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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左四)、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一)、溥杰(左三)在文史专员室
——新生之后的文史专员群体素描
申伯纯的一席话1959年年底，首批33名战犯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一年后，他们当中的七人，即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和周振强，被批准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共有21人分四批得到任命。除第一批七人外，还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黄维、文强、赵子立等人。
这21人中，只有溥仪和溥杰是伪“满洲国”战犯；另外19人均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不乏黄埔出身、位及兵团司令并声名显赫者。后来，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有三人变更了原身份:沈醉按起义将领对待，李以劻按投降人民对待，杜建时不以战犯对待；原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官赵子立则属于曾被错误关押的起义将领。
上世纪60年代，地处西城区的清顺承郡王府是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文史专员室就设在王府的东跨院。这是一座结构别致的院落，庭内两棵参天古槐更衬出院子的古朴和清幽。1961年3月1日下午，溥仪等七位文史专员来到这里，用当年流行的说法，是“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在一间会议室接待了他们。申伯纯和专员们一一握手，连连表示欢迎。他对溥仪说:“政协机关办公的这个大院，清朝是顺承王府，后来是张学良公馆。溥仪先生，您从前当皇帝的时候，来过这里吗？”溥仪答道:“我知道有这个王府，但没有来过，那时实际上有许多人在监管着我，没有到处游玩的自由。再说，这里是一个小王府，不大，也没啥好玩的。”申伯纯听后哈哈一笑，随后说:“溥仪先生，从今儿个开始，您就可以天天到这儿上班，为国家出力了。你们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就是国家的一名工作干部。文史工作在政协是开创性的，才一年多时间，但周恩来主席对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指示，希望你们在着手工作之前，先就周主席的指示学习、讨论一段时间。你们今后的工作任务有两条:一是写稿，一是看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及时向文史办公室提出，你们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写出来会引人注目，受到欢迎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是新生活历程正式起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作为的……”
申伯纯的这番话，后来被一一落到实处，现在回顾起来，是颇有前瞻性的。二十年后，即将从人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党德信到政协机关联系工作时，曾路过这个院子，他隔着窗户，看见专员室里“坐着几个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老年人，正在伏案审阅资料”。这场景与二十年前恐无二致，而二十年的变化在于，文史专员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走出这个院子，遍及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不再是刚起步时的“始于足下”了。
大有作为的案头天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些文史专员都以另一种身份经历过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再去回顾亲历的往事，无论著述还是审稿，他们都不难进入角色。溥杰曾说:“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都有特殊的经历，一般说来，都能胜任评阅稿件的工作。至于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这些人的经历确也可以写出有价值的史料。记得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都点头称赞写得好。”
另一方面，文史专员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也有目共睹。1970年，方靖(曾任国民党79军中将军长)在政协礼堂门前被一个学骑车的女孩撞倒，致右腿骨折，留下残疾。但此后十来年间，他坚持每天徒步数里去专员室上班，而且常常是头一个到，最后一个锁门离开。文强著文回忆说:“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史资料工作中，最先被分在政治组。后来又陆续奉命参加到军事组和社会宗教组。我欢天喜地的，一切听指挥，并与董益三专员形影不离，搭车到政协机关上班，经常是早到迟退，虽然年过古稀，却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唯恐时间不够支配似的。”文中提及的董益三，曾是军统少将，担任文史专员后，用心钻研业务，审稿极其认真。他曾颇有心得地谈及工作体会:“核稿并不是很困难的，也不是非得知情人才能审，但除了掌握历史知识外，重要的是要搞清撰稿人当时的身份职务，据此可以大体看出稿件所述内容的真伪、价值。举例说，一个排长去叙述北伐战争各个战场的战况，显见是编写的，如果只是回忆他所参战的战场详情，那么也许就是一篇很好的‘三亲’史料了。”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还书面提出了一份对征集来的淮海战役资料的整理意见，甚为详尽。他病重时所立遗嘱内，有这样一句话:“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面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从中不难看出，文史专员一职对于晚年杜聿明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文史专员对于本职工作，大多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社会回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专家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不乏他们的读者。经他们的手审订或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类似《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军统内幕》(沈醉著)这样的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溥杰、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沈醉的女儿回忆说:
我父亲曾告诉我说，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交给他的任务。他说，1961年大年初七上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等领导人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他们前两批特赦战犯时，周总理就对他讲: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沈醉回去后马上动笔，以不辜负周恩来的教诲。他很快就写出《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第二年，周恩来再次接见他们时，对沈醉说:“你写的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他以前对戴笠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但仍有好多事情连接不上，看了这本书，他才恍然大悟……
文史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黄森回忆说:“我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和专员们一起编在特邀组里，我和文强担任这个组的正副组长。这个组来自国家机关的老同志较多，他们在解放前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或在内战前线上打过仗，同特赦人员过去是两个对立的营垒，冤家对头。但是硝烟已散的今天，大家一笑泯恩仇，都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同志般的一起参政议政。专员们认真审读会议文件，积极参与讨论，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偶有所感、即席发言，争先恐后，无拘无束。发言内容已不是特赦初期那样只是对新中国的赞颂，而是对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不正之风直言批评，对应兴应革的事情积极献言建策。”
各具风采的“大家庭”
文史专员来自五湖四海，从前的身份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但都顶过战犯的帽子；这座古色古香的王府大院，又成为他们晚年共同的归宿。
他们当中，溥仪的身份显然最特殊，但作为文史专员，他和大家愉快相处，犹如一家人。他自己常说，在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是他一生中“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帝制覆亡已半个世纪，中国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他“皇帝”的影子并没有完全被民间抹去。在《我的前半生》审稿座谈会上，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李侃提出一些“颇有点愤愤之意”的尖锐意见，令李侃没有料到的是，他面前的作者与想象中的完全两样:“这位当年的‘皇帝’却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意见，耳听手写，连连点头。他身穿灰布中山装，乍一看去，简直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又像个中学教师，连一点皇帝的‘影子’也不见了。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在座谈会后举行聚餐，这位当年‘钟鸣鼎食’、‘宫廷传膳’的皇帝，却和大家一样，举箸大嚼，有说有笑。”与李侃想法相近者当时大有人在。李以劻(曾任国民党121军中将军长)和溥仪成为同事后，来往较多，他也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家住在北京和平里，溥仪夫妇住在观音寺22号，两家时有往返。1964－1966年，每年春节都互相拜年，初二我们夫妇到溥仪家，午餐后回家；初三他们夫妇带着一个烧鸡到我们家回拜，所谓投桃报李也。从1964年春节开始，住和平里的街坊知道“宣统”来我家拜年的消息后，不少人以看我们夫妇为借口来一睹“宣统皇帝”的风采，一时间门庭若市。溥仪置身此情此景，哈哈大笑，和大家共享新春的快乐。
溥仪和溥杰作为伪“满洲国”战犯，是文史专员中的“另类”；其他专员全是国民党将领出身。不论以前军衔、职务高低，到政协工作后，他们的地位按说已一律扯平，但潜在的上下级关系，还时有体现。比如黄维和杨伯涛从前同为陈诚系将领，杨为军长，黄是兵团司令，尽管杨伯涛任文史专员的资历早黄维十余年，但他仍将黄尊为“上峰”，有时因稿件内容等问题被黄维申斥，也不敢“造次”。此外，这些“国军”将领还保持着一个相同的习性，即站立时笔管条直，走路时目不斜视，开会时正襟危坐。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文史工作的王合忠曾和多位文史专员共过事，他和笔者谈到，他们开会时的“坐姿”，与电影里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时那些将领的姿势没什么区别。这应该是他们年轻时被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王合忠说，当时拍重大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大决战》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都曾被邀请去参加审片。其实不必发言，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就能对导演起到“现身演示”的作用。
做派相同，并不意味着想法也完全一致。1987年2月16日，黄维、文强等会见来访的美国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鲍嘉礼，王合忠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见。他告诉笔者，美方在座谈时问黄维等人:“你们当年将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败在‘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手下？”文强答道:这是人心向背所决定的。国民党腐败涣散，失去人心；*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黄维则认为:*已经钻进我们最高统帅部的内部，等于国民党军队在受*指挥。明知这条路走不通，也要奉命往里面钻，焉能不败？黄维和文强都参加过淮海战役，同一天被特赦，同一批进政协工作，都在文史工作和对台工作中作出了许多贡献，但从他们的回答中，能让人感到两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以及性格上的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合而不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