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在各家报纸仍在履行公式化版面的时候，他率先第一个取掉了报眼上每天必登的一条毛主席语录。行之不久，全国各家报纸也都相继仿效。而《光明日报》由于这一改版，面貌立时焕然一新，脱掉了“套子中人”一身的冗装，显出了雨过天晴的气色，清清爽爽，亮亮堂堂，笑容可掬地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以致使首先提出要改版主张的胡乔木同志，高兴地为《光明日报》作广告性的评语：“欲知国内外知识分子情况，请看今日的《光明日报》。”
来源：光明网 原题：杨西光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一)
1978年，杨西光调北京，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按说，杨西光早已在这样的位置上，或者准确一点地说，早已在近似的位置上坐过，而且不止是一次。先是建国初期在
《福建日报》，后来又在上海的《解放日报》，而且，都是在双肩挑的位置上——社长兼总编辑。但今天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不仅仅是由于《光明日报》是国内有影响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一份大报；而且，更是由于今天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迫切地需要舆论导向来拨开迷雾，廓清是非，是亟需呼唤人们解放思想、勇于打破禁锢的时代，是人们都在如饥似渴地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的心中，都充满着期待和渴望，充满着压抑和苦闷，都憋闷着要走出禁区打破精神枷锁的强烈冲动，每个人的心中都满怀着尽快从梦魇中走出、重塑我们伟大的民族之魂的渴望，用胡耀邦的话来说，这是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时，作为全国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的《光明日报》（另外几个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就肩负着重如泰山的历史使命。杨西光记起了中央党校临毕业时作为党校副校长，后来又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他说的话：“我听别人说，你的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对宣传文化战线的工作相当熟悉，特别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很丰富的经验。这次就想给你分配一个新的工作，充分发挥你熟悉知识分子工作的特长，调你到《光明日报》去做总编辑，因为那是一张面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报纸。现在北京的报界情况是，四大报刊中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积极批判极左思想，大力推动拨乱反正，而《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却按兵不动。你去之后，要积极地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这个历史使命，他是未来之前，已在耀邦同志那里接受了。
(二)
当他坐到《光明日报》总编辑位子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宣告《光明日报》改版，撰写《为本报改版致读者》的宣言。
历史上，《光明日报》本来就是一张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以宣传报道科学、教育、文艺、理论为主的报纸，可是，“文革”期间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逐渐地脱离开本职，抛弃了本色，变成了与一般全国政治性大报无异的、几乎是完全统一版面的一张报纸；它本来是知识分子之家，现在却因离开了本职而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无家”可归。杨西光想起了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提出的四化建设“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的伟大号召，想起了临来时胡耀邦同志在谈话中的一再嘱托，于是，一到任便立即着手改版，雷厉风行地改变《光明日报》原来那种大而不当的状况，使之尽快地复归于其历史的本来面貌。他在《为本报改版致读者》的社论中，明确地宣告说，今后的《光明日报》，仍将是一张以科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报纸，着重宣传报道科学、教育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科学、教育方面的动态，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努力办好理论色彩和文学色彩都很浓厚的各个专刊与副刊，而对于国内外一般的政治经济新闻，除特殊或特别重要者外都不刊登。
他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在各家报纸仍在履行公式化版面的时候，他率先第一个取掉了报眼上每天必登的一条毛主席语录。行之不久，全国各家报纸也都相继仿效。而《光明日报》由于这一改版，面貌立时焕然一新，脱掉了“套子中人”一身的冗装，显出了雨过天晴的气色，清清爽爽，亮亮堂堂，笑容可掬地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以致使首先提出要改版主张的胡乔木同志，高兴地为《光明日报》作广告性的评语：“欲知国内外知识分子情况，请看今日的《光明日报》。”
4月初，也就是杨西光来到《光明日报》日夜奋战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天下午，他偶然发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一张待他签发的《哲学》专刊大样上，在上辟栏的重要位置上，登着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仅仅就是这一个题目，便使他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因为在党校讨论编写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教材时，胡耀邦就曾提出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条原则。这两句话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牢牢地刻印在心底，知道这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是打破“两个凡是”禁区的强大武器，他也早想组织班子，撰写这方面的文章，锻铸一柄莫邪干将利剑。
他当下便找来了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和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商量，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这篇文章很有分量，对于现实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应从《哲学》专刊上抽下来，放在头版重要位置；第二，文章虽有雏型，但要进行反复修改，使文章能够真正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是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来改为哲学系的一位理论教员，也是这个系的党总支副书记。1977年7月，南京地区召开一次学术理论界揭批“四人帮”的讨论会，胡福明在会上做了一次挺突出也挺有创见的发言，提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起激烈争论。参会的《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后来升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觉得胡福明这个人思想活跃，有着大胆探索与创新精神，于是，便在休会时找到了他，支持他的观点，表扬了他的这种大胆追求的勇气。当下，便向他发出了约请，请他给《光明日报》写篇文章，题目由他自定。
他是7月末向胡福明约稿的，9月份胡福明就寄来了大作两篇，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一篇就是后来被杨西光特别看重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篇五六千字，一篇八九千字的。王强华在南京开过会后，又去上海、西安等地出差，直到12月份才回到北京。他看了看两篇稿子，觉得前篇是专门批驳江青毫无理性的胡言乱语的，现实意义不是很大，而后一篇却是伸手一摸就能掂出分量的，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因之，他便放下手中其他的活儿，下功夫把《实》文一稿编出，于1978年1月14日排出了小样。为了慎重起见，他把小样寄给作者胡福明，并且附了一封致歉信，说明迟迟未能处理的原因。
按照报社的发稿程序，理论部各专刊（当时有《哲学》、《经济学》、《史学》、《文物与考古》四个专刊）的稿子，由专刊组提出后，先交理论部主任核定，最后交总编辑签发，即通常的三审制。当时的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后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是个老报人，老党员，能文能武，知识渊博，有着很高的理论水平，喜欢独立思考，是个思想极为活跃的人。他较早地听到小平同志几次关于反对“两个凡是”的讲话，对于“两个凡是”所倡导的那种新的个人迷信，早就深恶痛绝，认为，如果对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要维护，对毛主席的每一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他很同意耿彪说的话：“登这样的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他早想组织一两篇文章议论议论。现在，看到了这样一篇从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上的置辩文章，正是久旱逢得甘霖，一看就爱不释手，所以打算放在专刊的头条位置上用，现在听到杨西光要把这篇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放到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可以说是正中下怀。他当下里便与王强华和编辑部其他几个编辑一起，下大力气进行编改。
杨西光把理论部4月10日的改稿，亦即准备上《哲学》专刊的那篇大样拿过来，看了又看，反复地推敲和琢磨，并就将自己构思出来的修改方案、思路、要点和必须突出的关键地方，找王强华来商量，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加修改，最好能争取胡福明过来参加。王强华也认为，这样大修大改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没经作者的手，甚而没有作者本人在场，总是有些不妥的。于是，王强华急忙与南京的胡福明联系，胡福明电话告知他，说是马上就来北京参加一个由国家教委组织召开的有关哲学教材的研讨会。
就在这时候，杨西光原在复旦大学时的一个老部下，现任中宣部理论调研组组长的江春泽过来看他。谈话中，得知《光明日报》社正在集中力量编改一篇《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江春泽告诉杨西光，她在去中央党校开理论调查会时，知道党校理论研究室也正准备写一篇同样题目的文章。
杨西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感到格外高兴，他在党校学习的时候，就与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王聚武、沈宝祥等人有过接触，特别是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组的孟凡同志，交往更为密切。他俩都曾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里工作过，杨任材料科长，孟凡任材料科副科长，上海解放时一同随大军走进黄浦滩的。他还是杨西光第一个妻子卢凌（在文革期间因病故去）的入党介绍人。杨西光在党校期间，接触最多的人，一个是从上海来此当教育长的冯文彬，另一个就是孟凡。孟凡知道杨西光在理论上有很深造诣，思想也比较活跃，因此《理论动态》上发表的那一篇篇锐如匕首的文章，常常请求杨西光帮助修改和提出修改意见，有时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可以用得上“不厌其烦”几个字。沈宝祥说：“由于孟凡的关系，我也多次同他接触，有好几篇《理论动态》拟用的稿件都征求过他的意见。”杨西光在给友人的信中，便常提到此事：“这几天被孟凡同志拉了差，修改《理论动态》的两篇稿子。我修改得比较细，意见也提得比较具体。他们还满意，大部分采纳了。”“十月廿日又被孟凡同志拉差，对《理论动态》的文章提修改意见。”
杨西光当机立断，让王强华选定一个日期，将来北京开会的胡福明和党校里正在撰写同样题目文章的孙长江，都请到《光明日报》来，共商大事，看如何能把文章改写得更好，把这柄利剑磨成，真的就是削铁如泥，铮铮有声，一拿出来便振聋发聩，光射斗牛之虚。
为了此事，他专门去到孟凡家里。见面时，杨西光告诉他，报社组织到一篇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稿子，对现实的针对性很强，不过还需要做重大修改，仅从理论上论述是不够的，要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为了此事，除了自己在编辑部里主持修改外，最好能够争取有党校同志参加，你们那里力量强，秀才多，而且有吴江主持，他是哲学家。孟凡说，此事最好直接去找吴江商量。杨西光又说，《光明日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有一定局限性，政治影响不如你们的《理论动态》大，如果能够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再在《光明日报》上发，它的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你是不是有机会能对耀邦同志讲一讲。
孟凡同志答应了杨的要求，一次见到耀邦时，在汇报过其他方面的工作后，便顺便提到杨西光的事，说他组织到一篇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文章，挺有说服力的，可不可以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以扩大它的社会效应。耀邦同志说，可以吧，把稿子拿来看一看。这是好事嘛！应该支持，你们处理吧！他还将杨西光准备请吴江帮助修改文章的事，也报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
4月13日晚，编辑部的王强华同志乘坐总编辑的小轿车，到朝阳区党校接胡福明，又去阜成门外接孙长江。总编辑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杨西光和理论部的马沛文、王强华，与两位都已构思很久、胸怀经纬脉络的撰稿人，一起讨论如何改写这篇必将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
杨西光综合了与会者的所有意见，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妥当的修改方案：第一，文章的宗旨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列主义基本观点，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第二，从各个方面来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详细地阐明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关系；第三，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第四，旗帜鲜明地批判把马列主义当成宗教信条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倾向；第五，真正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
杨西光满怀激情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后，为了产生激励，也为了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他希望孙、胡两人可以同时动手，谁先修改出来，就用谁的稿子。
胡福明先把稿子拿出来了。因为，胡福明已有原稿作为基础，孙长江则必须是按照这个思路重新构思运笔。胡福明在北京小住的两天内，很快就按照杨西光提出的要领和精神，把稿子修改出来。因为学校里还等着他开课，在征得西光同志同意后，很快便返回南京去了。
在修改期间，杨西光专门派人把胡福明接到报社西边的招待所里来住，几次到他的房间里看望他，同他亲切地交谈，商量如何把握住修改的重点和要特别突出强调的地方。他还给胡福明讲了他的初步设想，努力使这篇稿子争取在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先发，《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发，因为，《理论动态》上的稿子都由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看得远，理论水平高，这样，这篇文章就更有力度了。
不过，尽管胡福明很有才思，笔头子也很快，但毕竟时间短促，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将总编辑的意见尽纳进去，或者说虽然已经尽纳，但没有能够在文字上表现出来。这不能不使得站在一旁等着收网捞鱼的编辑部里的人，不管是已经下水的（马沛文、王强华）也好，没有下水的（像张义德、曹勇进等）也好，都心急火燎，磨拳擦掌，不得不一起动手，有的帮助投梭补网，有的帮助治水垒堰，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历史使命的重托，形势发展的紧迫，当然，主要动手修改的还是马沛文和王强华，但每次都是打出改样，交给理论部的每个同志，广泛地征求意见，上下互动，左右商榷琢磨，群策群力，可以说，产生了众人智慧的高度凝聚与胶合。
杨西光拿到4月20日的改样，觉得坯胎基本上可以说是铸成，于是，一方面把小样送到党校交给吴江和孙长江，一方面又找马沛文和王强华过来，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千斟万酌，反复地推敲与琢磨，直到改出他们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4月28日的第八稿来为止。
还有一个点题的话就是，这一改稿从文章的内容直到标题，都清楚地标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议，还是通过集思广益，由哲学组编辑张义德提出来的。他说，在哲学界里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时，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实践一个标准；一种意见，认为有实践和逻辑两个标准。现在既然是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就应当明确地提出“唯一标准”的说法。这个提议一提出，立即为修改文章的马、王等人所接受，也为杨西光所接受，因此在《光明日报》的最后改定的第八稿上，就将胡福明的文章标题，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成为现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杨西光直接亲手动笔改动的地方还很多。据理论部编辑曹勇进回忆，他去中央党校拿修改稿时，党校一位同志说，他刚刚发现马克思主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很有说服力，问能不能加到文章里去。曹说，这个他不能定，得回去请示总编辑。回去之后，他就将改样和这条语录都交给了总编，当时，总编的妻子季宝卿也在场。西光同志看了之后点点头，说：“可以加上。现在我口授，你动笔将它加到原稿上！”曹勇进怕自己把握不准，坚请总编自己动手来改。西光同志又思索了一下，便把那段语录插进去，但是没用原话，而是根据意思改写成：“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四)
杨西光一拿到胡福明4月20日改出的第六稿，于4月21日叫人送交给高级党校吴江同志和孙长江同志，后来编辑部将第七稿、第八稿改出，他又叫人将改稿陆续送到党校交给孙长江同志，他是一心想借助党校里的权威、高手把文章改好，一心想借《理论动态》这块权威阵地，一心想让耀邦同志能够亲自审阅批准。这可忙坏了理论部编辑曹勇进，不断地往返于虎坊桥与颐和园之间的路上。
吴江看到胡福明4月20日的改稿，觉得比杨西光前次拿来的稿子有了很大的进步，于是在改样上批注了几个字：“写的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上差些，要把它理好”，随后他把孙长江找来，让他将自己正在起草的文章与胡福明的这篇改稿捏在一起，题目就用党校原来拟定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修改期间，杨西光仍然密切地关注此事，除不断地把《光明日报》的最新改稿送过来，以供孙在修改时参考，而且还不断地捎过话去，叮嘱孙长江一定要注意“突出马克思主义具有生命力，永葆青春”。
至此，他还不甚放心，又给老战友孟凡写了信，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成全此事，使其得到圆满成功。他在信中说：
“我们给孙长江同志带去一稿，请吴江和你以及孙长江同志加以审改，最（再）请耀邦同志定稿。务（无）论如何，此文盼你争取五月一日前定下来，五月五日在《理论动态》上用，以便五月六日在《光明日报》上见报。此文对我们改版后做到旗帜鲜明大有用处，务请抓紧办一下。”
孙长江果然是文章高手，不负众望，出手不凡，他用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千斟酌，万思忖，运巧匠之斤斧，操如椽之大笔，修改出一篇理论性更高、逻辑性更强、斗争性更加强烈的新稿来。
为了醒目，为了立刻让读者心明眼亮，他给文章的 四 大段都加上了小标题——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长江在最后改稿中又用了党校理论研究室确定下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虽然《光明日报》在杨西光主持下修改出的第七稿、第八稿中，也已把题目改成了“唯一”，但孙长江是在《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样稿上，根据党校原来就已拟定下来的题名改定的。仅此一改，就使文章特色突出，毫光毕见。
孙长江改过之后，呈送给吴江审定，吴又在改稿上做了几处重要的修改，特别是在“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顶峰”之后，又加上了一段“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在“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后边，加上了毛主席的一段话：“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这一改，更是霞光满天，天衣无缝。
杨西光知道，《实》文写得再好，攻击力量再强，而如果只由《光明日报》单独发表，也不会形成扫荡乌云迷雾的疾风暴雨，形成不了摧枯拉朽的爆炸力量。因此，他在调动各方面力量把《实》文修好、改好的同时，便思谋着、筹划着协同作战的形成和构建。他想，如果《实》文在由《光明日报》发表的同时，能够取得中央各大媒体的有力配合，同时转发，定会形成不可阻挡的爆发力量。于是，他便打电话与《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解放军报》总编华楠、新华社社长曾涛联系，争取他们能够同时转载，形成巨大的合力。但是大家都觉得，按照惯例都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而从没有《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文章的，除非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定。而这个指定，要按正常渠道通过中宣部来完成这个程序，在部长张平化“宁肯政治上犯错误，决不在组织上犯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是绝对行不通的，于是杨西光便迂迴地想到了高级党校的《理论动态》。由于这个刊物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由胡耀邦的审阅和签发的。因此，他便找主管《理论动态》的吴江、孟凡等人商量，决定该稿先由《理论动态》发，再由《光明日报》发。反正，《理论动态》是内部刊物，《光明日报》是公开发行的大报，有这么个程序，不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都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商量的结果，大家一致认同，而且都愿意尽心竭力，密切配合，孟凡在事前还专门向耀邦同志做了汇报，征得耀邦同志的同意，这样，就严丝合缝地形成了一场立体化战争的作战方案。
文章发表之前，杨西光亲自去党校找孟凡催问。孟凡顺便对杨西光说：“党校里有人认为，《光明日报》搞了一篇文章，自己不敢发，要《理论动态》先发。”杨西光听了很生气地说：“我害怕什么？若害怕，还花那么大力气修改这篇文章干什么？不就是为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吗？在《理论动态》先发，是为了请耀邦同志审阅。这样吧，《理论动态》发表时，注上《光明日报》供稿，我不怕。”
于是，吴江便在孙长江4月27日的改稿上批示：
“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各一份］，5月10日那期用。”
孟凡当即按照吴的批示，印出了《理论动态》第60期大样，在文章后面括弧中注明：“《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做了些修改。”印好之后，立即按照吴江的批示，送给了胡耀邦、杨西光与作者各一份，很快，就收到了胡耀邦的批复，他在原稿上只略做了些微改，便画了圆圈，表示同意。这样，文章便有了更大的名分。这是众人共同期盼和渴望的。
根据沈宝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回忆，孟凡将清样印出来之后，耀邦同志于5月6日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城内的家里讨论这篇稿子。他仔细地看了清样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对原稿中“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认为不如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为好。另一处，他认为在结尾处加上“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句。
不过，5月10日孟凡正拿着耀邦同志批发的文章准备付印时，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人提出，既然文章经过多人修改，改动的部分又那么大，最后作者又没有看过，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如果仍是作者署名，不太合适。于是在复印时，又将文章尾注做了些改动，只说“《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做了些修改”。
5月10日，《实》文在《理论动态》上如期刊出了，杨西光心中热潮滚滚，心情激动。他当即连续拨打电话，与曾涛、胡绩伟、华楠等人联系，共同部署全面出击的整体作战方案。5月11日，也就是《理论动态》刊出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重要位置上，用通栏标题发表。原来，是准备放在一版上辟栏的，因为当天有华国锋访朝回国的消息，此文只能放在下辟栏了。
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大报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 等全国重要省市报纸都一齐转发。紧跟着，《河北日报》、《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新疆日报》、《吉林日报》等陆续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株人间奇葩，立时遍地开花，绽放出夺人眼目的璀灿光彩。
杨西光像一个刚从激战中走出来的战士，心中充满着胜利的欢欣与喜悦，虽然几个昼夜的枪林弹雨，几个昼夜的饥渴劳碌，让他满脸烟尘，一身乏困，但却满怀着掩抑不住的兴奋。《实》文刚一发表，他立即去了海淀友谊宾馆，因为那里住着许多宣传口的老战友，他想听听他们的反映。人们一见他的面，都纷纷把他围住，异口同声地称赞起这篇文章来，说他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且都知道他太累了，非要留他住下来不可，让他好好地在此休息一夜。 （摘自《杨西光传》，光明日报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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