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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的居然是聂元梓丈夫家
我们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等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军官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才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老人十分沉静，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我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我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自动当了翻译。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总理和康老！”“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我一时火气上冲。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那，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
“怎么会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知道得多呦。”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滑稽，不以为然地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的老人，抓住机会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让他们干吗去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老人对兄妹俩说：“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信的大意是：“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很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说。
接着兄妹俩又向我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老人和聂元梓结婚后，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兄妹俩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还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我们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时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迫害我爸！”
象征性抄家、保护文件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我发觉满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兄妹俩的控诉，突然觉得抄家要泡汤！老聂就在大门外的车上，回去怎么交代？我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告诉你，我们这次来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加盖我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我签了字。一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一生的政治事件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40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就庆幸万分！
封了文件柜，总得还抄点什么才算得上抄家，便没收了一副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的古董（涉嫌迷信）。我拿起桌上那个早已掐了线的“红机子”，心想抄的东西少了点，分量轻了点,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那辆吉姆车开走。老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在抄家清单上签了字。这时，陈宝华把我叫到屋外，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街上哪里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为人的反感，说话嗓门就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我带着气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老人在我身后亲切地说了一句。
40年后重见老聂
那次抄家之后，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吴金岳一起两次回访吴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讲述了与聂元梓相识、结婚、反目的全过程。
原来聂元梓到北大前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当处长。她那时的丈夫是市委副书记。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严重错误，聂元梓与其离婚后通过关系找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对她一直不错，先安排经济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5年“社教”运动中，高教部驻北大工作组认为陆平党委有严重问题。聂元梓跟着工作组充当批判陆平党委的积极分子。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陆平党委一班人立即对她进行清算和批判。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想调离。认识了吴溉之老人后，聂元梓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当老人带着她回老家结婚后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节后了。
当聂元梓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后，预感北大陆平党委的日子也不久了，就住在北大观察风向。后来就有了毛主席亲自批示支持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