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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等六参政员为何访问延安？何所得？


1945年，中共决定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意图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以示抗议。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
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
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愿意商谈，并
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
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
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

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
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
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
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
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
之条件下，中国*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
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
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
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
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
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
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
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
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
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
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 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
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
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
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
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
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
，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
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
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
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