且兼着许多公职。其时北京市政府还称市政公所，我也兼着坐办(相当现在市政府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物的监管。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
　　为此我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按照清室退位时签署的优待条件请溥仪迁移出清宫，搬至颐和园。清宫即为故宫，并由故宫蜕化而为博物院。此为国体变更应有之结果，若法、若俄、若德，何莫不然。但当时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过高官，受过圣上隆恩，还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这样做，我的呈文也就没了下文。
　　    我有一位昔日的湖北方言学堂的同窗好友，大我11岁的易寅村(培基)，他是长沙人，毕业后回湖南教书，当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曾受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提拔，后又去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来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分配，每次来都是住在我家。这次，因为公务，又为避免耳目，他要我给他在我家近处找一家旅馆。我给他安置在我家胡同隔壁的一家公寓，地点是在南河沿，名叫大纯公寓。我每天给他送饭菜，他无事则来我金钩胡同家里坐谈，常常谈到溥仪出宫的问题。那时，正是冯玉祥“叛变”了，班师回朝，驱逐了曹锟，黄郛组织了摄政内阁，易培基出任了教育总长。
　　1924年11月5日下午，培基匆匆地来到我家。他那时已经迁居到后门井儿胡同，不同以前的每天见面了。那日一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我听到这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也感觉很有兴趣。同时心里也暗思忖，倘若溥仪不思复辟，守纪守法，我也不去写那些呈文，建议轰他出宫，他仍可与英、日皇室一样住在宫内多些时日。
　　“自然要参加的！”我说，“但是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为是。”
　　他说：“为什么？”
　　“我知道部里的意思，难得与我一致！况且我又是部里多年直接对清宫监管的官员，地位尴尬，假使我代表着内务部，我肯定要代表本部说话，这样我反而不能说我的话了。还是请他们另派。”
　　“也好！”他说着就走了。
　　原来在前一天，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膺白(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这个议案：命令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在这一月以内，我还没有立刻参加。)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
　　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到了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将他们所有的军械子弹一律缴出，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四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到12点钟，安稳地都缴械点收了。也就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那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他们慌忙向溥仪传达，在他们还要说是“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并由绍英等回答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个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促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
　　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
　　“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
　　于是急急地传知所谓“大内”各宫太监宫女各人，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并且发出了“内帑”，每太监一名发银10元、宫女8元。宫内计有太监470多名、宫女100多人，宫内乱糟糟了，绍英又传令各守宫太监照旧负责执行他原来的职务。宫内还挂了一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急急摘去。继续着再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移居何处。决定了德胜桥醇王府。
　　醇亲王本是溥仪生身之父，当初做摄政王，当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溥仪以及各贵妃一行，在下午4时10分永别了他们占据260年中国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受用的汽车，到了醇王府，那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滋味，不必细说。各太监宫女，除了少数仍居原处暂行服务，亲近的十数名随从到了醇王府之外，其余一律如鸟出笼，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还有清室附属的司法处等机关，同时自动解散。
　　汽车是民国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一共是五辆，鹿钟麟司令第一辆为前导，溥仪带着他的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也称得上浩浩荡荡一行人，直奔什刹海醇王府。
　　溥仪退出了神武门，一般当时人的头脑中间，还深藏所谓封建思想，对于所谓印玺也者，特别重视。于是第一步接收印玺，称之曰传国玉玺，由鹿钟麟先接收了两颗历代帝王传国玉玺赉送到国务院，那时代理国务总理黄郛、陆军总长李书城都在院中，亲眼看着他们后乐堂点收，交由内务部第一科保管(后来仍送回宫内交泰殿)。帝制到此，总算告一段落，并由警厅正式出告示通知全国市民在6日那一天一律悬挂国旗，表示了庆祝。
　　此时，神武门到后门一带的守卫事宜，由鹿司令调驻在景山之国民军抽派一连，来担任这一项任务。神武门只派国民军一班，由班长率领回环巡视，神武门内，仍由徒手的旧皇室警察守卫，宫内之太监宫女等，可以自由携带随身用品出宫，经过警察的检查，国民军监视着，如有属于公家的物品，随时扣留。
　　宫内尚有瑜、晋两老妃，不肯出宫，还有瑾妃的灵柩在内，瑜妃指着哭泣，其时停在慈宁宫，不能急切解决，仍由宫监看护着。
　　说到宫中物品公私之分，国务院议决：组织一个善后委员会，派委员七人来处理；其委员由政府派五人，清室出二人。当时由鹿钟麟与宝熙商洽。
　　宝说：“清室只出二人，似嫌太少。”意似不大公允。
　　鹿说：“如虑照料不周，还可以加推二人以备咨询，或者不至于照料不周。而况政府的目的，仅仅重在取消帝号，其他方面，尽有商量余地，不必过虑。”
　　宝熙答应了，并且要求了两事：一、现有太妃二人尚在宫内，其所有宫眷人等出入买办食品一切，不能不随时出入神武门，请让门卫放行。二、宫中妇女还留着不少，老太妃亦在病中，请不要惊扰了她。其实这是在为收拾细软金珠做准备。鹿钟麟对于第一项答应了，印备戳号传知守卫；第二项也含糊应许，随即要求查验各宫。宝熙亲自引导，又于妇女所居之一二处，要求暂免查验，还要给些面子保持他们的尊严，自然是为了掩护他们的财宝。
　　    于是鹿钟麟、张璧、宝熙、耆龄等四人开始查验：先由隆宗门(乾清门之西)，进内右门到养心殿是溥仪的寝宫，他革新了，许多陈设国粹文具、周鼎、商彝之属大致变换了洋式摆设及东安市场儿童玩具。回廊曲折，还有千盆以上的傲霜残菊，满满地在台阶上陈列着。折北转入龙光门，又转广生右门。
　　    溥仪妻、皇后住的地方叫做储秀宫，有乾隆题的匾额，写着“翔凤为林”四个大字。再转后殿是丽景轩，院内也都陈列着盛开的盆菊，宫门是溥仪夫人出宫时封锁了，玻璃窗内，还有吃残的苹果，可怜从此与窗外的*，一样干枯了。
　　再进为敷华门，入长春宫，也是溥仪常常居处的地方，也封锁了，陈设都相当整齐。由此东出进凤彩门，就是乾清宫了，此殿九楹，高耸独特，为内宫的正殿，与外廷保和殿相连，殿东各宫，没有人住，早已荒废着。在当时宝熙诸位遗老目光之下，对故宫这般光景更不免有禾黍之感吧？这一日的检查，就在此地告终。
　　反响来了！溥仪出宫的消息，传到了天津，一般前清的遗老，天津的寓公，当然要诚惶诚恐，震骇起来。他们也召集一起开了会议，推定了铁良、升允、袁大化、罗振玉等口口声声要到京城来抗议。实际呢？没来，算了。
　　段芝泉(祺瑞)听到这个消息，不得不做点面子，要表示不满，他打了一个电话给当局：
　　(上略)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下略)
　　我们望文思义，他的软脚蟹姿态已经一目了然，也是做个虚样而已，不必深究，所以也就没有下文。
　　清室的全体，留恋着故宫，实际是留恋着那些财宝，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有些人，还在想复辟，也无非怀着再得一批财宝的迷梦。
　　两个老妃，就是最现实的代表。两个老妃，他们叫做太妃，都是同治的妃子。瑜妃徽号叫做“敬懿”，住在太极殿；晋妃徽号叫“荣惠”，住在重华宫。她们虽然叫“懿”、叫“惠”，实在都只能叫“贪”。她们为那一些私财，死也不肯走。
　　鹿钟麟敦促溥仪催逼，两个老太婆只是不动，她们说太极、重华两宫就是她们的死所，倘要行强，只有跳井。并且声言“已经绝食了”。天晓得！
　　    政府方面也不客气了，如不服从，要强迫移住西偏殿，以便看管。并将乾清宫、养心殿、长寿宫等处，先派国民军看守，不许任意出入。
　　一径僵持着到了12日上午，又集合了五组，查察全宫。中路的宫殿，早就查封了；还没有封完的，计有重华宫、太极殿、寿康宫、内务处等处。到了下午二时，鹿、张又请了清室代表绍英等，在神武门会谈，请他们两位老妃赶快搬出，并先并居一宫。一面准许他们清室一向所积聚的大内藏银，全数发还。这是对两位太妃的示范。
　　《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发表了：
　　第一条国务院依据国务会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议决案，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分别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
　　第二条委员会之组织：委员长一人，由国务总理聘任；委员十四人，由委员长商承国务总理聘任；但得由清室指定五人。
　　监察员六人，由委员公推选任。国务总理得就委员长、委员中指定五人为常务委员，执行委员会议决事项，各院部得派一人或二人为助理员，辅助常务委员分办各项事务。委员会得聘请顾问若干人，就有专门学识者选定之。委员长、委员、监察员、助理员及顾问均系名誉职。
　　第三条委员会之职务：
　　(甲)清室所管各项财产，先由委员会接收。
　　(乙)已接收之各项财产或契据，由委员会暂为保管。
　　(丙)在保管中之各项财产，由委员会审查其属于公私之性质，以定收回国有或交还清室；如遇必要时，得指定顾问或助理员若干人审查之。
　　(丁)俟审查终了，将各项财产分别公私，交付各主管机关及溥仪之后，委员会即行取消。
　　(戊)监察员负纠察之责，如发现委员会团体或个人有不法情事，得随时向相当之机关举发之。
　　    (己)委员会办理事项及清理表册清单，随时报告政府并公布之。
　　第四条委员会以六个月为期，如遇必要时得酌量延长之。其长期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当于清理期内，另组各项筹备机关，于委员会取消后，仍赓续进行。
　　第五条委员会办公处设于旧宫内。
　　第六条委员会所需办公费，由财政部筹拨。
　　第七条委员、监察员、助理员之审查规则及议事细则及办事细则均另订之。
　　本条例之修正须经委员会多数议定后呈由国务院公布之。
　　条例既经订定，事务须积极开展。李石曾、鹿钟麟、张璧等又约集了清室方面的绍英、耆龄、宝熙等在神武门内开谈话会。绍英等所急需的，自然是钱，于是提出了“生者须养”、“殒者须安”的要求，急待用款，说是：“宫内所有藏银十余万锭，请即日发还。”会议允许了。因为那天是星期，定于翌日午刻约同银行方面派人入宫秤点银锭份两运出，换成现银元交清室使用。
　　另外一个问题，瑾太妃出殡，原定日期是阴历本月二十三日，还是照旧。现在既已废除尊号，所用出殡仪仗，一律改用民国制度。只有棺罩一物，仍用大内旧制；执事人等，一律改穿便服。预定路程，经过内西华，穿过后门，经赴什刹海，广化寺暂厝。溥仪已经同意。所有执事人等，共须300人，一律发给特别徽章，由军警沿途护送。两个活着的老太妃，既不死守两宫，也不投井，也不绝食了。以后的住所，经指定北兵马司大公主府西苑，因为那府一点用具也没有，请求将寿康宫中自己的物件搬走，鹿等也答应了。
　　    因为她们出宫，宫嫔人等须要检查，请求不要用男人，以严大防，用了北大的女学生，莺莺燕燕地胡闹一阵也就算了。其实两位老妃都是为着怕她们在故宫井内再添两具老*的缘故，一律大箱大笼，准其捆载而去，好在她们的珍珠宝贝，本来是国家满不在乎的，也就不要希奇了。
　　这时已经是11月17日，当日清晨将清室从前的警卫队解散完毕，由鹿司令派所部步兵代任警卫。溥仪夫妇以及两老妃的应用器具、衣服、物品，夹带一些珍珠宝贝都运出去了，仅仅在溥仪的铺盖之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同一卷仇十洲画的《汉宫春晓图》，不客气地扣留下来，其余的都放走了。又发出存库的元宝银两，在上午8时，由双方委员共同监视，先将藏在里库的过秤，共有6333斤，合101328两。这些元宝上面，都刻着“福、禄、寿、喜”字样，每个都有10多斤，据说当时用来做犒赏的。当时大家商议，每样酌留为陈列之用，其余全数发还。当时是由鹿司令命令众兵士代为装包，包上记着数量，用100多人，由双方派员监押着送到清室指定的盐业银行保存。清代表拿出银子1000两来犒赏这些士兵，鹿不许受，终于客气再三地退还了。
　　瑜、晋两老妃，欣赏着这银钱宝贝之并无留难而出宫，于是轻松地择期于阴历十月二十五日迁移，乃国历11月21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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