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时期金圆券疯狂贬值 物价上涨千万倍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司徒雷登：“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
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 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8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 济、休养生息的机会。
不料，战后仅10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10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 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也处理得一团糟。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200:1兑换法币。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五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 ? 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茅盾：“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1948年6月，前商务印书馆总? 理王云五就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为挽救此时濒于崩溃的? 济，提出币制改革案，以金圆券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限制物价暴涨（即以行政办法平抑物价）。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法币”。
民国以降至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国财政与金融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币值制度尚无法确立，金融界资本家、军阀与钱庄各自发行货币，单硬币就有数十种之多。
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无法统一货币，距真正的“国家统一”还有一段距离。1933年，国民政府引进银本位制，即有名的“废两改元”政策，并开始铸造银币。
此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西方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采用以国家信用或政治力为基础的通货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国政府大量收购世界银元，致使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民众也大卖银元换取美金，造成国内银元大量流向美国，银本位制摇摇欲坠。
此时英国政府看准中国币制即将崩溃，便打算积极介入，取得对新币制的掌控。为此，英国政府派出大师级金融专家李斯?罗思前往中国，指导进行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法币”，即法定通货。
法币发行之初，对稳定和推动战时中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这场豪赌之中，英国方面总共借款中国一千万英镑之多。这也造成了中国在财政甚至外交上依赖英美的局面”。（黄文雄《日中战争》，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开战的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总额推定为14亿元；8年之后，就是抗战结束那年，发行总额却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通货膨胀严重可想而知。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这种暴涨局面，反过来又加速了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
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吴相湘语），王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抗战后，蒋旧意重提，王仍愿以在野从旁协助，不愿入阁…… 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唯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职，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亲拟“币制改革平抑物价平衡国内与国际收支联合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采行管理金本位制，于最短期内发行新币。此案与翁文灏交换意见后，次日特谒蒋介石，蒋“原 则上表示赞同”（王云五语），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及三位专家D 助翁、王二人详加研究，并草拟各有关办法，由此有了一个“六人小组”。
从7月9日至28日，整整20天，三十几条原 则，“经六人小组多次秘密讨论”，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进一步草拟具体办法。此修正案原 本拟交7月底立法院休会前提请通过，蒋介石认为“时间或来不及”，且公布前须“绝对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讨论。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人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蒋会面，共商币制改革案。
蒋经国：“ 捣乱金融市场的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为保密起见，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经杭州时，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四种
法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300万元，换金圆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换金圆1元。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4元合美金1元。公布之前夜，各种文件起章与誊正，均由王云五一人办理，“不肯假他人之手”。
8月22日，行庄复业，即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办公室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上海长途电话，言贺币制改革政策成功，并称“……其情形之踊跃，着实出乎他所预料之外”。
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一月内，全国物价，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但“大体仍甚良好”（王云五语）。除少数商品，如纸烟类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准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应可说良好”（吴相湘语）。
9月3日，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傅斯年致函王云五：“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傅同时劝说王云五取消此次赴美开会计划，或许认为王作为币制改革主持人，在此关键时刻不容离开。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担忧不无道理。
此时出现两大现象：第一，开始有黑市。对外汇价，下跌甚速，由原来的4:1下跌至10:1，逐渐至20:1；第二，抢购风潮兴起。其原 因是：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店家老板，只得服从。
“不久聪明人便抢先购买，寖假而大家参加抢购。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粮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社会秩序骚然……”（徐柏园语）10月11日，王云五自美国会议归来，认定此次抢购风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组织的举动”。
但对于更多民众来说，其怅然与绝望，或不亚于战乱带来的纷扰与不幸。尤其是沦陷区民众，持有的货币，9年之间3次重大变易，已等于乌有。“然而他们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数收藏多年结婚金饰等遵令往兑成金圆券”。金圆券发行40日内，以纸易金，兑得黄金美钞逾3亿元，可说是大多民众将战火劫余全部奉献，爱国心发挥尽致，但亦实属被迫而徒唤奈何。
事实上，真正将金融市场搅乱者，非此时心如乱麻的小商人，而是那些强势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赴沪实际主持经济督导的蒋经 国，在8月22日日记称：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蒋经国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台北出版）从郭廷以编著的《中国民国史事日志》中亦可知当时违规之况，如9月2日，泄露改革币制消息乘机牟利之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所谓在沪抛售纱股之隐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纱厂总经 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扣押。10月1日，宋美龄自京到沪，传与上海扬子江公司囤积大批汽车钢铁棉纱案有关，该公司总经理为孔祥熙之子令侃。
新币发行前，蒋介石曾两次咨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直言相告：必须有充分现金准备或外汇储备，或则控制每日发行额，较前减少，方可实行；若无充分现金准备，则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控制物价，使新币不贬值。王云五事先理应周详考虑，宁缓毋急，或多寻其他方案。然上任后79天即断然宣布发行金圆券，“实在远超过本人才能学识，以致爱国终致误国”（吴相湘语）。
王云五设法补救，拟方案两种，翁文灏彷徨失措，不敢实行。11月3日，翁文灏内阁决定总辞；11月10日，王引咎辞职，黯然离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颁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准许银币流通，金圆券存款时得以金圆券同额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其比率高于3个月前政府买进的5倍。
此时人们对金融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鹄立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张公权语）。
“发行不到三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之后，平津失守，中原 会战失败，军事逆转，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至11月，金圆券总额突破上限20亿；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发行总额已上涨了63900余倍，几成废纸。
沈云龙：“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
有学者提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沈云龙语），或许是从政策与民心的“得与失”加以解读的，以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未必过分之言。
不过，对当事人王云五来说，在金圆券背后，仍有许多难言之隐。至少，其结局与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后，王近八十高龄，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圆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针对文中未尽之言，多有疑问；王一一作答，坦诚无遮，甚至“是非功罪不愿一辩”，或不失其磊落。
阮问：外间均谓我抗战胜利之时，国库有外汇七亿元美金。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一年余即挥霍殆尽，因而通货膨胀，币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当时确有七亿元美金，亦确为宋子文用光……
阮问：币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拟议，迄未定案，因无人敢负如此重大责任，而于先生接长财政部后，断然提出。并有人谓系奉命提出，终于造成重大风潮，甚至大陆撤守，此亦被指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系属代人受过，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确有数种币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财政部后，一一取阅，曾有所参考。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军事上有把握，方能实施……不料十月初，济南即告撤守。而东北驻军竟自印钞票，币信遂告下跌，终至无法挽回。所谓代人受过，本人从未敢以此作推诿之藉口也……二、中央当时有鉴于通货膨胀之危险，急求改革币制。初意能得美援帮助，而美国竟袖手不理……
阮问：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国开会，是否当时可以不去？
王答：系因是年国际货币基金会，轮值我国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复前，先能在基金会曾谋求贷款。行前将一切补充办法，亲自拟就，送交翁文灏。而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本人当时如在国内，或翁肯有负责任，即不致有此失败……
王云五上述追忆中，对翁文灏其人微词颇多，似不无道理。
以翁多年为人与处事，曾一直遭人诟病：貌似恭谨，心怀机诈；谄上骄下，巧于仕途……（沈云龙语）胡适与之过往几十年，知之甚深。1948年10月，正为金圆券危机之时，在北平，胡适请陶希圣转告蒋介石一句话：翁不能做行政院长！陶闻之大惊，问何故？
胡适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陶希圣《关于敦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
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指出：“政府当局祗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王云五即因此被牺牲。”
王本是一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且勤，然衡以近代学术标准，最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大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远不如一中型银行，见识与经验自有高下；翁文灏是一地质学家，于财政金融更是一窍不通。而危机来临，虚与委蛇，心有旁骛，缺少担当，此次币制改革焉有不输之理？
加之国民党长年训政，独享政权，对多元势力无法包容，亦未能疏解；行政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流民增多，社会不满难以平息，此正为中共革命“江山易帜”最佳时机。蒋政权大陆溃败之日，为期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