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军解放新疆 千名女兵受到全军的保护
1949年10月12日，就在王震的十万大军从酒泉西进的同时，古老的阳关城外，也出发了一支西进的队伍——二军教导团。
这是王震兵团二、六两军进疆部队中，唯一有女兵编制的一支特殊队伍。
王震将军给这支队伍下达了进疆命令时说：“你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到新疆去……同志们，你们带着上千名女兵，是进疆部队中女兵最多的一支部队。你们的情况是特殊的，任务是艰巨的。大家知道，这批女兵是全是宝贝，她们全是部队解放兰州之后，沿途招募的大学生，是将来建设新疆的栋梁。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车，更没有时间等车了，只好委屈她们了。先走起来再说，走到哪算哪，车来了就坐，没车就走。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记住：途中不管多么苦，多么难，那怕就是牺牲了你们团长、政委，也不能少一个女兵，更不能牺牲一个女兵。否则，你们就是罪人，罪人就要受到惩罚……”
教导团进军的目的地是南疆喀什，这是十万进疆大军中任务最为艰难的一支。全团有三个女生大队，1040名女兵。出发时，她们中许多人的军龄还不满一个月，有的才10多天，大都是不满20岁。
长达300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对正规部队来说都是十分少见的，何况对这样一群刚刚穿上军装的“娇小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一
20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前夕，在乌鲁木齐一个干休所里，乔兰英老人请来了当年一个班的周萍、邵均丽，又为我们侃开了那次行军途中女兵的苦难经历和浪漫风流。
三位老人，谈笑间象戏说别人的往事野史，轻松而又愉快。
“现在想想，当时也不知怎么走过来的。去年我去喀什旅游，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都全身散了架。”乔兰英说。“那时，你才多大？20岁。现在都成老太婆了，当然不一样了。”
周萍说：“当时我才16，什么都不懂，整天就知道走，走到天黑算一站”……
乔兰英说：“你忘了过铁门关的前一天，在一个什么店的地方”……
“塔什店，快到库尔勒了，就是出了干沟没多远。”邵均丽说：“我想起来了，小萍来了‘倒霉’，还是第一次，吓得直哭。”
“那时候真傻，行军一天，光觉得裤档里冰凉，磨腿。就想是天太冷，尿滴到裤子上了。”周萍笑得十分灿烂。
“晚上宿营一看，全是血，吓得抱着我大哭。”邵均丽说：“开始我也以为是磨烂了腿，谁知一看，差点没把我笑死。”
“还笑呢？”乔兰英说：“当时就数你鬼心眼子多，教全队来倒霉的人撕被子里的棉花当卫生纸用。等走到喀什，全队没有一个人的被子是完整的，让教导员狠批了一顿。”
“就是，当时你咋哪么多鬼点子？”周萍指着邵均丽说：“乔大姐，你忘了，第二天你让我骑着骡子跟收笼队走，我不愿意，她就给我编了段快板……”
没等周萍说完，邵均丽本来就十分发福的身体笑成了一个团，拍着茶几就唱起了当年的那段快板：打竹板，唱小段周萍萍，意志坚带病翻越大天山血流百里过干沟不到喀什不回头……“你那张嘴呀！”乔兰英指着邵均丽笑着说：“没出一天让你把小萍的那点事，说得全团都知道了。晚上行军总结，教导员问我周萍是不是负了伤？我不好说，他就使劲问。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就说是女同志都有这种病，不是伤，每月一回。结果这位老先生30好几的人了，也不懂。还在大会上表扬周萍，轻伤不下火线，带病行军，宁可流血也不不骑马，坚持自己走”……
“哈哈哈……”好一阵大笑。
三个70多岁的女人，全都笑成了花儿……
二
最后一批到达喀什的李建菊老人，在事隔50多年后，谈起那次行军中的经历，连自己都怀疑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
“部队从百里风区走出来，就开始翻天山。正值隆冬季节，又下了几场大雪，许多山沟都填平了，前面部队踩出来的路也找不见了。天一晴，西北风就来了，那个冷呀！再加上几次轻装，皮大衣都交到驮运队了，身上大都穿着夹衣，每天早晨起床后，冻得直打哆嗦，可那路怎么也走不到头，经常走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往前走什么都不知道了”……
1950年1月16日，17岁的李建菊和6个掉队的女兵被收笼队收笼后，暂时编制到了骡马队，负责20多匹骡马赶运工作。说实话，当时这是件比较轻松的工作，白天边放牧边走，除却了强行军的许多困难。晚上睡觉还可以靠在骡马身边取暖。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天，所有的人身上都感到奇痒难耐。原来，天天和骡马睡在一起，再加上长时间没洗过衣服、洗过澡，几乎所有的人身上都生了虱子。男同志还好办，中午天热起来的时候，脱下衣服边走边逮。可李建菊他们几个女同志就苦了，头上都生了虱子，抓都抓不过来，7个人干脆全部理成短发，后来还不行就一律理了光头。
头上不痒了，身上却没法办。男同志支援她们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没几天虱子又长成了串串。一天下午，从西北师范大学入伍的胡静，在行军途中，突然丢下骡马，大声哭叫着，疯了一般，边脱衣服边跑，把身后的人都吓呆了。
胡静没跑出多远，身上的衣服就全甩光了，跪在雪地里大声哭了起来。李建菊清醒过来后，才想起身后还有几十号男人，哭着喊了一声：“全给我转过去。”
男人们这才想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裸体，全都红着脸转过身去了。蹲在地上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们深感羞愧难当，自责愧为男儿，一大群男人竞保护不了几个把一头秀发都丢在了行军途中的女性。
胡静是他们的姐妹，被虱子折腾成这样，他们怎么能够不难受，不难过呢？
李建菊用一床被子裹住了胡静，将她紧紧地拥在怀里，几个人一起哭了起来……
直到太阳西斜，抱在一起的七个女人，才止住了哭声。
李建菊缓缓站起身来，从雪地里拾回一件件的衣服，七个人坐在一个火堆旁一只又一只地逮起了虱子。直到全部消灭，才给胡静穿上……
当天夜里宿营时，男人们在远离骡马的山谷里，给姑娘们搭起了一座帐篷。也是从这天起，姑娘们每天夜里都躲在男人们为她们搭起的帐篷里抓虱子。
等她们到达阿克苏后，收笼队的指导员，找到了六师张仲瀚师长说明了情况，张仲瀚马上找来军需官让他找几套衣服，给姑娘们换换。
军需官说：“咱们刚来，物资还在后边，到哪去找？”
张仲瀚说：“我不管你到哪找，就是偷，你也得给我搞来，否则你这个军需官就当到头了。”
当天下午，张仲瀚师长又派出一警卫排，对师部兼地委大院的一间房子实施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只是所有的哨兵全部背向房子而立。
一切布置完毕，张仲瀚又对带班的干部说：“谁敢回头，一律军法处
姑娘们自从离开哈密之后，终于痛痛快快洗了一次澡。李建菊说：“身上抹下来的灰，有好几斤！”
姑娘们从里到外全部换上了新衣后，这才想起自己是女人。当时胡静洗完澡后，提议把生虱子的衣服全部烧了。李建菊说不行，用水煮煮，虱子就会死了，还能穿。
七套衣服在一口大锅里煮了半天，姑娘们仍不放心。直到水面上浮出一层虱体，才敢捞了出来。
三
和清一色女兵的女生大队相比，赵佩玉这批编在十队的几个女兵可就苦了。1950年元旦从吐鲁番出发后，她们一直跟随教导团主力，每天以60至70公里强行军，连续行军48天，才走到喀什。途中平均每人穿破8双鞋子。
元月中旬，十队到达焉耆后，沿冰封的开都河溯源而上，直奔库尔勒而去。
两天后，暮色西垂时，才到达铁门关。由于语言不通，请的维吾尔族向导也说不清离库尔勒还有多远，队长李绪珠决定就地宿营。
部队正在忙着安营扎寨，满身知识分子情调的赵佩玉、尉迟颖俩人却顺着铁门关附近的小路走到了石壁刻有“襟山带河”的孔雀河畔。河上有一座钢木结构的大桥，桥的那头守着几个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士兵。赵佩玉过去一打听，守桥的士兵告诉他，前面就是库尔勒。
尉迟颖站在桥上大声喊道：“队长，翻过山就是库尔勒了！”
正在忙着架灶设帐的部队听她一喊，没等李绪珠下命令全都开始收拾东西了，又拔营出发了。
队伍又在黄昏中向库尔勒开拨了。
赵佩玉和尉迟颖站在桥头的哨楼上高声吟起了岑参的诗句：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旌旗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赵佩玉说：“岑参这首诗里说的戍楼，就是咱俩现在站的这座铁门关城楼。岑参一生中，七次出入铁门关……”
“大姐，你考古来啦。”尉迟颖说。
赵佩玉说：“晚上到库尔勒后，咱们搞个边塞诗会怎么样？”
尉迟颖说：“行。”
赵佩玉是位归国华桥，她1924年出生于美国加罗林州，大学毕业后跟随父母回国。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社会一片动荡，父母又回到了美国，她只身一人留了下来，进入山东大学外文系读书。1949年9月，在兰州西北师范任教时，毅然参军，跟随部队进疆。
十队的大学生大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进疆前，王震将军对教导团的领导说：“他们可都是将来建设新疆的宝贝，保护不好他们，你们就是新疆建设的罪人！行军中就是你们团长、政委牺牲了，也不能给我丢一个，少一个，否则，我拿你们是问。”
过库尔勒后，十队沿着先头部队在原始胡杨林中踏出的道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行进。
“为了不误春季的大生产运动，部队每天都是强行军。早上四点钟起床，吃点东西就摸黑上路，走三、四个小时天才亮”。
胡杨林中的道路，由于是前边几支部队踩出来的，浮土很厚。部队走得越快，带起来的尘土越大，呛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嘴上全都捂着湿毛巾。天气冷，不一会儿，毛巾就冻在脸上揭都揭不下来。在尘土中行军视线不好，几米外什么都看不见。加上人困马乏，眼皮老在打架，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子，但两条腿还在机械地往前挪着。许多人在走着，实际上已进入假寐状态。排头就每隔几分钟提醒大家一次：“向后传，跟上，不要掉队！”这天早上一出发，队里怕女兵掉队，就让赵佩玉等十几个女兵走在最前边。
“刚上路不久，胡杨林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赵佩玉说：“走了一会树稀了，能从枝缝里看见星星。走在队伍前边没多少土，不用捂毛巾，但鼻子、耳朵都冻得不行。怕打困就使劲抬着头看星星，可不一会儿又睡着了。前面一条很深的沟，我一头栽下去了。把沟里的冰都砸裂了，一下就掉进了水里。可还没等我爬起来，后面七、八个人全部跟着掉了下来，把我压在最底下，差点没淹死。等男兵们把我们拉起来一问，原来后边几个全都跟我一样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四深秋的塔里木。一片金色的胡杨林边环绕的棉田里。
当年和何俊秀一个班的退休农艺师满天芳。说起那次行军来，几乎是说一句笑半天，听不出半点的艰辛。
“何俊秀是六班长，全队出了名的瞌睡虫。行军中能边走边打呼噜、说梦话。你往哪里走，她往哪里跟，有几次差点掉队。有天行军，走着走着她倒在路边睡着了，天不亮，别人也没发现。结果天亮了，来了一群野猪，才把她吓醒，一口气跑了20多里地才追上队伍。后来到喀什总结时，她说这一路上就那20多里是醒着走的。”
“为这事团里把队长、教导员狠批了一顿。队里怕出事，就想办法，让女兵们一人拿一根胡杨树枝子，相互拉着。这样只要前边的人不打瞌睡，后边的就掉不了队。可何俊秀还是不行，拉着拉着就松手。没办法，她就用绑腿一头捆在自己手腕上，一头拴在前面一个的背包上，一上路就可以放心大睡，只要队伍不停，她就一直跟着往前走。队伍停下，她就往别人背包上撞。有几次穿过间隙很小的树丛，需要拐弯，前边的人忘了提醒她，结果何俊秀就撞到了树上，鼻子都碰出了血”。
“出了轮台的第二站是七郎台。”满天芳说：“快到宿营地时，各班都要捡柴火，每人抱一大抱，一到目的地就生火烧水。做饭、洗脚。那一带干红柳多，一会儿就捡一大抱。我们班长何俊秀也抱了一大捆。到宿营地了，她还闭着眼往前走，指导员胡荣平就站在她对面，看她往哪去，结果。人家直直地冲指导员走了过去，把指导员撞了个仰面朝天，她才停下脚。”
“那天夜里宿营，就更可笑了。”满天芳笑了半天才说：“在七郎台宿营，我们一个区队40多人，分了一个羊圈。男同志多，占了靠右边一大半。我们女的少，就挤在左边靠墙的地方。中间只留了一条小路。那时候行军，大都和衣而睡，男女同志经常挤在一起，也没出过什么事。”
满天芳说：“也不是单纯，都是大男大女，按理说应该是复杂的。可人累得走着都能睡觉。一倒下就睡了，一夜连个身都不翻，谁还有心思胡思乱想。再说那时候，部队纪律也严，谁敢出事，非枪崩了不可。我们那时候可真是宝贝，高中生都算知识分子。王胡子说谁敢动我们一根毫毛，就地枪毙(估计这话是层层加码传达王震在酒泉的命令，绝不会是原话)！”
“就是睡羊圈那天夜里，出事啦。”满天芳又笑：“一间羊圈，那么多人，男女之间只留了条小道，供夜间解手出出进进。可睡着睡着，那条小道就挤没了。半夜里一个男兵迷迷糊糊起来解手，他找了半天感觉是走出去了，而实际上他走到我们女兵这边来了，根本没出门。一泡尿把我们四、五个人尿了个满头满脸。就这样，我们班长都没醒。”满天芳说：“那个男兵那一泡尿，一下就炸了锅。当晚就开他的批斗会。区队长让我们几个发言，说那个男兵是不是耍流氓。我们几个都才十八、九岁，害羞都不吭气。区队长就让何俊秀说。班长说：‘黑乎呼地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算什么耍流氓？不就是泡尿吗？比这臊臭臊臭的羊粪味好多了。批什么判，快睡吧！’我们想想也是，都表示没什么。区队长就不再追究了。”
“那个男兵啊？他当时吓得全身直打哆嗦。何班长和我们这么一说。他才缓协神来，跪在地上瞌起了头，千恩万谢。说感谢我们不杀之恩。其实，现在想想有什么呢？人家又不是故意的，更谈不上耍流氓了。”
满天芳谈的十分轻松，言语间充满了善良和母爱。
我问她后来那个男兵怎么样了？她说：“部队到喀什后，他调到边防上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来看过我们几个。何班长还给他送了一双手套，我给他送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本识字课本。可惜1962年对印作战中，他牺牲了。听说死的很悲壮”……
此时，满天芳眼里含着泪，淡淡的说：“几十年了，我们几个老姐妹都还很想他”……
1950年4月19日，李建菊等最后七名女兵安全到达喀什后，教导团才算结束了这次历时半年，长达3000多公里的徒步行军。
这一千多名徒步走进新疆的女兵，虽然在漫长的进军旅途中，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艰苦的磨练，但是当她们到达喀什后，经过教导团短期培训，很快就被分配到了天山南北急需人才的各个岗位上。一千多名女兵分散在20多万人的兵营里，真正成了宝贝，成了宠物，成了花儿。加上王震特殊的知识分子政策，她们都在严格的保护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着。20世纪80年代以前，她们象一道亮丽的风景，构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的女干部群和新疆文学艺术界、自然科学界的精英群。自然，她们的婚姻也是最自由最幸福最美满的一批。据统计，她们中有500多人的老伴都是教导团一起进疆的知识分子。在我采访的几十位老人中，甚至没有听说有谁的婚姻是组织包办的。当然，组织介绍是普遍现象，可基本上都是门当户对，年龄相仿，自愿结合的。许多人一生中夫唱妇随，事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