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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之治的成功，原因之一即在于君臣相得，这一点没有争议，只是有意无意间被夸大了。
　　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与尉迟恭、房玄龄这些心腹大臣的关系，其中的微妙，大可玩味。
　　贞观六年(632)在李世民的出生地武功举行宴会，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豪情满怀。宴会上，尉迟恭想起自己无论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还是在玄武门政变的激战中的赫赫战功，有点兴奋有些激动也有些失落，对“次序”排在自己之前的某公不满:“你有什么功劳？凭什么排在我前面？”座次排在尉迟之下的李道宗，是当今皇帝李世民的堂弟，跟随李世民打天下，颇有一点功劳的，看到尉迟发飙，过来劝解几句。哪想到尉迟喝高了以后根本不能控制自己，动手就打。结果李道宗一只眼睛险些被打瞎了。事情闹大了，李世民很不高兴，宴会在不愉快的气氛中提前结束。下来，李世民和尉迟有一次谈话，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名臣，李世民谆谆教导:“对于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我是持批评态度的，希望能与各位功臣共享富贵。可是你在官任上屡屡有违法行为，从你这里我想到，韩信、彭越被汉高祖刘邦杀掉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刘邦的责任。国家的治理就是靠赏功和罚过而已，非分的恩典不是可以常有的，你可要好自为之，不要将来后悔！”经过这一番谈话，尉迟恭就很注意检点，收敛多了。
　　贞观十三年(639)两人又有一次谈话。李世民说:“有人说你造反，是怎么回事？”尉迟恭听了憋了一肚子气:“说为臣要造反是真的！当年臣跟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侥幸不死，才有今天。如今天下安定，却怀疑我要造反？”说着，还解开衣裳，露出一道道伤疤。李世民看了听了也感动起来:“我不怀疑你，才和你说这事。你还有啥想不开的？”
　　贞观君臣各自的角色意识都很明确，所以最后的结局很完美。只是揣想当时尉迟听到李世民“造反”的问话，心里的感觉一定是悲愤莫名一腔哀怨。在帝制时代听到这样一个问题，做臣下的心理压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尤其是，这个玩笑般的质疑来自皇帝本人貌似不经意的一次闲聊天。
　　同样的故事，在房玄龄身上演绎的是另一个版本。
　　《资治通鉴》记录了房玄龄在贞观年间的三次停职的故事。一次在贞观二十年(646)，房玄龄因为小错被勒令停职回家反省。为此禇遂良上书劝谏:“房玄龄从隋末李家太原起兵就跟随陛下，特别是武德末年玄武门政变时参与决策，贞观初年选用贤能建立贞观政治格局，若论臣下勤勉，房玄龄应推第一。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他有谋反等重罪，是不应该遗弃的。就算他年老体衰，也只能劝说他退休养老，按礼请退；不能因为些许小过失，就屏弃元勋老臣。”李世民听了，立即召房玄龄入宫议事。
　　没多久，房玄龄再次犯错“避位”回家，这一回还是没有记载是什么错，但进程很微妙。史书上只说，过了一阵，皇上驾幸芙蓉园，房玄龄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子弟洒扫门庭，因为他知道皇上会驾临房家。果然，皇上李世民给自己找一台阶，“顺路”来到房家，然后“顺便”带着房玄龄一起回到宫中。
　　在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病故时，综述长孙氏品德事迹时，《资治通鉴》提到有一次房玄龄因为受到批评停职回家。长孙皇后知道了，对李世民说:“玄岭事奉陛下已经很久，严谨小心；朝廷机密，从未泄露。所以，没有特殊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据史书记载，房玄龄实在是一极小心谨慎之人。儿子房遗爱娶了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女儿嫁给了李世民的弟弟(韩王)，他深深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皇帝授予“太子少师”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推出权力中枢，不仅得不到皇帝的批准，而且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请求不已，没有办法他只好接受任命。作为宰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声望的意义多于实际的意义，但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还是没有敢前去接受这样的礼遇，他返回了。因此，房玄龄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认为他有谦让的美德。
　　在君主政治时代，李世民的举动合乎君人南面之术，是君主操控臣下的基本伎俩，是常用手段，恩威并施，胡萝卜加大棒。皇帝必须随时感觉到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随时显示皇权的权威。臣下则必须知道皇帝的底线，适可而止，激流勇退。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命令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房玄龄在长安留守，得以便宜行事，不须奏请。有人前往留守办公室，声称要告密。房玄龄问你要告谁？得到的回答是:“告您。”房玄龄马上把此人送到前线给李世民处理。李世民听到报告说有留台送来告发有人谋反的事，令人持刀列队，押上告密人，问他要告谁，回答:“房玄龄。”李世民早已料到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喊一声令将此人腰斩，然后下玺书批评房玄龄不能当机立断。
　　这是贞观君臣博弈又一个极有意思的实例，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规则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到位演绎成教科书式的经典。李世民要给房玄龄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权力，房玄龄要对得起皇上的信任；皇上要展示的是胸怀，臣下要表现的是忠诚和适度的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