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国家资本主义”自宋起 与 明末至民初共354年的断代
认识“国家资本主义”自宋起 与 明末至民初共354年的断代
从历史的角度看，泛中国的文化、地域、人口与经济权重占世界五分之一或更大；现时中国的地域与欧洲近五十个国家相当，人口还多了近一倍。天人国合一的思想及几大江河流域汇聚的地理特点，使得中国在2200年前的秦朝，最早建成不亚于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社会上层建筑，从而建立起最高级社会政治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国家；正是汉唐承袭秦于公元前二一O年颁布的世界最早的可以极大量制造的铜币货币法，从而建立世界经济文明史上最早最长的大国盛世，而欧洲还要经历它那近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公元476年到公元1453年）”，延续那割据分散城邦式的封建社会。
我们该得出第一个新认识与新结论：从社会形态的运动论看，不是生产工具的发明，而是大区域统一的国家，因上层建筑的进步使货币的社会化所建立与提升的社会生产力，使中国自秦朝已开创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相当高级的“国家货币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超越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出了周天子分封建立诸侯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以“国家货币经济”这个定义看，它与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的经济形态并无本质区别。中国自秦朝起已不是什么“封建社会”，它该划入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就很清楚了吗。
1000年前的宋朝在此基础上再进了一步，它是人类第一个成立相当于现代的中央银行，强制并超量发行国家信用纸币的国家。社会的经济形态随着货币的内涵改变而同时发生变异，人类社会第一个“国家信用货币经济”的细分形态，即近代开始通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就出现了。
现代经济的会计制度揭示出的核心点是，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受制于货币供应总量，即是说在一定的社会科技与物质生产能力的条件下，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变化与社会财富产出的增减变化成正比。因为只有国家信用纸币才具备无限增加的条件，将可扩张性的国家信用纸币的出现作为区别于人类此前的金属货币经济形态，并将之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标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只从国家政治形态的级别，所实现的对货币的管理层级，及忽略金属铜货币的供应不足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不考虑现代社会生产工具进步的差异，以及基于300年前当时欧洲各国央行货币供应的“保守”机制，则2200年前中国的秦朝，其社会的经济形态可相当于公元1700年起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公元1933年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出现。
如果以国家信用货币纸币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代划分，则中国宋朝“中央银行”出现的公元1023年，比英国“中央银行”出现的公元1694年、美国的公元1692年早了近700年。也就是说，以国家信用货币的出现进行社会细分经济形态的划分，人类最早的“国家信用货币资本主义社会”即习惯通称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早出现于中国宋朝“中央银行”设立的公元1023年。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定义因国家宏观货币政策，赋予货币新的内涵，建立极不相同的金融关系，从而导致新的细分经济形态即“国家资本主义”出现，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国家宏观信用货币经济社会”的话，则世界最早的“凯恩斯主义社会”也出现在宋朝。
宋朝除了创设了世界最早的国家纸币信用货币的发行外，还出现了现代的信贷制度，出现了政府预付货款、政府贷款给民间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而这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及其生产力特性的内涵。特别是其规模庞大的“国家购买”与国家赤字预算制度的建立，不但使宋朝建成世界第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具的社会经济形态，还一步到位建成“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即“国家宏观信用货币经济社会”，也使中国成为当时占世界GDP近半的最富裕的国家。
宋朝（公元960—1279年）的319年，及至元朝及明朝万历年间（以公元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张居正以白银进行的赋役制度改革止），我国除建成全世界最早的君主制下以“国家信用货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运行良好，不但创造600年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奇迹，更没有当前“国际金融风暴”的怪现象；蒙古人还在这期间，以这种现代的国家纸币金融制度，建立统治横跨亚欧的“大蒙古帝国”约15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与经济史发展至今未逾越的颠峰。历史证明，自宋元至明朝中叶，我国不仅建立通称的“资本主义”——“国家信用货币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就建立了与当今一样的可实施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国家宏观信用货币经济”社会形态。
明朝后叶及清朝未意识到国家纸币信用制度的国家性与社会性，即当今社会所称的现代金融性，未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先进性而沿袭下来，放弃了国家信用货币制度，反引入以贸易顺差取得白银才能建立的白银货币制度，实使中国社会的细分经济形态倒退550年近宋朝的初年，它既埋入加速明朝灭亡的重大隐性因素，也是中国未继续一直走到世界性“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原因。
东西方的历史皆证明，人类社会走过的路，并不必然表现为其社会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的进步，其社会的细分经济形态或政治形态是可以出现异化甚至倒退的。中国明朝后叶起仅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倒退，还只是社会的生产力未及前朝更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欧洲不但苦历长达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其间十字军东征的二百年，欧洲与中东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都出现了更大的倒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并不盛产白银，白银金属货币制度的重新引入，使得国家必须以实物换到金属作为货币，才能建立自身的货币金融制度，与今天中国要出口财富换来美元，再以低汇率放大供应国内货币，在货币增发机制及以这种货币增发实现外向型经济扭曲加速的增长，其内涵上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倒退转折点与历史过程，对当今我们在现代货币制度、现代金融或国际金融制度上的盲信盲从与无知误为，是个辛辣的讽刺。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学习日本搞“维新”，也搞了“洋务运动”。为什么日本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却不能？就“货币的社会化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形态向资本社会转变”这种社会形态运动变化规律的基本思维与定义结论，我们很清楚得出，正是当年日本建立起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新日元信用纸币信用体系的诞生，而清政府未重新悟到祖先曾建立过的“纸币信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要诀与真谛，未重建其现代信用货币金融制度与体系，才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自明朝万历年间始推行的白银货币制度，虽未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退回到宋朝之前的铜钱金属货币年代，却倒退了“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个细分经济形态，中国自此开计的“资本主义”断代，一直延续到民国1935年重新成立中央银行发行“法币”，累计35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