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雨

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大型红色革命电视剧《浴血坚持》再现了1934年至1937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反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共中央率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但该剧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和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如把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项英描写为或坚持错误、或遇事毫无主见的领导者，成为剧中的陪衬性、附属性人物，甚至把历史上项英的一些重要活动，改由别人来展现，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该剧对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主要领导地位突出不够，没有全面地反映出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成立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指挥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红军继续坚持斗争。项英作为留在中央苏区的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实现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危受命，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上旬，当中央红军主力陆续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时，项英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开展游击活动，并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掩护主力红军的集结。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项英奉命指挥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全力阻击骚扰敌人，并多方面制造佯动措施，迷惑敌人。由于项英等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使党中央率领红军主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如果没有项英等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掩护、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会更加困难，损失会更大。

　　执行中央指示，领导苏区军民英勇抗击敌人进犯

　　党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了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以陈诚等指挥的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分局、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

　　为了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保卫中央苏区，项英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一文，强调发展游击战争是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项英等逐步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主力红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亦开始了初步的转变。

　　一是派得力干部到各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当时，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派张鼎丞回闽西；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西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书记，同时抽调部分武装组成瑞西独立营，调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中央审计委员会原主任阮啸仙任赣南省委书记；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建中央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书记；派少共分局干部李鹤鸣到胜利县（后转公略县）；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在于都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随即抽调一个营的红军开赴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二是在“三角地区”党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的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与此同时，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龙泉径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项英曾亲自到训练班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5年1月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有进一步认识，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彻底转变斗争方式，组织部队分路突围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多次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2月1日致电中央：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项英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另图发展；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立即答复。

　　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

　　项英接到这个指示电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和工作人员分九路陆续突围，这些部队分别由李才莲、陈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龚楚、徐洪、蔡会文等率领突围，分别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等率红二十四师七○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3月9日率七○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贺昌在率部突围中壮烈牺牲。项英、陈毅率部队在安远县天心圩也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冲散后转回于都上坪。随后，项英、陈毅再度突围，途中巧遇代英县原县委书记曾纪财，由曾带路，项英、陈毅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

　　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与封锁，各部队突围中都相继遭到很大损失。但是，它毕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会同当地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过去不少文章和回忆录，把中央苏区军民遵照中央的指示在英勇抗击国民党进犯和九路突围中遭到的严重损失与挫折，完全归罪于项英，这不够客观，也不公正。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要原因是中央的错误指导。其一，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前没有对留下来的同志和部队如何坚持斗争作周详的考虑和认真的部署，“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是不现实的。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除两个纵队尾追主力红军外，其20多个正规师加上地方部队几十万人加紧进攻中央苏区，敌情比主力红军长征前还严重。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仅有红二十四师和10余个独立团，其中相当部分是主力红军伤愈归队人员。8万多主力红军尚不能打破敌人“围剿”，红二十四师和10余个独立团又怎能保卫中央苏区？其二，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这束缚了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的手脚，使其难以跳出“三角地区”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其三，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感到难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屡次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和请示斗争方针，除1月7日中革军委向项英通报了野战军已占领遵义地区并准备在此赤化外，到2月5日前近一个月时间竟无一指示，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战略转变。当然，项英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对主力红军转移后的严重形势估计不够，囿于中央关于保卫苏区、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没有早日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他后来为此在延安向党中央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挫败国民党军“清剿”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突围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和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会合。4月，项英、陈毅在在大余县的长岭村主持召开赣粤边干部会议（简称长岭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长岭会议是赣粤边游击区由集中的正规战转入分散游击战、由照搬苏区工作方式转入完全游击区工作方式的转折点，对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大意义。

　　项英与陈毅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和中央军第四十六师的五次大规模的“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了“三南”新的游击根据地，锻炼了300余名游击战士，保存了大批经过考验的干部。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十分注意加强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针对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还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印发给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项英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还注意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以便指导红军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如他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 “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 等战术原则。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的思想，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确分析形势，领导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项英在闭塞的山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除经常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想方设法购买香港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从其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华北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于是他和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大家非常高兴。项英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了事变的大概情形后，立即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前途，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项英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开会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和研究新的斗争方针。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同志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同志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同志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同志不得不承认说：“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事变爆发的真相后，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实质，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逼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反对一切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摘要，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对此，项英、陈毅等如获至宝。他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了这些指示。根据毛泽东报告中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还阐述了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应遵循的保持党的独立性、有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原则，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这篇文章对于赣粤边游击区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是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和其他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根据间接获得的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和《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促进赣粤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一）倡议和领导赣粤边游击区的谈判。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国民党军要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8月20日，项英以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赣州专员、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

　　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陈毅到大余和赣州与大余县、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和第四十六师师长，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二）促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问题，项英于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在南昌，他看到了《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项英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谈判初步达成协议。9月27日，项英在南昌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唯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与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9月29日，项英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在南昌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会见了闽北游击区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

　　(三)派代表指导其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10月初，项英回到赣粤边游击区，召开了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去寻邬，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分别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

　　项英为促进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陈毅1940年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晚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1937年10月中旬，项英奉命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11月7日到达延安。12月7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己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对于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