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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0月19日，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在长春率部放下武器。


　　从在吉林市连遭败绩奉命收缩到长春之后，曾泽生一直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中。开始的时候曾泽生觉得还可勉强支持，可解放军采取“围困战术”之后，日子很快就不好过了。


　　长春是一座现代化设防的城市。日伪时期，它是伪满洲国政府所在地，也是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市内构筑了许多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和特殊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地下，有许多建有与其相连接的钢筋水泥坑道和地下室。长春近郊也是碉堡林立，到处有堑壕和瞭望台。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东北“剿总”的第一兵团，此刻主要的还有新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军。加上一部分地方部队。共约十万余人。在日伪遗留的工事的基础上，国民党军又先后经过几次加修，形成了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但在解放军的“围困战术”中，这些坚固的防御系统，基本上已失去其应有的威力和作用。


　　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和“三位一体”的长围久困方针，把长春“围”于四面楚歌之中。


　　5月份的时候，东北解放军对长春发起过一次攻击。那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了第一、第六两个纵队及五个独立师的兵力强袭长春。但是，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上还未能形成绝对优势，同时，对长春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攻击也还缺乏经验，加上对当时新变化的长春守军的情况、部署、地形、工事等都还不十分了解，因而，只在外围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和一些外围据点，而未能动摇长春市区的整个防御系统。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随即改变了策略，对长春国民党军由原来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以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围长困”方针，而把主力南移北宁线首先解决锦州问题，马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军事上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开展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则主要是封锁敌人空投和与敌人争空投，以及防止粮草进城。


　　这一招，对长春守军来说，是致命的。围城之初，长春守军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也经常出城袭扰和抢粮；又不甘心困守孤城，曾多次组织突围。但在频遭打击而未能得逞之后，嚣张气焰就慢慢低下去了。至9月，围城已达三个月，大小战斗进行了30余次，仅在小股出扰中就已被解放军毙、伤、俘近3000人。


　　经济封锁更是给长春国民党守军以灾难性打击。围城部队一方面严格控制入城通路，禁止粮食入城，炮击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紧缩包围圈，使守军粮源断绝，军心动摇。另一方面大力收容接济长春市内外逃的难民。9月11日，解放军东北军区给第一兵团发出《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的指示，要求对阻于长春市内的难民，在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9月14日，东北军区又发出《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解放军主力已在北宁线展开作战，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和出城抢粮，以求活命；要求围城部队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供应。围城部队有力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几乎是一颗粮食都不让进城，致使长春城里粮食奇缺，粮荒严重，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国民党的东北“流通券”，票面金额一张就是千元、万元。钞票越来越没有用，猪肉卖到2亿多元钱一斤；粮价从6月到9月仅三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700倍，高粱米从每斤几万元上涨到每斤1亿几千万元，到后来，粮价再高也已有价无市，无粮可卖，甚至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一只馒头。


　　蒋介石不时派飞机给长春守军空投粮食。但车薪杯水，无济于事。据美联社分析，要有20架飞机，每天每架空投两次，才能满足长春守军的需要。但蒋介石根本无法做到。开始每天就只有10多架飞机空投一次，以后就更少了，每天只有三四架飞机，加上害怕解放军的炮火高空乱投，很多食品落到解放军阵地或封锁区内，城内守军所得到的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剿总”第一兵团还规定，空投的食品大部分要先供给新七军。这一来，可真是天下大乱了。城内国民党军官兵均已饥饿难忍，别说这规定是“狗娘养的”，就是不这样，肚子要紧，饱死总比饿死强，谁还管你什么规定！谁抢到谁就吃，哪个部队抢到就哪个部队私分。因此，有时为争夺空投食品就互相械斗，甚至动用机关枪。结果，使城内国民党军嫡系与非嫡系，也即新七军与六十军等其他部队之间的情绪更加对立，矛盾更加尖锐。让长春城守军最无法抵御的，是解放军围城部队在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对他们所发动的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担任围城任务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在司令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的指挥下，在长春城外二十余公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环形封锁圈，而这一正面宽大、双方工事对峙、声息相通的形势，又为解放军发动政治攻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长春城内的守军，只感到解放军广泛而深入的争取、瓦解、宣传、策反的政治攻势，就像一望无际的惊涛骇浪，不可抗拒地滚滚而来。

　　早在围城之初，东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敌工委员会就已作出《关于全面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决定》，对“政治攻势”特别强调和极为重视。《决定》要求各边沿区分别组成前敌工委，各建制团以上设联络部门，营配联络干事，连建敌工组，以便对敌工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和领导。《决定》规定各侦察队、武工队都要接受敌工工作任务；命令各师立即抽调30至50人组成武工队，直接由联络科长领导到前线活动；要求边沿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胜利的形势，号召蒋军官兵家属及其亲人劝其放下武器或举行战场起义，设法将各种宣传品送到城内蒋军官兵手中，并发动他们举行“索夫叫子”运动，争取各村中的蒋军人员一律归来，成为“无黑点”村；开展火线喊话，人人开口宣传，做瓦解蒋军的工作。此外，还专门设立“蒋军招待所”，以招待、处理从长春城内逃出来的蒋军官兵和伤俘等等。接着，第一兵团政委萧华又进一步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要求在“长围久困”中进一步强化政治攻势，以达到削弱敌人的意志，减少甚至瓦解敌军的战斗力，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夺取长春的目的。


　　萧华提出的这一方针，是有强有力的依据的。他在报告中指出：长春守敌的特点，一是部队复杂，有土匪伪军改编的，有云南部队，也有中央嫡系等，相互歧视排斥，彼此矛盾很深。二是长春敌人已断绝陆上供援，成为“孤点孤军”，军事上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且，随着解放军给予打击的加重和被围时间的持久，内部困难还会增加，矛盾还会加剧，士气还会越来越低落。三是长春敌人大部分是被解放军歼灭和打击过的，对解放军的声威了如指掌，对解放军的优俘政策也十分清楚；尤其云南部队对潘朔端起义、东北地方部队对王家善起义，都有巨大影响。四是敌人现在的组成已大部分为东北本地的新兵和收编的土著地方武装，与解放区有着若干社会关系，士兵又大部为强迫被抓，对蒋介石心怀仇恨和不满。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攻势能够取得奇效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萧华还对“三位一体”中，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经济封锁的关系与配合，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每次军事行动都为政治攻势打开了大门，而同样，每次政治攻势又为军事行动打扫了道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有力的经济封锁，则既依赖于有力的军事行动，又更有效地促成政治攻势的达成，也成为三者中密不可分和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各部都要紧紧抓住这“三位一体”的攻城方针，运用“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高超艺术，创造各种各样的“心战”方法，与长春守敌打一场“特殊的战争”。


　　从五个方面进行的这场“特殊的战争”，被国民党守军视为洪水猛兽，也恰恰说明中共统战政策和工作的无比威力。


　　这一场“特殊的战争”，围绕着五个方面进行和展开：


　　一、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展开对长春守军的心战，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

　　围城之初，市郊的农民和小商贩还允许进城，解放军就采取“夹带”的方法，选择部分可靠的人员，将传单、《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分成小捆小包，伪装成各式各样的商品，让他们带进城去。为了安全，武工队员们还常常直接将他们护送到国民党军的哨卡边，直到他们进入守军防区为止。贩运火柴的商人，进城卖菜的农民，都是很好的“夹带”对象。有些比较重要的宣传品，就让武工队员或党的地下交通直接来往带送。后来，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严密封锁，来往商贩也禁止放行之后，城内守军实行“杀民养兵”政策，许多家庭被洗劫一空，大量居民被驱赶出城。这时，做好难民的收容、教育和发动工作，就成了对长春守敌展开心理攻势的重要内容。围城解放军各部遵照上级指示，尽力省出粮食、菜金、衣物，设立难民收容所，以收容、救济出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对他们热情接待，供给食用，给医给药，并负责疏散遣送。这样的收容所在长春城四周有几十个。最多时一天就接待出逃难民近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围城期间，解放军共收容、疏散长春难民15万多人，发放救济粮4000多吨、食盐5万斤及大量钱物。解放军这些为民的行动，与城内国民党军害民的罪行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成了最有力的教育和发动工作。难民们纷纷捎信给城里的亲友，宣传*、解放军的恩德，控诉国民党的罪行，有的干脆就要求参军，或携带宣传品回城散发，做亲友工作，甚至直接去做国民党军的瓦解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长春守军“心战”的力度，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又专门成立了“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负责这次“攻心”工作。与城外解放军组织严密封锁和不断军事打击同时，他们与城内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通过城内地下组织，发动和组织市民开展反饥饿、夺空投的斗争。在他们的联络指挥下，市民们把家中的存粮“坚壁”起来，用一点，取一点，尽量不让国民党军抢走。5月下旬，解放军攻占大房身飞机场后，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已不得不全部靠飞机空投。与解放军组织炮火反空投一起，市民们也积极参与了“夺空投”斗争；市郊农民则积极协助围城解放军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不让一颗粮食、一斤草料、一棵蔬菜流入城内，迫使长春守军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之中。

　　二、模范执行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利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对长春守军进行“心战”。

　　对突围被俘和其他出城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围城各部队都以模范执行俘虏政策作为对守敌心战的重要手段。他们对俘虏们不但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还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省出最好的大米、白面给他们吃，经短期教育后再陆续将他们放回去。对那些实在饿得受不了，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打着小白旗偷出营地来解放军阵地讨吃的，解放军也都来者不拒，热情接待，让他们美美地吃上一顿后礼送他们回去，还叮嘱他们：“下次饿了还可再来。”第六十军官兵大都是云南人。解放军就专门选调了一批云南籍干部战士，特别是海城起义的原第一八四师的官兵去接待他们，利用同乡情谊，袍泽之亲，进行现身说法，启发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他们把这叫做“阵地联欢”。后来次数多了，双方熟悉了，连小白旗都不用打了，只要叫声“兄弟们饿坏了，过来要点吃的”就行了。有些第六十军的官兵，就这样“联欢”过几次后，就不回去了；有的回去后不久，就邀集了更多的同乡、战友过来投诚。


　　长春守敌把此视作洪水猛兽，惊惧异常。为此，他们也采取了许多严厉措施。主要有：一、加强特务控制，每班增配一名“政训员”，暗中监视官兵言行。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二团三营一连一排的一个班，因不满饥饿发了几句牢骚，被特务告了密，第二天就被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下令全部枪毙。二、实行“连坐法”，三人编为一组，一人逃跑，另两人受罚；两人逃跑，剩下一人枪毙；每连逃跑三人以上者，连长送交军法处惩办。三、加强反动宣传，“强化”思想控制。要求每个官兵“为党国英勇作战，危急关头要保持气节，必要时杀身成仁”等，还通过《新生日报》、《中央日报》编造“国军”节节胜利的虚假新闻，来欺骗官兵和市民。四、严厉制裁企图逃跑的官兵。军政人员凡超越哨卡三十米以外，射杀勿论，抓回的逃兵一律枪毙，并组织了十多个谍报队、组，分布长春周围，每组三五人，身带短枪，除刺探解放军情报外，专门负责堵拿枪杀逃兵。除以上四个方面外，还有如：发觉解放军对逃兵要有胸章才准进入，即下令将胸章全部收回不用；解放军前线部队要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才收容，就下令把外面穿的一套单衣收回保存，平时不准穿，同时下令各哨卡，如无师以上单位发的采买证，一律不准出入，否则各哨卡均得逮捕之；士兵上街没有外出证宪警及纠察队均可逮捕等等。这些“对付共军心战之措施”，如何抵挡得住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呢？相反，这些严厉的措施往往因引起大家的反感而更促使官兵想方设法向解放军投诚。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一团二连连长奉命带领全连在长春火车站附近拆毁民房，连里有5名士兵逃跑，他怕被抓去按“连坐法”惩处，干脆带领全连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第六十军一八二师有位姓李的班长因在公开场合说了句“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话一出口，他怕被特务告密，当晚就带着全班士兵来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求参加解放军，打回老家去。


　　三、通过做长春守军家属子女的工作，对城内国民党军展开心战。

　　国民党当局进行的欺骗宣传，比如说“*共产共妻，见了钱物就占，见了女人就奸”等等，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军官兵及其家属产生了“恐共症”。为粉碎他们的这种欺骗宣传，围城部队纪律严明，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并做好长春守军家属子女的工作，用实际行动来粉碎他们的谎言。围城之初，住在外地的一些家属装扮成走亲戚、做生意等等的模样进城探望，有的甚至携儿带女从沈阳赶来。久困长围之后，城内的一些军官家属纷纷化装成难民出城，围城解放军对他们都一律以礼相待，一视同仁，明知他们是长春守军的亲眷，也假装不知，及时放行。有的被真正的难民“点水”，有的被投诚的士兵指认，指出某某是谁的太太，某某是谁的家人，解放军也做好这些难民或士兵的工作，仍把他们当“难民”看待，提供食宿，并按规定发给粮食、路费。其中有第六十军副官处处长张维鹏的太太等。这些人后来就当然都成了*、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告诉他们的亲人：*、解放军不但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而且相反，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人民爱戴拥护的仁义之师。


　　四、开展战地宣传，通过战场喊话和散发宣传品，对长春守军进行心战。

　　战场喊话，是最通用、最简单、效果也最明显的战地宣传方法，是开展心战的主要形式之一。开始时，战士们是用嘴喊，用“土喇叭”喊，后来他们用薄铁皮做成一丈长的大喇叭筒，架在树上或高坡地上喊，还有的制成弯形的铁皮喇叭筒直接伸到敌人的战壕前面喊，既可防备敌人循声打冷枪，又可与敌人“面对面”，效果很好。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宣传*、解放军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等一般的内容，发展成为有针对性的，有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甚至有名有姓的攻心内容，以达到直接有效的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除了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喊话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前喊话。以后投诚过来的许多士兵说，那真是一个比“四面楚歌”还要令人心碎的场面：每当入夜，解放军阵地上的喊话声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清晰凄切的乡音和亲人们的声音，无不深深打动国民党军士兵的心。每当听到解放军中自己以前的兄弟或亲人，叫“弟兄”，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的时候，弟兄们就止不住纷纷落下伤心的眼泪。

　　在多种形式的喊话中，解放军的师团宣传队还加入了唱歌、奏乐、上课等，显得既充实又活跃。为了对抗解放军的宣传，国民党军也专门组织了“女子政工队”，到前线进行反宣传。但结果，像打擂一样，一次一次的都被解放军打败。


　　“送”宣传品，是战地宣传的另一重要方法。宣传品的种类很多，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以及《欢迎蒋军部队举行爱国起义的传单》等等。除了通过回城战俘和来解放军讨吃的国民党军士兵带回去散发外，干部战士们还想出了打宣传弹、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等各种方法，把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守军阵地。大家风趣地把这叫做“寄给国民党军官兵的‘航空邮件’”。此外，战士们还开辟了一条“水上邮路”，把宣传品用油纸包好，固定在木板等漂浮器材上，通过流经长春市内的伊通河，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军手中。


　　中秋节前后，围城部队又特地组织了一次政治攻势突击周活动。他们赶制了大量月饼给被围守军送去。月饼中，有的针对第六十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单上写上“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有的则根据共同的“思乡思亲”之情，在传单上写上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让大家“品尝”；中秋之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围城部队又轮流给守城官兵表演了许多节目，有用梆笛和排箫吹奏云南民歌《绣荷包》的，有用苍凉凄惋的声调唱陕北民歌《走西口》的，等等。真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哪！这一句句，一声声，一幕幕，怎能不在那些饥无食，喝无饮，亲人天各一方，自己朝不保夕的孤城危城中等待死神判决的官兵中，掀起巨大而悲怆无比的情感波澜！第二天一早，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有37名官兵，新七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七连有26名士兵，就跑过来投诚了。其中，有位把全班都带过来的班长唐国华说：“昨晚，你们的歌把我们的心都唱碎了！”


　　五、对国民党军上层进行策反，是围城解放军心战的一个重点。

　　策反国民党军上层的主要方法是由解放军领导干部给他们写信和派地下工作人员与他们秘密联系。自从5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市郊大房身机场后，长春守军的信件也同粮食等一样得靠空投。这样，就常有一些邮袋飘落到解放军阵地上。这些邮袋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兵的家属给他们寄的信件。围城部队选择了其中一些中高级军官的信件，加上一些简短附言或附信，再将邮袋交给隔壕对峙的守军取回。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前方办事处处长刘浩、副处长杨滨(即杨重)等，都借此机会给六十军的各师、团长写了信，晓明利害，指明前途。外地党组织也通过做他们夫人的工作，让夫人们用给被围的“夫君”们写信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与此同时，围城部队选择了一些表现好而与守军上层将领关系又比较密切的被俘军官，派遣他们回长春直接策反。节日期间，则由围城部队直接给他们写慰问信。通过这样多渠道多方位的争取教育后，被围蒋军的高级军官们的守城信心也早已动摇。


　　这一场攻心战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从土杂部队到正规军，从士兵到官佐，从徒手到携带武器，从个人到整班整排整连，向城外解放军投诚的，日夜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长春解放，仅零星和小批逃出城来向解放军投诚的，就有19000多人，约占长春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就是说，长春解放前，每5个守军官兵中，就已有1个逃跑出来投奔了解放军。其中，仅集体投诚的就有57个整班、10个整排、3个整连。投诚官兵携带出来的武器就计有：步枪2952支，短枪267支，冲锋枪69支，轻机枪34挺，六零炮3门，并子弹92000多发，炮弹49发。


　　当然这些都还是后话。现在锦州已经解放，而解放军“三位一体”的进攻正在步步紧逼，长春守军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已不知怎么救“党国”和救自己了。

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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