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西比河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毛泽东征求邓小平的意见

　　毛泽东为什
么一定要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

　　基于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始终对军队抓得很紧，他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军队重大问题都要向他报告，甚至营、连的调动也要经过他批准。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可见，毛泽东对军队领导权和内部状况的关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历史和心理因素。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此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决意重新起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亲自掌握军队情况。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向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会油”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这是讲各大军区司令员。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很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毛泽东要许世友学周勃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会议是在毛泽东的书房召开的。据参会的田维新将军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边坐着朱德总司令，右边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李德生回忆，毛泽东交代叶剑英副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

　　接见开始后，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后，便与站在一侧的萧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4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读了几遍？”“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回中的一大段。

　　自从毛泽东要许世友读《红楼梦》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名著，但是没有谁能大段背诵。80岁高龄的毛泽东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座的高级将领敬服不已。

　　背过《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是刘邦去世后朝廷的柱石。接着，毛泽东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风趣地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你在北京军区搞得倒不是那么久。李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你就是陪绑的。”他还幽默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

　　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点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就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天花板，不理会他。王洪文在上海时，和许世友比较熟，也在一起喝过酒，没有想到许世友一点面子也不给他。于是他又壮着胆，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发出巨响。

　　这时，王洪文才醒悟过来，他转过头来求助似的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有些恼火，但却一言不发。

　　机敏的周恩来立刻来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刚才还很傲的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点完名，周恩来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细节：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建军史上最大的高层变动

　　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指出：“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二十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整体来说，这次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经长久酝酿后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