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央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行址就设在叶坪村一幢三室二厅的普通农家小屋，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仅20万大洋，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这个国家银行麻雀虽小，却肝胆齐全，它的分支机构遍地开花，业务范围包罗万象。它不以巧伪趋利、渔夺侵牟为目的，而以革奸铲暴、济寒赈贫为己任，有别于古今中外任何钱庄、票号和银行。
这个国家银行其实一点也不小，当年它一柱擎天，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新中国成立后，它一轨同风，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一座不可超越的丰碑，永载共和国的金融史册上。
因陋就简建央行 土法上马造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刻不容缓。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但临时中央政府既不提供场地，也不配备设施，只给了他五个编制。毛泽民知难而进，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货币首先需要票样图案，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黄亚光被推荐为最佳设计人选。但其时他因卷入一宗冤假错案，即将处决。危急关头，毛泽民挺身而出，把他从刑场上解救下来，委以国币设计师之重任。黄亚光果然不负厚望，他充分借鉴客家传统文化艺术，推陈出新，很快就拿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厚政治色彩的票样图案。中央造币厂的技师们也大胆革新，巧妙地利用原江西工农银行的影制铜版，剪贴、改造成了国币印刷铜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印刷货币还需要专用的油墨和纸张，可是毛泽民派到敌占区的各路采购员，均因国民党封锁严密，无功而返。他一急之下，索性一头扎进土纸作坊，带领造纸工人采用树皮、毛竹和破棉、废麻作纸浆原料，掺入适量细羊毛，成功地生产出了具有韧性和防伪性能的钞票纸。他用同样的土办法，带人上山刮松脂，烧烟油，配上熟桐油，试制出了合格的油墨。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纸币共65.61万元。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
既拿算盘又拿枪 深山老林设金库
红军自创建以来，一直依靠打土豪、没收和征发剥削者财产，解决自身的给养。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奉共产国际指示若圣旨，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地推行所谓的“正规化”和“城市中心论”，武断地取消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统一供给。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中央财政赤字激增，收支严重失衡。
根据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国家银行的业务除了发行货币、公债和期票，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和票据贴现，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
1932年2月，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久攻赣州不下，损失惨重，国家银行拨出巨额军费，结果颗粒无收，中央财政雪上加霜，近乎崩溃，国家银行面临倒闭。为了扭转局面，这年3月下旬，毛泽东经过据理力争，毅然挥师东征，连克龙岩、漳州，缴获了大量金钱和紧缺物资。国家银行配合中央财政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部门，督率3000多民工昼夜穿梭搬运回瑞金，大大缓解了中央苏区的金融危机。
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
正因为经营有方，管理得法，国家银行在短期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总行设有2个处、7个科和1个总金库，工作人员增加到50名。下辖福建、江西2个分行、分金库，1个瑞金直属支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和几十个代兑处等机构，触角伸向苏区内外，业务涉及不同领域，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和物力。
为了确保国家财富的安全，国家银行还在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烂泥坑设立了一个秘密金库，金银财宝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运来，被封存在一口巨大的地窖里。2名便衣特工以熬樟油为名，长期驻守，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定期派人巡回检查。秘密金库虽然地处偏僻，远离政治、军事中心，但其隐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职业掩护、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及周边良好的群众基础，令外界一无所知，安然无恙。
肩挑背驮踏征程 一路行来一路歌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家银行14名业务骨干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其余工作人员继续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国家银行逐渐中止了货币印铸和发行，各地分支机构相继关闭、停业，结束了它们的光荣历史使命。
秘密金库的大部分财物也被分散到各部队保管，剩余的几十担金银、现钞，以及国家银行的重要资料、中央造币厂的主要器材，靠200多名运输队员肩挑背驮，磕磕碰碰地踏上了漫漫万里征程。在沿途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下，第15大队一路上既要行军作战，监护中华苏维埃的“国家命脉”，又要见缝插针筹粮筹款，保障后勤供给，俨然成了中央红军的命根子。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贵州重镇遵义，得到了一次短暂的休整机会。国家银行趁机印刷、发行纸币，借以补充军需，但为了避免当地群众遭受损失，他们在离开遵义之前，全部用银元或实物予以回收。1月29日，第15大队在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了这批纸币和印钞机器，然后轻装上路，全速向北挺进。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结束。此时，第15大队14名国家银行干部仅剩下8人，而2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保存完整。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印刷、发行新货币，由此承上启下，揭开了红色金融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国家银行自开办到停止，历时3年零9个月，印刷、发行货币800万元，但因受国民党几番“清剿”，红军数度自毁，再加上自然消损，流传于世的已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曾以1：1的比值，收兑到771616.55元，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苏维埃国家货币虽然纸质粗糙，印制简陋，但票面设计质朴而不失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其中的花纹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