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抗战时期的大量伪军哪里来的？
【转载】抗战时期的大量伪军哪里来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伪满洲国军外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有不同版本的说法，认为实际数量可能超过200万人。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
那个时候，一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党军。
抗战之后，国民党从不曾认真检讨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打着青天白日遍地红旗帜的军队跑到日本人那里打自已的同胞，更不曾记念过牺牲的*军人。事实上，抗战胜利时关在日本人监狱里的中国*人，胜利后同样还是关在监里，只是狱守换了戴青天白日帽的士兵而已。而在若干年后，伪军留给昔日根据地的将士们的痛楚是这样深，国军的老兵也得不到一点象样的尊重，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迷失该留给我们怎样的反思，似乎无法总结也无力总结，只能以并不全面的眼光，看过那一段岁月，并告诉愿意与自已一同看的人们。
日军要使用这么多伪军，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因此在华北、华南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只派驻顾问一类监控，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前进时的炮灰。投敌伪军以军统的投敌部队较为有名，军统的部队虽然野战能力弱，但是其出身就是情报特工，在后方充当夜袭队一类汉奸武装攻击抗日游击队、斩断地下组织非常专业。
伪军在被派驻某地后，军饷给养是不由日军负责的，一切任其在当地“自筹”，说白了就是交足给日本人的，剩下刮的就是自已的。大中城市里有日本兵驻扎控制，小县城里一切都是自已说了算，四处搜刮勒索。一支连国家民族都失掉了的军队，在做这些事情上不可能对同胞还有什么余地，何况随时会被拉去和*人作战当炮灰，大部分人都是多活一天是一天，谁给钱就拥护谁。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就曾在一份呈上的意见书上记载：“一、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而没有汪精卫“主席”惠顾的伪军“发财”的手段则是千恣百态，很重要的一点是跟抗日武装做生意，走私违禁物资，盗卖军火弹药。很多时候八路军的弹药也要靠他们“接济”。由于参与作战时日军要给他们发弹药，日本人也很恼火伪军两头通吃的行为，在冀中一度不得不按子弹壳来给伪军核发弹药。
“国军”向日本人走私，伪军向“共军”走私，这也是抗战时的一大奇景。
而日本人对伪军很明显不会信任。这种信任不仅表现在高层的顾虑，而且伪军每每被怀疑通敌，或成为战斗损失的替罪羊。例如43年“华北战地参观团”的覆灭，日军便怀疑是伪军内线通报，大量撤换伪军。伪军只要被怀疑，随时会被处死或拉到矿山做苦力。可以说，伪军是一支被国民党和日本配合玩政治手段下边缘化的畸形军队。没有国民党重庆、南京两派同日本的三方政治博弈（这种博弈从政治角度看是很有手腕和技巧的，但从道德上看是十分下作），就没有这支打着青天白日旗向同胞开枪的军队。
而这种博弈的牺牲品，不仅是伪军自身和沦陷区的民众，还有抗日武装。不去打抗日武装，日本人要这支军队做什么？
伪军的作战方式
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抗日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型*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受到日军指挥的伪军基本上是不和国民党军作战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不象是很有战斗力的对手。
火力既弱，没有象样一点的军事工业，后勤根本就没有一点保障，所有的外援包括苏联的援助都没有给过他们（看看国军收到的外援及战果，可以对比一下），而且中央政府只在1942年之前发过极少的军饷。部队缺迫击炮、掷弹筒，山炮和步兵炮就不用提了，连吃饭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部队营养不良、火力薄弱是怎样也无法摆脱的问题。国军可以一场鄂西会战用掉一千万发枪弹，而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有的人一场战斗只打五发子弹，有的连枪都没有，而且装备也是五花八门。
任何有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部队是很难跟日军打阵地仗的，打阵地仗的结果只要在兵棋上推演五分钟就能得出结论来，除非是蠢人才主张这样的部队去打阵地战。而*的游击战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没有后方供给粮弹被服的作战，需要的是宽广的战场、密度较低的敌人与当地居民的配合掩护，这些在敌后全都具备。而游击战首先要碰到的，便是伪军。游击队在发展初期往往只有土枪土炮和从地方搜罗来的杂牌武器，八路军正规部队有时尚做不到步枪人手一支，机枪是极宝贵的奢侈品，此时向日本正规军下手，无异于自杀，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伪军就成了首选对象。驻守伪军此时便成为一种介于日军和抗日军的缓冲，倾向日本的会在地方上与抗日军队发生激烈冲突，而更多的伪军选择了一条“共存”的方法，即一方面默许当地抗日政权的存在并适当通融（有时也能靠卖军火弄点好处），一方面保证日本人在当地的表面施政，尽力保证自已处在“中立”的地位，使游击队把注意力放到日军身上。但是这样的均衡不是长久的，当抗日力量强时，伪军会向抗日力量妥协，当日军力量强时，伪军便会倾向日军向抗日力量大开杀戒。毕竟日军能给伪军的是钱、地盘和枪炮，远较抗日力量的钳制和危胁要有吸引力得多。
自从汪精卫的国民党军投降日军得到好处之后，借着国府睁只眼闭只眼的机会，其他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群起效仿，大量国军加入到这场叛变运动中来－－广大的伪军队伍保障了在华日军有充足的人手巩固占领区的政权，原本在敌后极方便游击的“真空区”为日军基干控制下的伪军所填充，并极大地吸收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发展力量。
没有后勤而又限制重重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条件上只能以运动、游击的方式作战，小规模作战注定了毙敌高级军官的可能性极小。而且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投入的作战部队越来越少，抗战中期围剿敌后根据地的部队数量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的部队，所谓“扫荡”“治安强化”与大规模会战是同一个含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日军每次投入的部队不亚于与国民党军的大会战，而且对*部队而言，比国军严酷的军事现实是还有比日军数量更多的打着青天白日旗、手持“中正式”步枪的伪军，这种考验是加倍的。
由于当时新四军、八路军内部没有军衔制的原因，相当多的干部牺牲时没有军衔，因而也就没有一张名单与国军将领相对照。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总结两张名单，一张是双方少将级人员投敌的名单，一张是少将级人员殉国名单，且后者不包括死后追绶，然后从比例上看历史，也还众伪军一个真相。或有人因对政治某些观点意见不同而对国军抗战推崇倍至，国军在某些时段也确实打得光彩四射，然而从战略层面上拨开军事与政治的迷雾，国军抗战贡献之外留下来的还有不堪回首的痛惜。
日本侵华理论与伪军结局
形成这样庞大的伪军，日本不是单从军事上进行控制，还有它对中华历史的研究及由之制造出来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中忠的色彩极为浓厚，历朝历代都强调忠文化（清时更强调孝，有它维系统治的原因），这种忠君思想除了神秘色彩外，为士大夫和儒家所接受和理论化的，是认定所忠的是中华文化正统性，而反对外来政权对中华道统的破坏。
所以在儒学深厚的一些大家看来，五代时的冯道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为官持身并无劣迹，而且在几个不同的异族政权间保持了文化的继承与社会的相对安定。也正是因为忠是针对文化道统，忠君都是因为这个君主代表文化道统，当下一朝君主也开始维系文化道统的时候，新一代士大夫便开始忠于新君以维系文化。最为痛苦而背谬的是清时士大夫的转变，因为象征正统文化的明在实质上腐朽不堪，随之而来的异族在站稳脚跟后马上转而宣布维系道统并尊儒重孝，从而使黄宗曦这样的士大夫也失掉最后抵抗的底线。中华文化中始终没有强势的“个人”因素，不尊重个人对社会的思考与独立人格，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更多地强调服从与屈从。
而日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深入而凶狠的。除去大力宣扬“满蒙非中国论”、将中国东北划成“满州国”成为其殖民地外，在侵华战争中大力打文化牌，拼命宣扬各种理论以证明“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除去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东亚共荣一类外，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民国政府的高层要员成为侵略与“共荣”融合理论家，从而使民族救亡的激情退潮后，道统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当没有坚定的信念与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时，处在这种激烈社会变革生死乱世间的人极容易迷失自我，随即而来的就是“委员长来了我也是过，日本人来了我也是过”的心态，因为即便是对一个曾经慷慨激愤的人，当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或者反对和赞成已经不再有界线和意义时，首先想到的，只会是自已和家人的利益。
数量庞大的伪军最终随着日本的投降而结束了它灰色的边缘日子，纷纷回归到国民党军中，随后便是新一轮的战争。
有人说抗日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他们用国民党军队在抗日中牺牲了 200 多名高级将领，*只牺牲了两位将军，国军打死日军高级指挥官 100 多名，而*才打死几个？又说平型关战役只是消灭一千多名日军的后勤部队。以此来贬低*毛泽东的作用。
“ 9．18” ，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有数十万人的东北军广大官兵在国民党中央不抵抗的命令下含泪退走，使日本人轻易地占领东北，不久又让出华北，随后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一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不计国民党追杀堵截的前嫌，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抗日的前几年，国民政府的一些人在穷凶恶极的日本人面前，一直存在着国际上主持公道，中日和解（这里不用投降一词）的幻想，并为自己留一条和解的后路，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在首都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却不敢对日宣战，居然还一直跟日本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二天（ 1941 年 12 月 9 日）才匆匆忙忙跟着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在这之前，如果不是*一再向全国人民呼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远东慕尼黑的国际阴谋作用下，很可能真的实现“中日和解”了。汪精位绝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政治人物，在国际大环境和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力面前，恐怕不只他一个人有“与其最后败给日本还不如早一些和解为好”的想法，只不过汪氏抢先下手罢了。如果国民政府真的实现了中日和解，也就是把中国绑到法西斯的轴心阵营中，遭受到极大痛苦的中国最后反成了战败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下场！
国军在困难面前就悲观失望，稍有点成绩就趾高气扬。抗战之初，中日军力悬殊，极度悲观的亡国论调迷漫着中国大地，而打了两次胜仗以后就不认识东西南北了，速胜的论调又充斥报章。正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他用了7 天8 夜的时间写出了《论持久战》，从理论上战略思想上反驳了这两种错误认识。从精神上武装了全国军民，从而坚定了中国人长期抗战的决心。这不是中流砥柱是什么？
军事方面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和*的八路军、新四军、各游击队的敌后战场。国民党的正规军有几百万，其中确有一大批坚定的抗日中坚分子。国民党打的是阵地对抗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国军中有不少高级将官为国捐躯，他们将永远活在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心中。*在抗日初期才有三万多人的军队，高级将官不多，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对日军作战，只能采取了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式，牺牲的将官自然是没有国军的多。另一方面如果说*不是为了消灭日寇，而是为了扩大队伍。敌后游击战就是要组织人民，不断壮大自己，由弱变强的法宝。中国人弱在何处？就是弱在没有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只能任人宰割。一次消灭敌人几十个，几百个，积少成多。如果八路军不消灭日本人，保护老百姓，老百姓能信服吗？他们能参军支前吗？消灭敌人才能壮大自己，扩大根据地，如果总是三万人，怎能由弱变强？又怎能取得最后胜利？八路军组织的平型关战役虽然只消灭了一千多敌人，但那是第一次对日本军队的胜利，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以后的忻口战役，奇袭敌人飞机场，百团大战等对正面战场起到了极大的支援作用。敌后战场吸住了上百万日本军队，并消灭了日军五十多万人，不但减轻了国内的正面战场的压力，对国际反法西斯的太平洋战场也起到了国际公认的配合与支援作用。中流砥柱作用就是在政治立场上毫不动摇，坚持团结全国各界，及时指明方向，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在精神上思想上坚定全国各方人士的抗日信心，指明中国必胜的科学依据；在军事上不断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用军事上的胜利证明积小胜为大胜，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真正的抗日战争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