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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七十军，这两支部队早已灰飞烟灭，之所以被史家屡屡提及，实因两军于抗战胜利后，第一批派赴台湾，参与光复接收事宜之缘故。阴错阳差，这两军于一九四六相继调离台湾，投入国共内战，岛内守备陷于空虚，未几爆发「二二八事变」，陈仪当局于变生肘腋之际，几度无法控制局面，紧急向蒋介石讨救兵，派二十一师紧急赴台，才解救了台岛危局。第六十二军、第七十军虽在台岛惊鸿一瞥，但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历史瞬间，这两支部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话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呈递了投降书。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在内，次第向各地中国部队受降主官，办理投降及交出武器的相关仪式。在台湾代表中国方面受降的，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十月二十五日，陈仪向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这项命令的第二条规定：
　　「二、遵照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兼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及何总司令命令，及何总司令致冈村宁次大将中字各项备忘录，指定本官及本官所指定之部队及行政人员，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
　　依据这个命令的精神，包括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七十军在内的我国武装人员，次第由九月中旬，展开了接收台湾领土的神圣使命。九月二号，日本正式向各同盟国投降而签署了投降书的十二天后，亦即九月十四日，一组中国空军人员，搭乘美国军机从大陆飞抵台北、台南两处日军空军基地，领衔的官员是司令张延孟。渠等是日本投降后，日军尚未在台湾正式呈递降书之前，第一批抵达台湾展开先期工作的中方军人。空军又于九月二十六日派遣第二批后续接收准备人员。
　　第三批到台湾的我国军方官员，是在九月二十八日，由台湾接收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警备总部副参谋长兼前进指挥所副主任范诵尧，等人率同军官四十七人，及宪兵团一排宪兵，全员七十一人，于十月五日，自重庆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十月八日，宪兵第四团团长高维民率领宪兵一个连，在台北淡水登陆。该团团部及第一连，复于十月二十四日登陆，任务是对敌监视并协助警察维持治安。
　　十月十七日，台湾省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率领警备总部官员二百零七人，抵达基隆港，随即进驻台北。
　　与柯远芬同一天搭乘美国军舰抵达台湾基隆的，还有国民党军第七十军军长陈孔达中将，率领该七十军所属的一个团，先占领滩头阵地，掩护登陆，并逐次派兵向宜兰、台北、淡水、新竹等地推进。十月二十六日，第七十军的第二批军队抵达基隆，随后进驻新竹。
　　陈孔达，一八九七年生，或名光夏，浙江省嵊县人，保定军校步科八期毕业。与蒋介石、陈仪浙江小同乡。北伐时期担任蒋介石大本营参谋。抗战期间曾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之役，后任职中央训练团办公厅主任。一九四一年，调国军驻福建第七十军军长，官拜中将。抗战胜利，奉命率七十军赴台接收。一九四六年初，转调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为陈仪兼任)。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孔达被调往大陆，任第十七绥靖区副司令官，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指挥。随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于一九五九年退役，转任交通银行常驻监察人。一九九０年九月二十四日，逝于自宅，享寿九十四岁。
　　十一月十八日，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中将，率领该军第一批主力部队，搭乘美国军舰在台湾左营军港登陆。第二批人员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登陆高雄。第三批部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高雄登岸之后，进驻屏东、台南、嘉义、台中等地。
　　黄涛，一九００年生，广东省蕉岭县人，云南讲武学堂十五期炮科毕业，曾赴德法等国留学习军事。抗战时期曾经两次参与粤北会战，予日寇重创。一九四四年六月，率领六十二军投入衡阳保卫战，血战四十余日。黄涛所部堪称抗战时期最骁勇善战的广东劲旅。胜利后，黄涛率领六十二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再乘美国军舰到台湾接收台湾。一九四六年五月，黄涛因故遭蒋介石撤职，离开军职。大陆解放后，黄涛留在大陆，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等职。一九七三年病逝于广州。
　　从陈仪当时调派六十二军、七十军分别进驻台湾南北两地，可以看出陈孔达、黄涛两人虽同为军长，但是两人与陈仪、蒋介石的亲疏关系不同，所有的安排待遇也有异。陈孔达率领的第七十军，被安排接收台湾北部地区，等于被陈仪放在「身边」的位置。虽然大陆学者褚静涛认为，七十军「由福建保安团改编而成，军风军纪较差，战斗力不强，蒋介石不及深虑，就照准了。」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支部队，陈孔达带领的七十军，颇多闽籍人士；黄涛率领的六十二军，则为广东部队。福建、广东，恰为台湾百姓早期移民之原乡，陈仪的安排，似乎也有乡土亲近的政治考虑。如此巧心，说蒋介石和陈公洽「不及深虑」，似乎不甚公允。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府派六十二军、七十军进驻台湾，赋与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肩负「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所交付的万分繁重的接收工作。六十二军、七十军在大陆时期，均与日军有多年作战敌对经验，算是两支相当了解日军的国军队伍。尤其黄涛的六十二军，才刚从越南接受越南日本军队投降，转赴台湾，六十二军和日军多次于战场较量，派他们进驻台湾，何有不妥之处？
　　国民政府时期驻法公使凌其翰着的《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书中说：「在我和邵百昌返渝请示期间，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已于九月二十八日在河内举行了接受日军投降典礼。…财政部代表朱偰着的《越南受降日记》有较详细的记载，…九月二十八日拂晓即起，凭窗而望，即有中国军队千余人结队而过……本日环绕河内各进出街道，以及城内各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我军布置岗哨，气象颇为森严。……上午十时正，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川国直服师团长、酒井于城参谋长至，面带忧戚之色，北向立。卢司令官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降书，宣读条文，交土桥签字，签毕即退席。卢司令官乃宣读布告，并译成法文和越南文，至是礼成。」
　　此似可旁证，不论和与战，六十二军、七十军均非一般人认定的二流队伍。到台湾来，这两支军队亦绝非是骑在台民身上的「统治者」，他们的肩头承担着民族重责大任，要把台湾从马关条约以来的殖民统治桎梏中，解放出来。接收工作，便是首要事务。
　　「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一共分成陆军第一组、陆军第二组、陆军第三组、军政组、海军组、空军组、宪兵组等单位。而陆军第二组，即由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兼任组长，在该组之下，配属官兵二百余人。第二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将日军第十二、第五十及第七十师团及第七十五混成旅团，规范集中于新化以东、潮州东南、斗六以东及苗栗附近各地区，并禁止其擅自活动，以防不测。第六十二军被分配的接收地区，是在台湾南部，该区域被划分为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凤山四个区。上级规定他们必须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前，完成南部地区的接收工作。该区一共有日军军火及给养仓库共一０五处。
　　第七十军军长陈孔达被任命为「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所属陆军第三组组长。陆军第三组的任务，负责解除驻扎在新竹日军第九师团的武装，解除台北州、花莲港厅、新竹州宪兵，以及前述地方要塞部队之武装。
　　陈孔达军在得到命令后，先行分配属下于十一月一日，分别到基隆、台北、新竹、淡水、苏澳等地解除了日军第九师团、第六十六师团、及七十六、第一０二、第一一二等各独立旅团与要塞部队的武装及交通工具、军用器材、文书档案等，随后遵照上级指示，将日军人员集中在特定地点，予以保护监管。陈孔达及所属并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完成所有武器装备与人员接收监管工作。
　　从「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交付的任务观之，国府当局派到台湾的第六十二军、七十军，是负有接收与光复台湾重责大任的。其沉重使命，亦可从若干文献资料得其梗概。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亦即第六十二军登陆台湾后的第二天，陈仪以中国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身份，向「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部长安藤利吉(前日本殖民当局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发出了一道命令，前言明确指出「我黄军长涛，已率所部主力于高雄附近登陆完毕，进驻台南市、高雄市、凤山街、屏东街，各附近其后续部长亦将逐次到达」。这道命令里提及接收国军部队的，还有第二项明白规定日军方面：「…其余着自十二月一日起，准同命令之要领，按下列程序向我黄军长及其指定人员移交，兵器、弹药、车船、马匹、被服、装具、器材、粮秣、文书、图表，并由其派队保护监督工作…。」，命令的第三项指出：「为受领传达黄军长之命令，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及前项各日军连络支分部，应派员集合于台南市黄军长指定地点，受其指定人员之指挥」。
　　同一天，陈仪又给黄涛等军政首长一道命令，内容提及六十二军的部份是命令的第二项：「第六十二军，应即参照前颁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组织规程，及致安藤利吉军字第一号命令副稿，并本命令副件之规定组织接收组，自十二月一日起，概依下列程序开始接收，台南、台中、高雄各州及台东厅日陆军各部队之武装等，并依一与三之比，派队监护日军从事复旧工作。」该命令的第三项，指出了六十二军的部署情况：「随接收之进展第六十二军逐次就以下之筹备部署：军部直属部队步兵一个团，台南市附近。一个师直属部队及步兵一个团，嘉义市附近。一个师，台中、彰化、二水一带。一个师加一个团，高雄、凤山、屏东、台东一带…。」
　　不可讳言，在抗战晚期我国各方面物资条件极端艰困，及胜利降临如此突然的情况下，加之国府尚须着眼东北、京沪等重点地区之接收工作，蒋介石又惟恐中共乘机坐大，处处存有戒心，也引开了他相当大的注意力。至于接收台湾的细节，不免鞭长莫及，挂一漏万。何况，在战后杂乱无章、千头万绪的复员作业中，能完成受降接收与复员工作，已属万幸，焉有余力兼顾接收台湾部队的军容是否壮盛？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士气纪律是否整齐严谨？
　　褚静涛在著作《二二八实录》即叙述了六十二军、七十军人员素质与军队纪律上的一些问题：「接管台湾军事的国军达二万人。在基隆登陆者为七十军陈孔达部，由福建保安团改编，估计台湾十月天冷，官兵俱着新棉军装，准备御寒，不料抵台天气炎热，于是部队步行前进时，群将军装脱下，拎在手上或挑在肩上，赤膊流汗，赤脚穿草鞋，步伐零乱。两旁民众观者如睹，啧啧称奇，以为如此部队也能打败日本人，引起误会。在高雄登陆为六十二军黄涛部，美式装备，服装整齐，器械精良，先接收越南而后来台。」
　　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描写七十军抵达台北的场面氛围：十七日中午，首批登陆基隆并旋抵台北的国军第七十军，士兵多穿草鞋，背着雨伞，甚至挑着锅碗棉被，这与台湾人民习见的日军军容相异，也与台湾人民想象中赢得抗战胜利的军队不同。
　　即使拥有全新美械装备，甫参加过越南受降仪式的第六十二军，在军容纪律方面，亦多有遭人诟病之处。学者引述，国军抵达嘉义火车站时，车站门口立满了迎接的人潮，民众但见军队队伍零乱，一人走一边，从车站走了出来，有一个身穿棉袄的军官，拿着一支拐杖在部队行列旁边叫吼，士兵完全不理会军官的叫骂。最后甚至出来一群扛着火炉、茶壶的士兵，鱼贯走出车站，依旧没人理会那位叫喊的军官。
　　虽然当年对第七十军与六十二军官兵，提出尖锐批评的台人，并无恶意，可是，与祖国隔绝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同胞，何尝知晓八年抗战已经打得祖国民穷财尽，经济濒临崩溃(其实以东北沦亡十四年的时间来看，抗战实际已开打十四年)；在日军炮火摧残铁蹄蹂躏之下，我国牺牲了三千多万军民同胞的生命，得盟军之臂助，才换来最后之「惨胜」。
　　国军部队到台湾，不光是光复与接收，还有更艰巨的遣返日本军队和侨民的工作，有赖国民党军协助完成任务。这些艰难繁巨的工作，都在军政人员努力之下，一一完成。据统计，台湾光复前夕，日本军队在台湾及宜兰东方先岛群岛的第十方面军，总兵力为十九万九千零三十一人，光从这个数字即知日本殖民当局，是以派驻重兵的方式，在台湾施行高压殖民统治。到了国府光复台湾之初，包括第六十二军、第七十军、宪兵与零星海、空军部队在内，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二万兵力，尚不及当年驻台日军的九分之一。
　　一九四六年，国府凛于军费过高，恐拖垮国府财政金融等诸多因素，准备大量裁并军队。按照相关的裁军计划，驻扎台湾的第六十二军、七十军降编为第六十二师及第七十师。又由于蒋介石计划发动大规模剿共内战，于一九四六年十月，把六十二师黄涛的部队，调往天津。两个月后，第七十师也被调往徐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首次莅台视察时，蒋曾当面询问陈仪，台湾只有两个师的部队，是否足够防卫任务所需？陈仪担心过多的军警人员，压垮台湾财政，又担心不熟悉的部队调到台湾频增麻烦，制造军民对立，基于各种因素，故而告诉蒋介石，台民守法精神高，而且台岛没有中共地下武力，也没有内地常见之土匪，以现有军警力量，已足够应付维持治安所需。同年年底，国防部甚至还针对七十师调往大陆，电询陈仪的意见，陈仪也未表达异议，于是，两支维系台湾治安的基础武装，就此调离台岛。
　　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后，曾经告诉友人，台湾变生肘腋，主因没有防变的驻军。毛森表示，陈仪坚持不要驻军，汤恩伯、林蔚等人再三劝说，并曾跟陈仪争辩至舌敝唇焦，陈仪仍不同意驻兵台湾。台湾光复初期，国府一度顾虑，早年服役日军的台人，久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内心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驻军台湾目的在防变。陈仪却声称，我们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至于仇视我等，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二二八事变」爆发后一个礼拜，驻台湾之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向南京宪兵司令张镇拍发的密电中报告：「此次台湾暴乱，其性质已演变为叛国夺取政权之阶段。外省人被袭击而伤亡者，总数在八百人以上。地方政府完全失却统驭能力，一切由民众控制。暴民要求，不准军队调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台湾「二二八事变」时期任职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缉将军，主动接受台湾「行政院二二八项目小组」总主笔赖泽涵教授访问时透露：因陈仪与驻守台湾的七十军及六十二军军长陈孔达、黄涛不合，故而陈仪先后将两军调回大陆，以致事件爆发时，全台兵力仅约五、六千人。
　　归纳而言，国府积极裁军，陈公洽个人反对驻兵，陈公洽与陈孔达、黄涛彼此有矛盾，大陆国共内战军情紧急，国府亟欲抽调…各种因素并发，国民党六十二军、七十军遂结束在台岛为时一年的任务，派遣至华北战场。三年不到，这两支曾经在台湾光复初期，跃上历史舞台的南方部队，相继消失在国民党军的编装档案表，埋葬于黝黑无边的战地坟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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