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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驳资改派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

孙学文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前29年的历史前后扣上4个“经济崩溃”的帽子。一是说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搞糟了，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说1958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是说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是笼统地说，毛泽东执政时期或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29年，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经济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无耻的攻击。近年来，后起权贵也昧着良心重复这种谎言。下边用铁的历史史实批驳这些无耻的谎言。

一、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一）什么是“经济崩溃”？经济学讲的“经济崩溃”，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词”。所谓“经济崩溃”，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状态。讲一国经济崩溃至少有5个标志：
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
②成千上万家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
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
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步。
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出现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连天。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经济崩溃，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后时期、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及苏东某些国家在演变后一段极其混乱时期。

（二）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了吗？

用上述五条标志来衡量我国“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或延长为1958-1962年（“二五”时期）、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1950-1978年）。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一五）五年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1958-1960年3年增长31.67%，年增长9.6%，1958-1962年增长指数为90.28%，年递减－2%（按水平法），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66-1976年文革十一年增长了83.1%，年递增5.65%；1966－1978年（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共13年），增长1.2倍，就是说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长6.25%；1950-1978年建国头2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3倍，即翻了3翻，长达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5%。除了1958-1962年（主要是1960-1962年是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而前两年则分别增长21.3%和8.8%）即“二五”时期外，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29年比较，仅比日本低），如何能扣上“经济崩溃”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时期后三年的经济下降，是当时政府调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几项指标几乎都与“经济崩溃”不搭界。事实证明，中国在对私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投产，职工人数百万、千万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说这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现在有必要说清有不少人用周总理提出的国民经济“三个突破”来论证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谓“三个突破”是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是周总理先后在1972年初和1973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个突破”并对1972年职工人数突破至561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极为不满。1973年采取了七项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结果是：国有职工增至5758万人、工资总额353.3亿元、商品粮销售968亿斤。不仅对1971年是“三个突破”，而且对1972年又有所突破，以后将继续突破，永远突破。周总理当时提出“三个突破”，是针对当时职工增加过快，而财政状况不佳、商品粮供应紧缺而提出的，是有现实意义和作用的。但是把这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政策或是一个经济好坏的评价标准，我认为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它与人类社会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社会停留在1971年的水平就永远无法发展和进步。“三个突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政策依据。还有人用货币平均工资下降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文革时期新增职工4534万人，都进工资最低档，把平均工资拉下来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那种把三线投资的1000多亿元全部算着损失和按“一五”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套算出文革期间损失5000亿元是主观主义的和不科学的。

（三）“二五”和“大跃进” 时期“经济崩溃”了吗？

下边着重谈谈“大跃进”及“二五”时期的经济状况：

（1）关于1958年经济情况。按单一生产力标准衡量，1958年确实实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也基本上达到了重工业“大跃进”的要求，但整个“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列建国13个计划时期倒数第1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后核实的数据，1958年列建国59年来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产业年增52.9%、工业增加值年增53.4%，运输邮电业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还有社会总产值年增32.6%，工农业总产值年增32.2%，工业总产值年增54.8%，重工业总产值年增78.8%和能源总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机床年增185.7%等重工业产品，以及化纤（增14倍）、纱（49.5%）、丝织品（40%）、手表（40.3倍）、收音机（261.9%）、照相机（209倍）等轻工产品。列第2位的有轻工业总产值（33.7%）、发电量（42.5%）、呢绒（47.2%）、缝纫机（130.2%）、生铁（130.5%）、焦炭（161.9%）和发电设备（455.6%）等。国民收入列第3位（增22%）、总投资列第4位（84.5%）、基建投资年增87.8%，列第3位。财政收支分别增长25%和34.6%，分列第9位和第5位，有财政赤字21.74亿元，列60年的第31位。比起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元（2009年打预算赤字9500亿元），是小巫见大巫。银行贷款增长69.7%，列1953年以来最高增长率，货币增发率为28.4%，列第9位。进出口增长24.8%，列第10位。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增长0.2%和-1.1%，处于最低物价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和国有职工实际工资分别为-14.1%和-12.1%，说明1958年工业实现大跃进，并不是靠物质刺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炼钢铁而带来的平均工资减少。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表现在工资总额增长10.5%，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4%；居民储蓄存款增长56.8%，列建国59年来第1位。主要农产品产量，除黄红麻、水产品、大牲畜头数等负增长外，农业增加值增长0.4%（列50位，比1980年的-1.5%要好），农业总产值增长2.4%（列48位），粮食增长2.5%（列第33位），棉花增长20.1%（列第16位），油料增长13.7%（列第14位），糖料增长31.4%（列第6位），猪牛羊肉增长11.5%（列18位），烤烟增长51.2%（列第5位），水果增长20.1%（列第8位），蚕茧增长5.4%（列34位），茶叶增长21.5%（列第3位）等。以上说明，1958年不仅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而且按周恩来提出的量化指标①，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大跃进”。

（2）关于1958-1960年经济情况

1958-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仅低于三年恢复时期的36.75%和33.85%，列中国13个计划时期②的第2位高速度。列13个时期增长率第1位的有能源总量（44.1%）、煤炭（50.1%）、天然气（145.85%）、化纤（255%）、缝纫机（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钢（51.65%）、钢材（38.85%）、原油（52.7%）、机床（76.3%）、汽车（41.95%）、原盐（15.85%）、纸张（25.55%）、收音机等，水泥、化肥、自行车等列第3位。重工业产值增速（49.35%）列第1位，轻工业（13.75%）列第6位。而且这时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几乎都列建国56年前3名。如固定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6.9%、40.9%和39.5%，资金利润率分别为34.2%、35.2%和32.6%，资金利税率分别为46.5%、48.7%和43.6%，产值利润率分别为20.6%、21.8%和23.0%(分列59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分别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国59年来倒数第2、6、10位，是比较低的。三年仅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就达到702亿元，每年递增25.1%，是国有经济大发展时期，而且已开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及原子弹爆炸装置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产品。总的评价，“三年大跃进”，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苏东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部分在这个时期建成，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经济效益也是最佳时期。但这个时期农业却是下降的，出现了粮荒和农业短缺危机。这时城乡企业仍是增加的，职工人数也是增多的，不存在企业破产倒闭和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银行存贷差虽有所扩大，但银行自有资金却增加了315.9亿元，增长5.81倍；三年财政赤字累计虽达169.4亿元，通过增发钞票43.1亿元和向银行透支弥补，透支额并未超过银行自有资金额，因此这时银行和财政并未“崩溃”。而整个经济仍有较快增长，GDP年增9.6%，国民收入年增9.2%，超过“一五”时期的水平，无论如何都扣不上“崩溃”的帽子。

（3）关于1958-1962年(二五时期)经济情况。农业从1959年开始就很不景气，而且一连延续到1962年。鉴于到1960年中国出现粮荒和农业危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二五”后两年对非农经济采取严厉的经济调整方针。这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的，毛泽东也同意了的。中国进入了1960—1962年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生产下降、食品供应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经济危机。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约列前5名）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粮食-3.9%，1962年比1957年减少3505万吨，而1960年到1961年减产更多；棉花-14.5%，减产89万吨；油料-13.75%，减产319.3万吨等。由于保农业、压工业等调整措施，使工业生产在1961-1962年有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个“二五”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列13个时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农民消费水平－3.3%，市民消费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由于1958、 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31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本人按国家统计局在后来核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万人，死亡人口964万；1960年出生1384万人，死亡1707万人；1961年出生1185万人，死亡940万；2008年出生率12.14‰，比1960、1961年低了8.76‰和5.86‰，新出生1621.2万人，死亡率7.06‰，比1978年高出0.81‰，但比1960到1961年低了18.34‰和7.18‰，死亡人口932.8万人。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万人，多死亡743万；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万，少死亡24万人；1960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228.2万人，多死亡774.2万；1961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427.2万人，多死亡7.2万人。这样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少出生765万、多死亡719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84万人；与2008年相比较，少出生655.4万人，多死亡781.4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36.8万人。由此说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比1959年多死亡719万人，比2008年多死亡781.4万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别为1484-1436.8万人，但绝不会超过2000万人。上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非正常死亡增多令人悲痛。我认为与1978年农业大跃进和包括赵紫阳在广东任农委书记时放“水稻卫星”等浮夸风密切相关，也与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见识迟、措施慢也有关。在全国各地高吹“粮食放卫星”的1958年，仍进口粮食22.35万吨，在随后发现粮食供应紧张和不足的1959年和1960年，却只分别进口粮食0.2万吨和6.63万吨，这两年又分别出口粮食415.75万吨和272.04万吨，结果这两年纯出口粮食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一直到1961年-1962年才增加进口粮食至580.97万吨和492.3万吨，同时出口粮食135.5万吨和103.09万吨。整个“二五”时期进口粮食1102.45万吨，出口粮食1214.72万吨，纯出口粮食112.27万吨。比起1982年进口粮食1611.69万吨和2005年进口粮食3692万吨的政策的反差是多么地显明？！

我认为，“二五”后三年中国出现了经济短缺危机，但仍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理由有：

(1) 工业企业数、职工人数减少，但工业生产力却都保留下来了。1962年社以上工业企业数虽比最高的1959年减少12.1万个(其中国有工业减少4.58万个，城乡集体减少7.52万个;工业劳动者减少1176万人（其中国有工人减少815万人，但城镇集体却增加l44万人），但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7年的274亿元增到1962年的786亿元，纯增5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亿元。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倒闭、机器设备被毁、生产力受到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通过有领导、有计划实行“关停并转”的调整措施，虽然企业个数、人数减少了，但生产力却全部保护下来了，反而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来了，富余职工也给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动荡。

(2) 未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大跃进”的前3年，各类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费物价－0.05%）。只是从1960年以后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搞“高价商品”(陈云提议的，目的是回笼货币)，允许个体商贩存在并自产自销，使物价上涨。1961年零售物价上涨16.2%，消费物价上涨16.1%，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28%，达到建国29年来最高水平(1950年以来)，列建国59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个“二五”时期，分别年递增4.7%、4.15%和6.5%，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只有1961年上涨16.1%，与1988年上涨18.8%、1989年上涨18%、1994年上涨24.1%和1995年上涨17.1%，才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

(3) ”二五”时期，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也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都是正增长，分别年递增0.2%和0.1%（水平法），累计有财政赤字129.54亿元，列13个计划时期第7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亿元，列建国29年的最高额，但仅列建国60年的第25位，而且1961就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财政节余18.67亿元，列60年财政有节余的20年中第5位。对外贸易－3.1%，但有贸易顺差累计5亿美元，其中1962年有现汇结余0.81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年递增15.05%，列13时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年发钞票53.7亿元，列13个时期的第9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别增发20.8亿元和29.8亿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 但大大低于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水平（30年平均年增发1133.6亿元钞票），而1962年不仅未增发钞票，反而回笼货币l9.2亿元，是建国以来回笼货币6年中最多的一年。银行存贷款分别年增20.05%和19.7%，分列12个时期(无恢复时期数据)的第4、5位;1962年贷款规模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贷差238.6亿元。这五年中只有1958年发公债7.98亿元，未向国外借款，而且偿还国内外债务50.49亿元，其中还外债34.07亿元，占外债总额的59.3%(总外债51.63亿元)。即财政与银行都没有破产和倒闭，虽然问题在头29年内较为严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1962年出现好转的趋势。

(4) 经济总体也没有到了“崩溃”边缘。由于1959-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受旱灾等影响(受灾面积分别为4463、6546和6175万公顷，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国59年来的第20、1、2位。那种说这几年是什么风调雨顺年景是不顾事实的捏造。)，农业生产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农业(主要是工业)采取调整措施，这样才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出现了比农业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GDP在前2年分别增长21.3%、8.8%的基础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维持在高产出水平。到后两年由于调整措施才使整个“二五”时期按水平法计算－2%，按累计法只下降0.62%。除农业外，其他行业仍有一定的正增长。第二产业年增0.95%（按累计法计算为6.3%），工业增加值年增2.15%（7.3%），运输邮电增加值年增2.25%（6.8%），工农业总产值年增0.06%（3.2%），工业总产值年增3.8%（9.5%）。其中轻工业年增l.1%（3.2%）。重工业年增6.6%（16.7%）。说明“二五”时期工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创造了比改革开放30年来还要好的成绩：如能源总量五年平均年递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发电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纤年增132.6%、缝纫机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气年增71.8%、农药年增6.25%等，改革开放30年来有那一项增速达到上述水平？！

“二五”时期，基建投资1206.09亿元，比“一五”增长1.05倍，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也比“一五”增长75.1%。苏联从1950-1959年援建项目共计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零部件，使250多个企业和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些项目一个一个建成了。“二五”时期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比“一五”有成倍增长，其中炼钢增长3.52倍、煤炭开采增1.34倍、发电能力增2.5倍，石油开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糖增76.9%、纸张增3.53倍、新建铁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万吨等。先后建成铁路有宝成、包兰、黔桂、北承铁路;建成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重庆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这个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如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巨型变压器、内燃电动机床、2500吨水压机、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二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5千～1万吨远洋现代货轮、拖拉机、“东风”牌轿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每秒运算1万次计算机、数控铣床、25型直升机、液体探空火箭、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产品。特别是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怀来县进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弹爆炸试验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导弹首次试验也发射成功。在首都北京还建成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电视台(现为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十大建筑。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种把“二五”时期发展速度一定要达到“一五”水平，推算出“大跃进”损失1000亿元的数据既是不科学的，而且也高估了损失。

二、建国头29年与改革开放后30年和同期国外及旧中国最高年经济比较

主要指标对比:

（1）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408亿元增到1978年3645.2亿元和2008年3006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指数为801.3%，即翻了3番多，增长了7倍多，年增长7.45%，后30年增长15.5倍，年增长9.8%。后30年比前29年高出2.35个百分点。新中国59年GDP共计增加131.4倍（而不是某权威人士发表的，说新中国50多年来GDP只增长了十几倍），59年平均每年增长8.65%。半个多世纪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确实在人类经济史上是少见的或独一无二的。按当年的汇率测算（1949年按年底1美元兑2.1元，1978年按1.6836元，2008年按6.9451元人民币），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不是一些高官所说的是1400亿美元或1600亿美元）和2008年43292.4亿美元，按汇率法测算，前29年增长了10.14倍，年增长8.65%；后30年增长18.99倍，年增10.5%，按这个办法，前29年比后30年低1.85个百分点。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及各国大多采用汇率法，采用按可比价格计算与购买力平价计算办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改革开放后GDP年增速比改革开放前要高出2.35个百分点，但需说明的是外资经济现已占GDP近1/3，其中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0.2%。在主要产业中已占75%的股权；私人、个体经济已占GDP1/3以上，国企单位数，2004年经济普查，只剩下19.2万户，比1996年减少196.8万户，集体企业单位数减少455.4万户；2008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只剩下6447万人,比1995年减少4814万人，城镇集体就业人数只剩下662万人,比1991年减少2966万人。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占99.86%下降到2008年仅占15.1%。这与头29年完全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有职工创造的是不同的。而且这种较高增速是靠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率取得的。

按建国头29年GDP年增7.45%与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比较，比美国年增3.4%、德国年增5.85%、英国年增2.45%、法国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亚年增4.55%、印度年增4.8%，要高出1.6（德国）－5.0（英国）个百分点；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分点，仅比同期日本8.7%和苏联7.75%略低。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29年达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苏联相媲美。

GDP59年比较：中国为8.65%，比美国3.8%，日本5.45%，德国3.25%，英国2.25%，法国3.35%，意大利3.3%，加拿大3.6%，澳大利亚3.95%，印度5.25%，苏俄4.55%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8）的7.65%都要快。要快3.2（日本）－6.4（英国）个百分点。

（2）一产增加值从1949年279亿元增到1978年1018.4亿元和2008年340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1.358倍，年增长3%，后30年增2.861倍，年增长4.6%。按美元折算，从132.9亿美元增到650.3亿美元和2008年4895.5亿美元，前29年增长3.59倍，年增长5.4%，后30年增7.02倍，年增7.2%。中国农业生产增速大大落后于工业，但比同时期（1950-1978年）美国2.1%，日本2.35%，德国1.8%，英国1.9%、法国2.2%、意大利1.9%，加拿大1.4%，印度2.9%要高出0.1（印度）-1.6（加）个百分点。仅比澳大利亚的3.05%低了0.05个百分点。如果说中国农业如此低的速度就算崩溃了，那么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早就破产了。59年来农业增长8.11倍，年增长3.8%，比上述各国57年增速都要快，比美1.6%，日1%、德1.3%、英1.15%、法1.3%、意1.2%、加1.75%、澳1.35%、印度2.75%，和苏俄1%要高出1-3个百分点，比台湾（1953-2008）2.55%也快了1.25个百分点。

需要说明的，虽然改革后比改革前农业增速快了1.6-1.8个百分点，但分田到户后小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的衰退是无可挽回的趋势。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由1978年占28.2%下降到2008年的11.3%，下降16.9个百分点。务农劳力占全社会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39.6%，降低30.9个百分点；由于占用耕地大搞开发区使5千万农民失地失业无以为生；现约有1.5亿农民工进城谋生；粮产只年增1.85%，比前29年低了1.65个百分点，1999-2007年粮产低于1998年，29年累计纯进口粮食22046.6万吨，平均每年纯进口760.2万吨。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2.5亿人增到2008年近4.34亿人（为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有人发出“农民真穷，农业真苦”的呼唤！

（3）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50.5亿元增到1978年1607亿元和2008年12911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前29年增长42.48倍，年增长13.9%，后30年仅增长25.63倍，年增11.55%。前29年比后30年高出2.35个百分点，说明前29年工业化进程比后30年更快。比同时期（1950-1978年）的美国4.45%，日本12.05%，德国6.65%，英国2.5%、法国5.1%，意大利7%，加拿大5.4%，澳大利亚5.35%和苏联9.5%，都要快，快了1.85（日本）－11.4（英国）个百分点。按汇率法测算，由1949年24.05亿美元增到1978年956.5亿美元和2008年18590.4亿美元，前29年平均增长13.55%，比后30年年增10.4%，要高出3.15个百分点。包括建筑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年增速也高出后3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前29年年增14.05%，后30年年增11.4%，高出2.65个百分点；按美元测算，二者的速度比为13.75：10.55%，高出3.2个百分点。59年中国工业增长了1147.4倍，年增12.65%，比58年(1950-2007年)的美国3.5%、日本3.4%，德国3.85%，英国1.65%，法国3.15%，意大利3.9%，加拿大3.45%，澳大利亚2.6%，印度5.9%和我国台湾省（1953-2008）9.05%，要高出5.25（日本）－11个百分点（英国）。改革前后比较，不仅工业增速比前期低，而且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力发展“五小工业”，既有耗能大、成本高、假冒伪劣严重，而且造成土地、河流、空气等严重污染。国企工业改革，造成大批国企被兼并破产，职工上千万下岗失业，资金效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国有工业户数只剩下20463户，比1995年减少97537户，下降82.7%；职工人数只剩下1779.1万人，比1992年减少3576.4万人，下降79.2%。国有企业在这里真正发生了一场衰退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投资最多、占国民经济主体、主导作用的工业领域，在39个主要工业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9.2%）的比重超过5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

（4）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了？按现价现汇测算，中国GDP折合成美元数，从1949年194.3亿美元增到1978年2165.1亿美元，约列世界位次从13位上升到第10位。再到2000年第6位和2004年列第6位，2005年GDP按国家统计局核实数为193085亿元，按1美元＝8.1917元汇率测算，折合为22350亿美元，超过法、英两国GDP在2.1万亿美元左右（2004年法、英两国GDP分别为20026亿美元和21400亿美元），2007年按核实数和当年汇率测算，中国GDP为33838.2亿美元，超过德国的32972亿美元，仅低于美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汇率法测算，中国与美国差距，从1949中美（194.3：2847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6.82%，或美国为中国的14.65倍；到1978年中美两国GDP为2165.1：22192亿美元，中国为美国9.76%，或美国为中国的10.25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2.94个百分点和美国为中国的倍数缩小4.4倍，即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30%。缩小不多，但是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差距。按不变价格计算，即中国以年增7.45%，而美国仅为3.4%，中美发展速度相差4.05个百分点，是美国增速1倍多。1950年各国按当年汇率测算的GDP合美元数为基数，按各国不变价格计算GDP，抛除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中美1978年GDP为1556.9：8902.6（亿美元），中美差距由1949年1：14.65缩小到1978年1：5.72，缩小8.93倍，缩小60.95%。那种说中国在头29年扩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顾客观事实的胡说。

（5）头29年与旧中国经济比较：有人说，毛泽东弄得中国“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比旧中国还糟”。这里将1978年与旧中国最高年产值、产量比较。1978年GDP3645.2亿元，按当年汇率测算折合为2165.1亿美元，比国民党统治时最好年份－1936年的GNP75.8亿美元，增长了27.2倍；比1949年增长了10.1倍；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达到5634亿元，比1936年688.1亿元，都按1957年价格计算，增长了7.37倍，比1949年增长12.83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分别比旧中国最高年和1949年增长了1.11倍和1.96倍；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分别增长17.6倍和39.66倍。轻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2.5倍和20.6倍；重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22.8倍和94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工业产品产量有成倍的增长。如1978年粮食产量达到30477万吨，比1936年的15000万吨和1949年11318万吨增长了1.03倍和1.69倍；棉花增长了1.55倍和3.88倍；糖料增长了2.98倍和7.41倍；茶叶增长了19.1%和5.54倍；烤烟增长4.88倍和23.47倍；水果增长了9.51倍和4.48倍；水产品增长了2.1倍和9.34倍；大牲畜头数增长了31%和56%；羊存栏数增长了1.72倍和3.01倍；肉猪存栏数增长了2.84倍和4.22倍。工业产品产量增长更多。如原煤1978年达到6.18亿吨，比1942年0.62亿吨和1949年0.32亿吨，分别增长8.97倍和18.3倍；原油达到10415万吨，比1943年32万吨和1949年12万吨，分别增长324.5倍和866.9倍；发电量达到4277亿千瓦时，比1941年60亿千瓦时和1949年43亿千瓦时，增长41.8倍和58.7倍；粗钢增长33.4倍和200.倍；水泥增长27.5倍和97.9倍；生铁增长18.3倍和138.2倍；机床达到18.32万台，分别比1941年和1949年增长32.9倍和113.5倍；硫酸增长25.9倍和120.2倍；纯碱增长11.9倍和14.1倍；烧碱增长135.7倍和108.3倍；平板玻璃增长12.8倍和15.5倍；棉纱增长3.9倍和5.7倍；棉布增长2.95倍和4.84倍；食糖增长4.54倍和10.35倍；卷烟增长4.01倍和6.39倍；原盐增长3.98倍和5.53倍等。这些成就决不是资改派闭着眼睛就能否定了的。从人均产值产量对比来看，虽然1978年总人口达到96259万人，比1936年增加51259万人，比1949年增加42092万人，但人均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如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48倍，年增长5.3%，延长到1980年年增长5.35%，比同时期美国年增1.85%，德国年增3.15%、英国年增1.65%、法国年增3.15%、意大利年增3.2%、加拿大年增2.25%、澳大利亚年增2.6%、苏联年增3.65%、印度年增1.45%、和台湾省（1953-1980年）年增4.6%，都要高，仅比同期日本年增5.7%略低。在这29年中，居民储蓄存款年递增20%，人均储蓄年增16.8%、职工工资总额年增9.55%、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增2.2%，其中国企职工和集体职工分别年增2.35%和1.8%；居民消费水平年实际增长2.9%，其中农民和市民分别增长2.2%和4.9%；市民可支配收入年增4.8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3.9%。市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6.7和8.1㎡。上述数据说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增长不快，但生活水平却是提高了，基本保证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需要。那种说头29年是什么“民不聊生”，是无耻的攻击。人均GOP按美元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比1936年的16.8美元增长12.47倍。人均粗钢增长15.6倍和109.7倍；人均原煤增长3.6倍和9.8倍；人均原油增长154.4倍和543倍；人均发电量增长19.2倍和33倍、人均水泥增长12.7倍和568.2倍、人均生铁增长20.4倍和78.1倍、人均棉纱增长2.05倍和37倍、人均棉布增长85%和2.3倍、人均食糖增长1.7倍和11倍。人均农产品中，除了粮油茶外，其他都有23.4%（棉花）－3.96倍（水果）的增长。上述事实说明，新中国比旧中国不知要强大几十倍，仅GDP1978年一年产值就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好年份要高出27.2倍。那种攻击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是昧着良心说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