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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攻击结果；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攻击结果；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独立性的美好前景；大变革发生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精英群体的原因；1949——1976，毛泽东一个人的时代。



1945年7月4日下午，黄炎培带着为“天下谋”的传统精英意识，在延安的窑洞拜见了毛泽东，就如何打破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后来被人反复提起的“窑洞对”。这一事件是个小事件，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1945年7月4日下午，不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它之所以忽然被很多人想起，是由于改革后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在金钱迷惑的空虚寂寞中，咂摸回味一下民主的味道，以及幻想*执政期终结的阴险而弱弱的咀咒，以及7月4日，这个美国独立日赋予他们的精神暗示。


黄炎培乃大儒，但也是一个旧儒，儒的历史观基本上都是从执政者着眼，比如，这个所谓的周期律，就是指皇帝的更替，是执政者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实际上不能证明社会形态的周期变化，从朝廷的姓氏和地盘来说，是周期变化的，但从文化、经济、社会价值、政治思想、宗教来说，中国的历史从公元900年左右以后，就已经僵化了，直到清朝结束，中华文明的任何一方面都即没有革命性的进步，也没有毁灭性的崩溃，没有发展，当然谈不上周期循环。到清朝末年，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都会轻易的得出：中华文明行将结束这个结论，因为所有的事件、所有的变化，包括人的穿衣外貌，思维习惯，学习教育，政治制度以及日本民族制度性的与传统决裂的例证等等，都无不预示着整个远东文明圈的终结。


中华文明在停止发展了1000年后，遇到了强大的对手，这个对手就是西方文明。自从哥伦布的第一艘破船抵达美洲、白人对印第安人种族屠杀、踢碎印第安人的图腾祭坛开始，西方文明无坚不摧，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落后的乡村，都依稀竖起高耸的十字架，国王排队滚蛋，议会逐次建立，现在，我们还能看见阿拉伯长袍、非洲草裙舞、日本相扑，但这些，其实都仿佛祭祀的仪式，只是对逝去的乐园的追思而已。伊斯兰的顽固分子还在深山里坚持，时不时对美国发出决战的威胁，但是，伊斯兰的顽固分子们已经丧失了反攻的任何可能性，他们与其叫板美国，还不如先在中东悄悄地的多拿下一些根据地。


毫无疑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它的创新性，它的同化力，以及它的军事战斗力，都是最先进的。当其他文明形态遇见西方文明的时候，似乎只有缴械投降，以放弃民族传统的方式保持民族的存在，以紧跟西方人的方式保持现代化的感觉，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历史上落后文明遇到先进文明的攻击的时候，都莫不如此。西方政治家一度认为与异族的意识形态战斗已经结束了，重新开局的将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战斗，比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但是，现在，当共产主义运动也结束的时候，西方历史学家研究全球史，发现地球上唯独只有中国还以别样的姿态傲然存在着。同为远东文明圈，日本早已经无条件的全盘西化了，香港、台湾、韩国也已经被西方无情的蹂躏后西方化了，而朝鲜则抱着西方文明的变体找不到发展的方向。


而新中国，无论从制度和文化，都保持着截然不同的方式，美国人的颜色革命努力，不但没有把中国变得象一个西方国家，反倒使中国更像是中国了 。起初，他们以为，这是中国的中央集权的传统官僚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还魂。连中共中央都以为是这个原因，为了维持这个令人自豪的局面，都大力推起儒文化来了。但是，西方历史学家继续研究，他们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清朝的家天下比中共的党天下更加中央集权，那时的官僚是更纯粹的儒生，为什么在对抗西方文明时不堪一击？一百年来，中华文明中到底掺入了什么因素，不但没有象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那样仅剩下传统的不可能再爆发生命力的仪式，反而是突然间具备了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前景？为什么？仔细研究，他们发现，这个中华文明不是在旧的肌体里掺入了新元素，而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诞生了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的解放革命不只是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政治经济革命，也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标志性事件就是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全民改造运动。


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对有能力与其对抗的其他文明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不是以军事的强大而强大的。历史上，纯粹军事强大的民族，不能消灭任何其他文明，而只会毁灭城市村庄、只会杀戮甚至整体灭掉异族肉体。典型的代表就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伐，蒙古民族在欧亚草原以及欧亚草原的周边的征讨，既没有对周边的伊朗、俄罗斯、中国注入新鲜血液，反而使这几个地域的优秀分子产生了优越感，尤其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催眠作用，以至于刚刚有了点觉醒的士大夫阶层又继续梦游。落后的文明用军事手段攻击先进的文明，结果就是如此。而西方文明是先进的，与其对抗斗争，是一个民族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文明形态，得以迅速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这个世界上有能力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华文明了，所以说，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是个好事。这个对抗能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个完整的规模巨大的载体，二是要有一个对抗的清晰的边界。使中华文明具备这个能力的，无疑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民族独立，国家崛起，这个规模巨大的载体的诞生不必细说。而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革命，却一直有争议，谁在争议？主要就是中国的形形色色的文人知识分子，就是黄炎培那一类熟悉历史，却看不出历史本质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正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文化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才使得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交锋有清晰的边界，而在思想、立场、意识形态方面却模糊了这个边界，以至于使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先锋阶层的领导能力都大打折扣。


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文化革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新生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给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化人一个“士大夫”的位置。以知识、以给当权者献策、以八股文谋前程的时代结束了，新中国的新文化是一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文化，是人民全体思考的时代，文人们指责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人思考，全民迷信，这说明到目前为止，文人们还没有从陈腐的儒的迷幻中走出来。很遗憾，近几年中共中央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旧文人的愿望，我们完全有理由警惕，现在的*是不是一个被只会八股文的文人们把持了的政党。


毛主席领导*建立了新中国，首先确立了与西方对抗斗争的地理边界，继而通过一边倒，与美英集团划出道儿，接着又通过中苏争论，与后来崩溃的苏联集团划出道儿，这个划出道儿，不是封闭，不是分裂，而是维护了中华文明的独立性，是确立文明交锋的边界地带；紧接着以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方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原则性，完成内部革命。在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做为阶层基本上是看客，这个过程与中国的武装革命一样，都是毛主席领导工农兵们完成的。


所以说，1949年——1976年，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不仅确立了地理上的独立，也确保了社会文明形态的独立，中断了全球西方化的脚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斗争，不仅可以令中国人拥有尊严，也可以促进其他国家新生事物的诞生，使世界历史发展继续保持多样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