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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关于会议的远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个运动的失败，既是“牵动、影响随后二十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一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农民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走出家门，掀起了兴修水利、深翻土地、改良土壤、改变耕作方法，昼夜苦干的热潮，凡是认为能够使农作物增产的措施都被推广起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到处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厂，尤其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工地”。人们敢想敢干、大干苦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热情称赞和充分肯定的，当时兴修的水利、改良的土壤、兴建的工厂，至今不少仍在造福子孙。问题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竞放卫星，浮夸风甚嚣尘上，各种“喜讯”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现在新闻广播里，出现在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似乎粮食多的无处放；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饥饿，解决了温饱，且大大地有了富裕，这是一种怎样让人欢欣鼓舞的情景啊！
　　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1958年初还说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不久，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仿佛中国的经济正在火箭式飞升！
　　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加入人民公社，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村又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大大伤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但没有出现人们预想的结果，反而变得严峻起来，或者说来了个南辕北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曾几何时还在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现在人们的吃饭、穿衣、生产却发生了严重困难。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这几年的农业生产，尽管干部群众出了不少力、流了不少汗，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惩罚是毫不留情乃至十分残酷的。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在挫折面前，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
　　问题是，仅凭这种挫折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恢复国民经济。那么，如何走出谷底，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也同样困扰、纠缠着人们，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大的挫折过后，必有经验教训的总结。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会议的近因之一—在调整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
　　实践已经表明：“大跃进”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大跃进”问题的呢？其实，也就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于是他先后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左”。告诫各级干部要划清两个界限，要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提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不但没有接受，还给彭德怀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打成了“反党集团”。彭德怀因此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左”的错误不但没有纠正，反而重新泛滥起来。这次庐山会议，因此成了毛泽东再一次失足的地方。
　　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当时的人们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刮了皮肉，1960年刮了骨头。“大跃进”的“左”，在1960年达到了最高峰。
　　也就在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但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形势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八字方针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11月3日，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
　　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1960年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大力纠“左”，1961年初又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深入纠“左”。
　　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但“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1961年初，决策者还是没有认识到1960年因为保“钢”，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1961年钢的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
　　到了3月广州会议，虽然知道一二月份的生产情况很不理想，但还是坚持要保1800万吨钢，没有提出应该退下来。
　　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就会出现“溃退”了。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的庐山会议，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
　　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开始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仍然存在着队与队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影响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不久，又发现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意见很大，因此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了解，认为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还是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将分配权下放到小队，解决了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在工业方面，中央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改变了企业经营混乱无序的状况，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条例。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行各业的条例有了，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怎么办呢？为了克服气不够壮的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要制定一个7年计划，而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把7年计划搞好，大家的气就可以壮起来了。3年调整壮不了气，7年计划总可以把气壮起来了嘛。按照一个目标来办事，看到一个兴旺的气象，就不会灰溜溜的了。
　　制定计划，就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解释。他说：谈到有希望的问题，我感觉有这样一点，就是总要有个奋斗目标。毛主席的方法，过去他多次跟我们讲，我们在座的同志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了，就是要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打了一仗以后，要提出第二仗的任务，办完一件工作，也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不断地引向胜利，不断地引到发展。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奋斗目标。
　　为了制定7年计划，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迅速行动起来，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邓小平感到这个问题大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甚至影响党的前途。
　　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几次讲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中央的感受。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要向他们提出有没有志气的问题。这样的小天地，分散状况，等于全党没有志气了，没前途，翻不了身。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向中央讲策略，搞后手，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集中目标攻击，这日子能过呀？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没有希望。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工业会议上一讲到木材和煤炭就上不去，农业上，一说到粮食征购就上不去了，不但明年上不去，长远也上不去。问题是不谈这些，就没有希望，不仅明年没希望，就是长远也没希望。讲觉悟，讲志气，讲整体，讲全局观念，我们党过去总的是好的，几年来，特别是今年，突出暴露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邓小平还说：我感觉国家和地方，整体和局部，全局和部分，集中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现在是矛盾的，还相当突出，不能回避。大家口口声声都说拥护中央，这不算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停滞多少年。矛盾怎样解决呢？解决的办法是：集中统一，全党讲全局观点，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改，也比各自为政强。现在是各有各的打算，讲的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中央各种会议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等于没有开。他还说，只要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搞通了，再把县委搞通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不是工人、农民的问题，也不是普通党员的问题，弄虚作假，说假话，怕当老实人，主要是干部，包括省，也包括中央的部。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讲得既严肃又厉害。在他看来，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相当突出，很多县以上的干部，缺乏理想和大局观念，致使小天地太多，分散情况严重，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因而，他情绪上也比较激动。邓小平自己说，我好久没有讲这么厉害的话了。调整很费力，如果天天斤斤计较在细小的枝节上，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可以看出，经济形势的困难，人民群众的埋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觉得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样的心绪，一方面使他们克服了盲目的作风，变得谨慎务实了；一方面也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产生了畏难情绪。其表现形式是：对中央上调的产品、下派的生产指标总是讨价还价，向中央讲困难多，要救济多，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
　　中央认为，地方开始出现了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换句话说，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实际情况是，越在困难时刻，越是需要中央的集中指挥，安排生产和调配物资。而要顺利调整，就必须统一思想、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会议的近因之二—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极端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有些问题需要由中央做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一些重大失误，则需要中央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这些都关系到中国*的威信，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比如，1961年各地在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在传达5月北京会议时，几级干部都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与此同时，人们还关切地问：这几年到底是个什么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浮夸？为什么造假？希望有个水落石出。
　　还有人问：缺点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为什么有相当普遍的人不敢讲话？对于“共产风”，中央一再纠正，为什么纠正不了？
　　甚至有人针对“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产生困难原因的说法提出质疑，问“天灾”和“人祸”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搞社会主义？在我们来讲，并没有解决。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社会主义并不能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过去是否强调主观能动性多了？
　　还有不少人在具体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不解：比例究竟是否失调？说失调是不是反对总路线？计划问题，中央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现在的指标又在一股风似的减，是否都要如此。究竟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既关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又涉及党犯错误的原因、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怎么搞，这都需要中央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在人们向党提出种种困惑的同时，人民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不少人认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越是高级干部，这样的想法越多。而几年来，只是地方在做自我批评，尤其是县以下处分了很多人，这是人们气不壮的原因之一。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在邓小平等提出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时，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扩大到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要在这个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把问题讲清楚，中央做自我批评，向全党交心。有关这个决策过程，在有关会议的直接起因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会议的近因之三—应对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自1958年中苏交恶以来，中间经历了不少曲折。1960年下半年，中国的困难形势严重暴露出来，毛泽东等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这时的苏联因为U—2飞机事件，同美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势如水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1960年11月通过的《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就是苏中双方相互妥协、求同存异的产物。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公正地说，周恩来是带着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态度前往的，决不是去挑衅的。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受“猪湾事件”⑤胜利的鼓舞，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他认为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领头人美国很有办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苏共二十二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在大会上向中国发难。
　　周恩来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情况有困难，修正主义利用这个，想把我们压下去。”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迅速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
　　七千人大会会期28天，主要讨论国内问题。按通常情况，苏共二十二大刚刚开过，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一定要由周恩来讲一讲国际问题。此前，中央的小型工作会议，曾用很长的时间谈苏共的二十二大，谈国际形势。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也曾提出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讲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但后来周恩来没有向大会作这样的报告，整个大会都是专心致志地讨论国内工作。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是把对赫鲁晓夫的怒火强行压下，一心一意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如果中国同志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中央决定制定7年计划，是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但对眼下,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火烧眉毛的粮食问题，必须即刻解决，容不得半点拖沓。
　　3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因为粮食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才下大决心精减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国家手中的外汇不多，又无力去国际上购买很多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
　　因此，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在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中央心急如焚。
　　中央着急是一回事，而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供应津、京、沪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相反，中央感觉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或者说，强调自己的困难多了，全局意识差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相当普遍。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
　　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720亿斤，中央上调60－70亿斤。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
　　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3亿5000万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了。按这种情况进口粮食，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如机械设备、化肥、有色金属、橡胶等等。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还要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也是一个大跃进。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邓小平直通通地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字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
　　邓小平的话，如重锤一般，砸在了每一位与会者的心上。
　　他接着说：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这个年度的任务，一句话，大家努力完成。
　　邓小平讲完1961年的情况，没等各中央局书记喘口气，连珠炮似的又讲到了1962年的任务。他说：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邓小平讲完，刘少奇望着大家说：这三个数，怎样下决心？
　　下边是一片沉默。
　　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论心情跟中央是一致的，若从本地区考虑，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他们也要落实到省里。若是不接受，邓小平已经把话讲得这么重，不接受也很难过关。怎么办？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从华东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上调任务，除福建外，都保证完成。在粮食问题上，我深感进口粮食不是办法。
　　讲到这里，柯庆施又把话锋一转：但是现在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
　　笔者相信，中央领导听了柯的这句话，心中的弦肯定绷了起来，第一炮就要卡壳。不过柯庆施接着讲的是：他赞成150亿斤，但是华东上调的数字太大，一下子完成那么多不可能。
　　看来柯庆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虽然赞成150亿斤，但却要求减少华东的上调数字，实际上这球又踢给了中央。但从中央来讲，不管怎么说，柯庆施总算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所以他们还是舒了一口气。
　　柯庆施开了头，其他中央局第一书记除宋任穷外，均按柯庆施的口径，表示今年的任务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明年拥护150亿斤，但又不敢打保票。一致强调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表示回去以后还要做工作。
　　这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一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会议的末尾，邓小平表示，下来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听听毛主席的意见，就算定下来了。
　　过了两天，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他突出的感觉是：空气有些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那么这个思想如何打通呢，毛泽东的反应是，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会议之后，由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通知。
　　11月15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③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厂长、党委书记们由此有了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共聚一堂，商讨国家大事的难得机会。
　　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正式下发。通知说：
　　中央决定，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从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１２月１０日前报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８日前到达北京。
　　　　　　　　　　　 1961年11月16日
　　很显然，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压力，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的。对此，邓小平在布置起草大会通知时，说得更加明白。他说：通知问题，要出题目……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发扬什么，克服什么，为此开会，他们就知道我们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反分散，当老实人不吃亏。为了很快改变局面，迎接新的较快发展的长远规划，需要全党一心一德一盘棋，鼓足干劲。他们一看就知道，推动征购。
说简单点，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大会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与会地方同志提出异议之后，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大会不但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大做文章，相反，决定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减少了征购任务。这使地方同志欢喜不已，认为中央的这一举动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的表现！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1962年1月8日上午，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第一、二部分在发给小型中央工作会议的同时，邓小平嘱杨尚昆送毛泽东审阅。报告的第三部分则于9日晨送给了毛泽东。有关这一情况，1月9日10时，杨尚昆给毛泽东的信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杨尚昆写道：
　　主席：
　　小平同志嘱向你报告两件事：一、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初稿），共三部分，前两部分已于昨日送上（已同时发工作会议，今天各组即将讨论），第三部分今晨已送出，这个稿子是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小平同志希望你审阅。二、书记处向常委的报告和几个附件，应如何处理，请示。出席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昨天基本上已到齐，近几天他们都在参观。
　　前面谈到，1月9日起草班子开始对报告稿进行统改，本来想一上午就可以改完的，结果一直忙到深夜才弄完。这一天，刘少奇为了使毛泽东尽快看到统改的稿子，又把先统改好的第一、二部分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送毛泽东审看。徐业夫1月9日23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主席：
　　这个报告，今天又作了修改。少奇同志指示，把这个报告在今天晚上送给主席一阅。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就送来。请主席看这个修改稿。
　　从杨尚昆和徐业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于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23时收到报告第二稿（第一、二统改部分）。11日就将举行大会，下午刘少奇就要代表中央作大会报告。毛泽东9日23时才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这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一天，这对毛泽东来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作了批示，说：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②，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 泽 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毛泽东提出刘少奇推迟三天作报告，大会先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和由周恩来报告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本来，这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也是大会程序中已经安排要进行的问题。
　　但大会日程安排并非如此。
　　1月11日，大会如期举行了。但与会者并没有讨论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也没有听取周恩来的报告，而是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毛泽东决定推迟3天讨论报告的当天上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刚刚写了上述给田家英、刘少奇等的批示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他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
　　大会也没有举行开幕式。
　　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11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
　　这个改变是出人意料的。
　　首先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没有想到。按照一般的做法，党中央向代表大会或重要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应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文件，而这个文件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提出的工作任务应该说已有很大的权威性，一般不会再作重大的更改。特别是工作会议，并不履行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完全可以就中央提出的报告形成决议或一致意见，而不必再在大的范围内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讨论。所以，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是以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内容，开会10天，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就达到了开会的目的。况且，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定稿的，难道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第二，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同志，也没有想到。按照通常习惯，他们将报告起草出来之后，交给中央由报告人在大会报告，根据大会提出的意见进行斟酌修改就通过了。而报告稿不交政治局讨论，就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这在党的历史上比较少见，非同寻常。他们的感觉是：报告的事情还没有完。为了这个报告，他们日夜苦干了不少时日，眼看可以脱手了，结果直接发给大会讨论，这表明后面的工作还很多，还得接着干。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对于这个决定，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当时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
　　还有的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甚至有人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采取三不主义，表面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有一个说法。他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各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笔者准备在下一节进行专门的分析讨论，以求教于各位读者。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从这一刻起，开始密切关注大会的动态以及会议的情况，并不断提出新建议，改变着会议的进程。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1月11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35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1月12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20时30分一直持续到零点30分，整整4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杨尚昆感到“倦极”，当年的杨尚昆是55岁，已感疲惫不堪，64岁的刘少奇是否劳累，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大会讨论的情况，不用说，很快地就报告了毛泽东。鉴于大会的纷纷议论，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向杨尚昆又提出一个新建议，延长会议的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后，杨尚昆立即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用了两个半小时，在钓鱼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会议日程作了重新调整和安排。
　　1月14日，田家英将上述安排写成书面材料报告了毛泽东。田家英在报告中说：
　　主席：
　　昨天上午主席对会议进程的意见，尚昆同志已向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报告。他们都说，同意主席的意见，对会议进程作了如下的布置。　　　　
　　１４日（星期日）休息。
　　１５日（星期一）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６日（星期二）继续开小组会，讨论少奇同志报告初稿。
　　１７日（星期三）小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起草小组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二稿。
　　１８日（星期四）小组继续讨论核算单位问题，或者读文件。少奇、小平同志通读和修改第二稿。
　　１９日（星期五）第二稿发到各同志手里，阅读一天。
　　２０日（星期六）少奇在大会作报告，不念报告稿，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
　　２１日（星期日）休息。
　　２２日（星期一）周恩来同志讲话，主要讲经济计划、进口粮食，对外的欠帐和援助，精简机构等问题。小平同志讲话主要讲党的问题。
　　２２日以后，各小组开小组会，又交叉开一些政治局常委同志讲话的大会。会期准备延长至２８日。２６日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３稿，即作为最后定稿。
　　以上布置，小平同志要我报告主席，并问主席还有何指示。
　　田家英
　　1月14日
　　毛泽东看了田家英的报告，没有表示异议。大会即开始按这一安排进行。
　　很快，又有一个新决定，再使大会改变了会议主题。
　　正当大会按照中央的安排进行的时候，1月15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了解了这个情况，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少奇汇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
　　随即，刘少奇带着杨尚昆一起来到邓小平家，与邓小平共同商量，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杨尚昆将刘、邓二人的意见告诉了田家英，请田向毛泽东转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当天晚上，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大会之所以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本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起草？除了毛泽东的不满意，似乎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但上述情况应该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1月16日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1月17日，委员们就走马上任，每天下午，齐集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直到24日才告结束。
　　因为大会议论纷纷，也因为又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还因为毛泽东吸取了1958年和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所以，这次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意见全部讲出来，决不匆匆忙忙的结束会议，决不再留什么遗憾，所以大会一再顺延，一直到1月27日，刘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刘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高潮。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直到2月7日，大会才告结束。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把个七千人大会搞得波澜迭起，高潮不断，既总结了经验，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七千人大会获得相当成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