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称帝后悔莫及郁闷中羞愤而终
愧已晚：袁世凯后悔不听挚友言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
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从事教育(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均为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知道多少呢？”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绝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张一麐，字仲仁)放心！”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在北洋系的武将中，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自认为是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等到“二次革命”后，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
在民国建立后，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岿然不动。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组织战时内阁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经自成一派，而且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长此以往，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
1901年，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但在民国以后，段祺瑞与“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擅权”、“图谋自立”等。时间久了，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委派其侍从武官荫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等人为办事员，并请出王士珍出来主持常务，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
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削夺自己的兵权，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理。有一次，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不太清楚，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袁世凯很生气，说：“你们部里的呈文都上来了，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呢？”
原来，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而呈文也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去的。由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芝泉不到部里去办公，华甫(冯国璋的字)身为地方大员，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像什么样子！”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袁世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非常反感(此人有才，但人缘极差，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几次想把他调走，但段祺瑞一直袒护徐树铮，并声称：“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
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十分悲愤地说：“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无可救药啊！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试问二十四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所以无论公与私，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我打算归隐山林，决不多发一言。”
不过话说回来，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难以容忍了。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最后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李商隐有诗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苍天明月，故园秋风，想必老袁亦是愧悔自知，然往事不可追，虽悔何益？
二陈汤：一剂催命剂要了袁世凯的命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曾有人用这样一句话来归纳其迅速败亡的原因，这就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在中医里，“六君子”指的是“人参、甘草、白茯苓、白术、陈皮、半夏”这六味中药，但这里是暗指帝制运动中筹安会的杨度、孙额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二陈汤”原本是指中药半夏和橘红，在这里却是在洪宪帝制后期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
“筹安会六君子”鼓噪袁世凯称帝固然是人所皆知，但“二陈汤”这三位前后不一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先来说说汤芗铭。汤芗铭，湖北人，系著名立宪党人汤化龙之弟，他在18岁时中得举人，可惜后来清廷废除了科举考试，汤芗铭随后便改习海军并出国深造。在巴黎的时候，汤芗铭结识了孙中山并一度加入革命党，但后来他得知孙中山是三点会帮会首领后，又愤而退盟(他认为三点会是黑社会，不屑与之为伍)。
汤芗铭学成回国后，历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长，并于1910年当上了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武昌起义后，在兄长汤化龙的指引下，汤芗铭率舰队投入民军，为袁世凯所忌惮。为了拉拢汤芗铭，袁世凯在授予他海军中将的同时，又将其调任教育次长，以解除他的兵权。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才再度启用汤芗铭，让他率海军与李纯的北洋第六师水陆并进，夹攻民军。
由于在驱逐李烈钧的湖口之役中立下大功，汤芗铭随后被任命为湖南都督，时年不过30岁出头，可为是少年得志。为了向袁世凯表忠心，汤芗铭在湖南大开杀戒，被屠杀的民党及帮会分子仅有名可查的便多达两万余人，人送绰号“汤屠夫”。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后，汤芗铭投其所好，在湖南创办了《民国新报》鼓吹帝制并率先在长沙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在汤芗铭的操纵下，湖南国民代表在国体投票中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恭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汤芗铭在各省都督将军中带头劝进，最得袁世凯的欢心。袁世凯称帝后，汤芗铭被册封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关外的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足见汤芗铭之得宠。
可惜的是，好运不长。在护国军兴起后，湖南倍感压力，汤芗铭最后在其兄汤化龙的劝说下宣布湖南独立，并通电全国：“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绝不为萁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
袁世凯看到汤芗铭的电文后，连呼“完了！完了！”由此病势加重，最终一命呜呼。汤芗铭虽然气袁有功，但因为之前的种种表现，终为湘人所不容，最后在袁世凯死后逃出湖南，从此在政坛上一蹶不振，并以研究佛学而终其一生(在建国后以九十高寿去世)。
陈树藩是陕西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出身，他在辛亥革命时为陕西新军中的一名军械官，由此投机革命并陆续掌握了军权。陈树藩的为人一贯首鼠两端，善于巴结领导并敢于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比如在陆建章做陕西都督的时候，陈树藩百般讨好并做上了陕南镇守使。陆建章对民党分子极为仇视，但陈树藩表面赞同，暗中却有意给革命党留下一条后路，以两边讨好。
由于陆建章在陕西严厉剿杀民党，杀人过多，加上积极支持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以至于激起了陕人的极大愤怒。陈树藩见陆建章已经失去民心，随后便设计驱逐了老领导，并请求袁世凯任命自己为陕西都督。袁世凯为了笼络陈树藩，对他的要求百依百顺，但随着反帝制运动的不断高涨，陈树藩最终在北方各省中率先宣布独立，这无疑给了袁世凯一个沉重打击。
陈宦，字二庵，湖北安陆县人，自幼便聪颖过人，15岁考中秀才，后来进入张之洞所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就读。在清末编练新军的热潮中，陈宦担任过北洋军第20镇的统制，后来又随云贵总督锡良入滇为陆军镇统。辛亥革命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兼领参谋总长，陈宦正好与之交游，于是便被推荐为参谋次长。黎元洪当时还兼任湖北都督，于是陈宦便以次长身份代黎元洪执行总长职权，这一安排，实则是袁世凯将陈宦安插为黎元洪身边的监视人员。
据《世载堂杂忆》中称，章太炎在民国初年入京时，他一见陈宦便矍然道：“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此话传出后，陈宦深以为恨，后来便设计诱章大师入京并将之囚禁在龙泉寺。有意思的是，当初人们都以为章太炎过于偏执，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章大师确实有先见之明。
民国初年，陈宦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当时便有“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宦”的说法。作为参谋次长，陈宦曾向袁世凯献计，将全国大势之重心分别三处：一为北京，袁统治之；二为武昌，副总统黎元洪坐镇之；三为南京，留守黄兴指挥之。这三方各有声势，各有后援，陈宦向袁世凯献议，如何笼络黎元洪，如何推倒黄克强，如何勾通各地军人，如何芟除异己，有策略，有步骤，言之甚详。袁世凯闻之大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二次革命”后，革命党兵力解散，党人尽走海外，陈宦又向袁世凯建议：“对付武昌的时机到了，扫武昌如扫落叶耳”；“世界上无副总统领兵者，美国副总统为上议院议长，如今最好请黎元洪入京，行参政院议长的职权。届时湖北也无须副总统坐镇，派一统兵大员足矣。”随后，段祺瑞南下湖北，陈宦则密访黎元洪，对之“晓之以理”，黎元洪在段祺瑞到达武昌的当夜便乘车入京，湖北官员竟无一人事前得知。黎元洪的亲随试图跟从上车，但都被陈宦下令阻止，所以当时又有“陈二庵押解黎宋卿来京”之说法。
在帝制运动发动后，陈宦向袁世凯大表忠心：“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知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随后，陈宦又自告奋勇请求出镇四川，以防止西南各省起事。在离京赴四川上任时，陈宦更是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死都不回来！”
这种肉麻的程度，连饱经沧桑的老袁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事后，在座并有幸看到此丑行的曹汝霖也忍不住说：“此种嗅脚仪式，乃是欧洲中世纪对罗马教皇所行的礼仪，陈宦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如此露骨，实在是官僚所不为也。”章太炎听说后，也讥讽道：“陈宦真的能与袁世凯共始终吗？无论如何，谄佞之人，事出常情，大事既去，必生反噬。陈宦这次远离都门，实则为北洋旧人所倾轧，不过是借此深固袁世凯之宠信，难道这种人能始终忠于袁世凯吗？”
果然，在就任四川将军没多久，陈宦因受到护国军的压迫，随后便宣布独立并发表通电，大概意思是：“鄙人多次忠告项城，希望他能主动退位，切不可将退位和善后二事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善后为由，加以推迟。最好的办法，是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鄙人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我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开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据说，袁世凯于某日拨款十万与陈宦，他问负责财政的梁士诒：“陈宦靠得住否？”梁士诒已经被陈宦买通，他向袁世凯保证陈宦是可信的。陈宦的独立电到后，袁世凯把梁士诒找来，并与之一同进膳。席中，袁世凯又问：“陈宦靠得住否？”梁答道：“靠得住。”袁世凯便将陈宦的独立电交给梁士诒，梁看完后呆若木鸡，而袁世凯则拂袖而起，一怒而入，由此落下病根。
更有离奇的说法是，袁世凯当时吃的是馒头，每个馒头一切为四，总共有四个。袁世凯含恨带怒的吃完三个馒头后追问梁士诒，“陈宦究竟如何”，梁士诒来之前听到点风声，便以“不致如此”对，袁世凯很生气，一口气把剩下的馒头给吃完了，由此消化不良，病势渐重云云。
话说回来，汤芗铭、陈树藩、陈宦这几个人原来是何等的忠心耿耿，何等的期盼袁世凯称帝，如今却调转枪头，反戈一击，这让袁世凯是何等的伤心与寒心啊。特别是陈宦，袁世凯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据说还将于夫人所收养的义女许配给他，现在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陈宦这些人被护国军逼得紧了，他们为了自保，只好宣布独立，加入民军，这才可以暂时保住自己的地盘。至于袁皇上怎么想，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了。
最绝的，还是这个陈宦，他不但宣布独立，还宣布与袁世凯断绝一切个人关系。据说，袁世凯在接到陈宦的电报后当场给气晕了过去，醒来后，袁世凯两颊红如炭火，双眼噙满泪水，半天都未出一言……估计陈宦这个投机小人把袁总统的心都伤透了，难怪连蔡锷都骂他是个四处讨好的无耻之徒。
说来好笑的是，护国战争其实是三军无主，不过是个泡沫战争，但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本质上也是泡沫王朝，一捅就破。没了老班底的支持，就算没有蔡锷等人的云南举义，袁世凯这个皇上恐怕也是做不成的。
罢罢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临终言：关门皇帝羞愤而终
在洪宪帝制闹剧中，最逗的是连老袁的家里人也不给他面子。洪宪王朝开张还没两天，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居然登报声明与袁皇上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令袁世凯实在是哭笑不得。
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六弟，他虽然从来没有出来做过官，而是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务，但这个弟弟却很关心政治，时不时就写信给老兄，指斥他这个不对，那个无理，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彤非但没有高兴的意思，反而大骂袁世凯是“清室之逆臣、袁家之不孝子孙”。
为此，袁世彤还在家里拉起一支20来人的“讨袁军”，并号称“勤王”，要为清室讨伐袁世凯这个贼臣。袁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不能让他任意胡闹，于是电令当地警察局将“讨袁军”给镇压下去了。
袁世凯的妹妹袁书贞，早年嫁给原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她本来和袁世凯的关系很不错，两家人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走动，并常有书信往来，馈送更是常年不断。但这一次，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袁书贞便写信给兄长称：“袁张二姓，世受清恩。兄长代清为民国总统，还可以说是民主，如今又要称帝，到时如何去见地下的隆裕太后？你虽假托民意，但以妹视之，其实就是叛逆罢了！”
就连袁世凯自己家里，也没有太平日子。在伪《顺天时报》的丑事露馅后，“太子”袁克定总觉得父亲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于是他还想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假想敌老二和老六一并干掉；而新华宫里的那些姨太太们，则成天在那里为谁封“妃”、谁封“嫔”而吵闹不休。据说，开始是这样安排的，正室于夫人为皇后自然没有话说，姨太太们则有子的封为“妃”，无子的封为“嫔”，这下好，一些陪侍多年而无子的姨太太们不答应了，结果闹起来后，惹得老袁暴跳如雷。
在四面楚歌中，袁世凯只得宣布退位，但保留了总统的职位。为此，袁世凯先派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并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以帮他解脱困境。袁世凯本以为自己废除了帝制，又将老朋友请出来维持局面，按理应该可以混过去了，但西南各省仍旧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就地下野。
闹到这步田地，只要袁世凯霸占这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绝地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至于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们，什么“六君子”，什么“十三太保”，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没走的也早已是鸦雀无声，只剩下袁世凯这么个孤家寡人，衰病残年，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为凭自己的老资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最后只能知难而退，挂冠而去。
徐世昌退后，由段祺瑞接任国务总理(取消政务堂，改回了原来的国务院)，组建新内阁。段祺瑞在重掌大权后，情形就有点类似当年袁世凯逼宫了，只不过当年的袁世凯已经换成了今日的段祺瑞。当段祺瑞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总理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的理由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地掼在桌上，厉声道：“今日还是如此！”
至于另外一个股肱干将冯国璋，这时也没有闲着，他仿照当年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也给老袁量身定做了一个“优待条件”：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之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予岁费十万元。这个“优待条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见，毕竟袁世凯是他们的老领导，做事情不好做得太绝，中国人还是讲人情味的嘛！
据说袁世凯看到这个“优待条件”后，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表示接受。据后来的历史经验，倘若袁世凯真的按照这个优待条件下野的话，袁世凯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袁世凯下台了，谁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呢？段祺瑞、冯国璋还是黎元洪？
谁也取代不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就证明了这点。相反，如果袁世凯能够活下来的话，再次出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很多军阀头子、还有蒋介石，不都是屡屡下野、又屡屡复出吗？以退为进，有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可惜的是，袁世凯自己的身体最终还是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交瘁，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但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却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
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是杨度、是袁克定还是他自己，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谁又知道？事实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这几年的治理成果化为乌有且不说，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黎民何辜，遭受此难？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50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在此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灵堂外面，还搭建了数座牌坊，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来念经诵佛，超度总统亡魂。
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当时起灵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规格，新华门内用32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改为80人的大杠，一路上黄土垫道，并有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外加文武百官、亲朋故旧，共计2000人前来送行。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那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比当年慈禧太后的葬礼热闹多了。
在灵柩的后面，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妻妾、女儿和媳妇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最不和谐的是，次子袁克文因为和大哥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在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来参加送殡仪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
在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后(京汉铁路客运还为此停运一天)，京中的一般官员也就送到车站，另一列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如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车开动后，车站鸣炮101响，向已故总统告别。在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后，袁世凯下葬于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个墓园占地20余亩，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当时墓地栽满松柏，当地人称“袁公林”(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