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已开始着手对华和平演变的第二步战略
近来，有一种感觉∶老美的对华手段在变，也就是一从思想、观念上的侵入和渗透和上层人物的美国化，转向对工农大众的鼓动。从美国在东欧、前苏联使用的得心应手的和平演变模式看，转向低层民众，完全是他的第二步战略，这就是颜色革命拉开的序幕。相信他有一套精密的战略部署。
这次“时代” 周刊的“中国工人” 成封面人物，本人以为是意味深长的。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说远也只几十年，相信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都还记忆犹新。以后的每一次颜色革命，都是到了思想文化和上层建筑演变到一定程度后，马上转向大众。运用大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下子搞垮这个体制。本人以为∶老美今后将把演变重点从精英推向民众。这是我们必须真正面对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为何选择在2010年着手他的战略第二步？本人以为是有原因的。
首先，不是他不愿早。
七十年代未，有毛泽东思想在，他不可能。
八九十年代，他搞了一下，但民众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压倒性的，他搞不动。应该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的制度让他无处下手，这个结构是很难整体推倒的。
老美碰了壁，转而进行针对制度的结构的定点作业。这里他也许又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特点，从上层建筑下手，通过美国化一批精英，又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送入政治、文化、经济的重要位置，掌握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然后通过他们对制度的支撑点进行拆毁和挪移，从司法陷人人权的泥淖到地方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从教育卫生核心目标的偷换到金融的服务性质的挪移，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结构性上己经不再是那么稳固了。幸好当年还留下大型国企的骨架，在老美精心策划的“市场经济”的阴谋中，国家还有掌控大局的东西在，我们还有调整回来的空间。
老美选择现在重新着手第二步战略。理由呢？就是前面九嶷兄所见的。一是中国高层已认识这个结构的重要性，己着手改变。可以说，改变好了，老美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中国若找到正道的感觉，有了哲学思想，走向国强民富将是必然的。二是在美国搞乱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引起重视，而现在它想鼓动的时候，所用的鼓动理由很多又是现实的事实。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司法的不公以及大面积的腐败已为他的扇风点火创造了条件。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美国是永远不可能允许中国走向强大的。这许多同志已有了清醒的认识，本质非常筒单。一是地球上的资源和市场有限，我们多了他就小了。二是我们若成富农了，他到那找这么好的苦劳。但由于老美的忽悠水平和中国传统的孔老二思想，还有受他影响的一大批精英的卖力鼓噪，对老美的认识，我们许多人还是在具体上常会犯迷糊。这次次贷危机已有迹象是他自己策划的，刀锋所指便是中国，我们却屁颠颠地跑去要和他共度时艰，错失了提早一年已在进行的调整的良机。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可感觉到，他是想尽方法来阻碍、破坏我们的调整的。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对于我们的反制，一如九嶷兄所说的，高层已有成竹在胸，很多作为也显示出一个整体思路在努力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和信心所在。别看现在的社会主义结构只剩下一个空壳，但这个壳还在，充实回来也不是不可能的。若真让老美得逞了，那中国将又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将产生几亿赤贫，国计民生将由买办为老美所操纵。
现在的现实是，很多东西在思想到实际上，都已经错纵复杂，动一发而涉全身。就一个房地产，我们就为gdp增速而牵制。动一下它都得考虑十分周全了。这就象做大手术，还的考虑整个身体的状况。感觉到高层许多决心也难下呀，需要一个民心的支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反制的办法，民智也应该充分发挥出来。在这里，本人非常想听下各位的认识。
布衣不才，斗胆抛砖引玉。
第一，就是正本清源，在思想上明确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和方向。
在现实面看，我们当前最大的混乱便是在思想上。一方面，社会主义在宪法上还在坚持，另一方面，现实制度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了；一方面，我们还在提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市场太广，连我们的最高党校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在。若说三十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种勇气和胆略，三十年后还在那摸石头那就悲惨了，而且这“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思想的混乱，首先便是直指我们自已执政的基石。我们党是首先代表工农小知大众的利益，还是代表包括全体阶层的利益的问题？这完全是需要有一个唯物辨证的认识。作为党本身，本人认为便是代表工农利益的，这在党章中也是十分明确的，这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拥有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模糊了，放弃了，我们就没有了成为执政党的坚实基石，因为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们就是拥有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民众的支持，这就是我们掌握政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所在。作为执政党和以振兴中华为已任的党，我们就必须兼顾国家和其它各个阶层的利益。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单纯把自已作为执政党，从而有了现实中一些基层干部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为gdp服务到了为资本家服务的变化倾向，这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不顾和损害工农利益的现象。这是很危险的一种倾向。若我们普遍出现这种现象，老美就有可以鼓动他们的材料。工农的心冷了，散了，到一定时候就会袖手旁观。前苏共瓦解时工农的普遍冷默，本人以为是教训十分深刻的。
在哲学和逻辑上先不通的东西，就是在河底再摸三十年也摸不出过河之道的。我们应该明确，我们的彼岸还是社会主义，过了河我们的党也还是代表工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点要通过政策让人民真正感受到。
思想混乱在另一方面，许多是来自唯心主义占据了唯物辨证法的位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首先是他们的方法论，然后才有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世界观。我们为什么而发展？怎样发展？什么是经济？市场是否便可以替代经济？改革是目的还只是一种手段？没有独立自主的开放将是什么？犯罪是否要付出人权代价？社会的竞争和公平怎样在矛盾中统一？在三十年的现实中，应当承认，我们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唯心主义的以偏概全，概念先行的毛病是越来越重了。改革开放逐步成为掩盖为小集团谋利益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从哲学层次说，不存在为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它注定只能是过程、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本身是中性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把改革开放过分政治化了，就不能去认识它不好的一面，更不用说去改正它了。这种为了证明正确而将概念极端政治化的手法，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痼疾，儒学将社会伦理学上升为唯一的政治便是一例。这基本上便是否认了具体的哲学思辨。没有了唯物辨证法的方法论，我们的认识问题的视线就会越来越窄，用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来换取发展很快便显了出来，发展成果只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路也必将越走越窄，这就是因为我们将发展异变为仅是经济又进一步异变为仅是gdp。“市场经济” 本质上也是一种伪命题，市场只是经济的一部分，怎能代替经济。精英们的忽悠如何能成为主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道是可以思想争论的层次，德是认识已基本固定的层次。我们的旗帜，还是定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上好 ，在这个旗帜上，工农民生的提高绝对是一个最主要的座标点，而绝对不能成为可损害的对象。科学发展观正是唯物辨证法的具体表现。但在现实中，还是明显存在二张皮的状况，许多政策还是明目张胆地违背科学，还是坚持唯心主义的那一套，说穿了，就是借唯心主义的那一套来维护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更需要我们真正把唯物辨证法树起来。这个树，关键便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不信马克思主义的，不讲唯物辨证法的，不可能是个好干部。
理论与民心产生距离了，一定是真实在那个环节被抽掉了。回想起当年从南湖到天安门，我们蠃得天下的最根本一点，便是着着实实的为工农着想和说话，连在抗战这个统一战线的复杂时期，我们依然推出“减租减息”。
第二，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踏踏实实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架构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化。若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那就要真正在这个目标下开展工作，就象造房子，设计定了，终不能在建造时又由各个工程队自搞一套吧？当然，在具体中，也是会出现一些小修改的，但整体基础、框架还是不能乱改的吧。什么叫社会主义？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但是，他的几个要素还是明确的吧。一是要有一个发展的整体计划，在一定的度内，地方服从全局，个人服从国家。二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社会架构和经济架构，国家要承担起人人有工做，工农当家作主的责任。三是要有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真正做到以按劳分配为主。
问题是∶在设计规划中，我们确实就先碰到一些难题。前三十年苏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不再存在了。客观地说，那个模式的失败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向社会主义学习吸取经验所取得的改善，他们的工农获得了蛋糕做大后应有的部分，这个事实，对苏式下的工农，是最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苏式的对文化禁锢的极左方式，这是苏式心虚和愚蠢的做法，完全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更加自由民主的原则。这二个东西，也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苏式的不是也没有成果，但确实没搞好。当然，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就是这些苏式的主要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原有的生产力都十分低下，而且封建观念根深蒂固。从我们的前三十年看，倒已不是纯粹的苏式了。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的成就应该说是巨大的，最伟大的便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工业和科技体系，这是世界公认的奇迹，老一辈革命家和以王进喜、陈永贵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以李四光、钱学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功不可没。真象有些人所说的，若没有这些已成的体系，我们的改革开放将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精神文明提高程度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象抗美援朝打出的爱国主义，简直已颠覆了唯物质论，创造了神话，还有以焦袷禄为代表的干部、雷锋为代表的群众，真实闪现了人类最崇高的思想境界。但是，也不容否认，极左也在不断影响着前三十年，犹其到了后期，已荒唐到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极端的、片面的极左思想确实已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想起当年人民对“拨乱反正” 和“改革开放” 的拥护程度，可以和49年相比，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我们当时的问题到底出在那里？
从历史纵横比较看，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时的总体上是与社会发展方向和人民的要求是相符合的，虽然有时步伐大了一点，有一些违背客观条件的过分超越，但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系，确实是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悲惨的近代史中，我们重新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这个新的架构确实也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合理性，也符合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方向。那问题出在那？感觉是出在具体细节上，从大的来说，便是我们没有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度与超越的问题。犹如我们的基础打的很扎实，框架也比较合理，但在开窗彻墙甚至屋内装修上，这种不影响大局的地方我们也太在乎集中与统一了，这违背了人性应有的自由空间。下面，本人试图能更深地与诸君在不同的方面去走进这一个纠结的矛盾中，努力找出一点明白来。
集中与分散的问题。
首先便是思想上的集中与分散的问题。由于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实体大多是从封建形式上直接建立起来，这种新社会形式的出现，不能不说它的基本思想是从对已有的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产生的，也不能不说它的生长环境中是这些原来的落后国家抵御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注定先有思想后有实践，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其它社会形式的先产生后理论的状况。
这就象其它社会形式的产生是自然的正常分娩，而社会主义便是某种形式的剖腹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是没足月的早产，是因内外因交激而提早出现的。也许，有人又会拿这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不是，本人则以为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表现，人类文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现代科技已达到先理论再实践的程度，社会主义完全可以科学避免资本主义已认识到的错误和危害。言归正传，回到集中与分散。
由于社会主义不是自然产，他天生需要一种理论集中，用这种集中来实现思想的统一。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我们无法避免要重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也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要求），社会主义又应该是比其它社会形式更加自由和民主的。这就在实际中产生了一种矛盾。
要解决好这个矛盾的重任更落在了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上。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应该是通过让群众接受才能产生效果。这个具体的联结点，便只能是政策。而且，这个政策也是很需要科学辨证的，只能是根据现实能接受的状况逐步向理论目标接近，不坚持方向会出问题，想一步到会也会出问题。从建国前的党史和建国后前后三十年各自的经验教训看，解决好这个问题，准确、到位的政策确实是生命线。解放前，我们不是执政党，理论完全是靠传播教育让群众自觉接受，甚至在党内，也是以自觉接受为主的，信仰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很少个人的功利性。这种集中，基本上是比较自然的聚集，这也就要求我们的政策具有最大的科学性和群众性，那种血肉联系便具体体现在这个上面。这之中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实在信仰之下，也会出政策性上的偏颇的，这就是理论与实际存在的矛盾，总体和具体存在的矛盾。在我们党执政前的历史，在党内也是强调一种集中，这便是一种纪律，而且，这种纪律，应该说在自觉的基础上，更是形成一种力量。在执政的前一阶段，这种集中也就自然扩大到社会。从一种理论，到向工农传播，到将工农团结到这个理论下，到影响到其它阶层也能接受这个理论（一部分是强制的，一部分是也在实践中转化部分自觉接受的）。那时的集中，总的是通过政策的具体化，让我们的理论和大多数群众的具体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执政的由来。
执政后，思想的集中完全可以借助权力来进一步实现。也正是这个权力，更好地实现了集中，但也容易产生硬性集中而影响了思想的空间和活力。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最后还是体现到政策上。前后三十年，我们在解决这个矛盾中那怕出现一点点的失度失时，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都会具体最后反映到我们的政策上。这个矛盾，我们似多是一古笼地对待，而没有分出层次来，有时，需要集中的表面上集中起来了，但实际上还是有二张皮的现象，在这个基础上承认二张皮，又容易否认已成的集中。本人以为∶对这个矛盾的认识，完全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具体化。一个层次，是必须坚持的层次。这在党章和宪法上是己经明确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坚持，不应该只是理论上的，而是具体政策
法规上的。这四个原则，其实也就是代表着工农的利益，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去作实际的违背。这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呀，若有偏失，其实也就影响了我们的基石，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和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就会有影响，老美想鼓动也就有机可乘。我们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怎样去真正体现工农的当家作主？现在，有这么多人在怀念毛主席，本人以为，这是一个清晰的座标，我们在具体政策上应该与我们的基石----工农群众的要求是有一定的距离了。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在政治上实现一种集中又与现实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二个方向是错向甚至背向而驶。从现实面来看，一下子将已改变的结构恢复过来，具有一定的难度，代价也将是巨大的，可以说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已经不起这样一场大手术。要改变，还是得靠政策的逐步细化，从一个点到一个点，逐步重新确定一个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架构和经济架构。高层已明确提出结构调整，从经济结构这个基础上重新向社会主义架构上改正，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回到以工农大众的权利和利益保障上，我们的政策才能逐步与我们的基石----工农大众的要求重新复合。
另一个层次，就是一定的思想自由和空间。这与集中是矛盾的，但也是必须的。只有在集中和分散中形成矛盾的统一，这才是科学之道，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前三十年，我们在社会架构、经济架构上的建设是十分巨大的，其影响意义上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种集中开始向极左走，也许这是我们如此深刻地改变社会的需要，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文革是极左的东西超越了思想集中的科学的临界，不管目的如何，它的方式有很多部分在具体上己是不科学的了。对思想、文化的禁锢，已损害了人的另一个核心需要∶真、善、美。水至清则无鱼，人为什么活着？社会主义在思想上若在生活层次也统一化、概念化，这一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目的不是思想的统一，也完全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多更科学的民主、法制和自由。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让工农成为物质的奴隶，而是让他们在有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保障工农在劳动和创造后得到自已应得的，至于他们怎样使用这份劳动、创造所得，这应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在阶级斗争的同时，同样是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犹其是体现在恩格斯的思想部分。阶级斗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工农掌握自已命运的目的，这个目的之外，更有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在，这二者其实也是统一的。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应该是相对自由的。
第三个层次，是现实层面和理想层面的问题。这在前面基本上也已涉及，作为一个问题再提出，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影响政策的制定了，对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实在是太重要的。在我们几十年的奋斗史上，这个问题执政前有，执政后依然有，今天也同样面对。极左和极右的困扰，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步伐。当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迹，工农得到前所未有的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合理的利益保障。为国家，为集体，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最广泛的载体，也就是说，工农第一次找到了国家、集体与个人这么紧密的联系。这也证明，我们在执政前的革命和执政初期的政策完全是成功的。但是，在执政后，我们面临的便是一个问题∶阶级是否在社会主义还会一定阶段存在？社会主义是绝对公平还是相对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点比分把群众的思想觉悟理想化的状态，苏联还曾提出全民党的概念，我们虽然还坚持先锋队的说法，但在许多具体政策和工作中，还是易把先锋队和普通群众的要求混同了，否认了不同的人在许多具体方面的差别，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是在一定程度急了点。后三十年我们虽然还是依以前的一套搞思想统一，但在具体政策上，非社会主义化在各种借口下迅速蔓延，过分迁就群众中自私、落后的思想，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又产生出新的阶级差别，贫富极度悬殊更是迅速又激化起阶级矛盾。前后三十年，之前的民国，之前的晚清，还有世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座标越多，认识自已走怎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更加明确。一个关健点，就是对理论的信仰，推之到全民，也的符合实际，符合群众所能得到的认同。在社会主义基础和主要框架确定后，其它的应给社会和群众留一定的空间，而对生活类的空间，也不能以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毕竟，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和主要框架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这完全是违背改革开放的初衷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实质上逐步从我们党转换到一批所谓的精英手里，他们从具体政策开始，架空党章和宪法，有的还已喊出轮换执政的口号，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把实际政策制定权交给他们，他们制造了贫富悬殊，又反过来鼓动工农来反对我们。我们再不认清形势重新真正争取过来工农，老美的和平演变就总有一天会成功。而争取工农，我们只能首先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办事，只能向社会主义的大方向走。
被所谓的精英们“违章坼建” 的大厦已经危机四伏，这个架构中已经是各取所需、不顾整体了，错纵复杂，要动一下往往就会牵全身。用土话来说，是一个“依步牢” ，互相勉强支撑着的。很多不科学的部分也成为了支撑点，象房地产，高房价成为gdp的支撑点，可这个份量加上去，又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加上巨大的压力，这个基础已经不能承受之重了。市场、劳资、金融、司法、社保、医疗、教育、就业，都有许多为少数人利益“乱坼建” 的情况在，这是我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所谓的“市场经济” 就是小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大局。要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整体架构，也得面对现实。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对支撑点重新科学确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对一些复杂的违章建筑充分了解它的关联性，也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很多东西，还是得一步一步来。经济基础的重要支撑点，要用宪
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性质来衡量，同时也得符合我们对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要求。
第三，几个具体所必须面对的关系。
很多网友都指出∶要真正长久地防止美国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把国内的事做好是最关键的。
这是基于这样几种认识吧。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是一场持久的矛盾和合作。但这是一个随时变化中的关系，要准备矛盾激化成斗争，也要避免因为有矛盾就全面不合作。这是一场持久战。二，要承认美国的实力还是强大的，要搞倒他，也只能寄希望于它的内部，在他的结构性问题上我们能动一下还是要动一下，但不能寄希望任何毕其役于一功，还是积小胜是大胜。三，中美关系既是关系到人类整体的重要关系，但也是二国的利益之争关系。四，美国是不可能允许中国真正富强的，反而是在我们出现的每一个差错上都会无情扑上的。要争利益，要坚持正义，我们除了不断增强自已的实力外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而这个实力增强，不管过程如何，最后又必须集中回到社会主义整体构架中来，要看到我们历史上常出现的散沙化现象。五，要承认国内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再继续下去将成美国可以引爆的东西。六，中国的对美出口不是仅我们获利，其实更大的利益在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高一点的认识，不是我们受制于人，而是别人受制于我。我们其实是当长工，这里，一是不能浸醉于当长工能挣一点的快乐，二是也要学习做财主，做资本家，本人倒主张对外我们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因为，这毕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别人打交道，做不的东郭与狼的事的。当然，扩大了内需我们的底气就会更足一点。
所以，把国内的事做好，同时也往往同时涉及到对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完全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注意，搞好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就是好是完全二个不同的概念。搞好的同时也就有搞不好的可能在。事实上，我们也存在着许多没有搞好。最基本的，便是不能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许多管理方式的改革搞成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否定，走上资本主义，若那样，美国那不是没费力气已实现了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便是不能把开放搞成被现代殖民，若那样，美国连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后的奴役我们的目的也一并实现了。
搞好改革开放，就涉及到许多具体的问题。改什么？革什么？开什么？放什么？这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结构里许多具体的关系问题，应该认识到这些关系是互相支撑的，但又各不相同的。有些是不能改的，有些改是有度的，有些改则是必须的。其它也大体一样。这个认识，还不能停留在固定状态，还的从事物的运动发展上去认识。
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不是目的，也就是不是一种固定的“德” ，而是手段，是一种变化中的“道” 。道是一种科学，就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度，具有很大的相对性。“道” 是在“德” 之下具体的探索和调整，我们的“德” 是什么？宪法、党章上是社会主义，这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的，也符合人类的发展方向。若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对“道” 的具体探索只能在这个“德” 的前提下去进行，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的目标下进行。少数精英为何要把改革开放提高到“德” 的高度，这明摆着就是架空社会主义，实质上搞资本主义。这也正是造成思想混乱，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下面，本人想就对几个关系的认识与诸君共同探讨一番。坐以论道，当知之为言，非左非右，以事实为据，以哲学为器，争论才可洞识，矛盾方现中庸，真实才结智慧。
第一， 便是经济的关系。
经济是基础，这个基础，上关整个社会架构，还涉及人
和自然这个大的关系，而在它的本身，在一个纵的层面，又包含着生产、市场、消费、管理等；而另一个横的层面又包含劳动、资本、分配等。这个基础的结构本身科学否？还的从多方面的座标来界定。它有个前提，就是必须符合人和自然长期相处的大道，又的为人类社会的物质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个大道服务，这二者本身也已有一定的矛盾，也就注定经济的目的也有一定的度的，得与生态和资源相适应。在这个矛盾中，目前人类所能做到的还只是向科学技术开发上努力达到对生态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人类能否能从资本主义的极度物欲中摆脱出来，减少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也是让人要为未来而深思的。而这些矛盾，也必然反应在经济的包含的各个层面，无论从生产、市场、消费、管理这个层面，还是劳动、资本、分配这个层面，不同的结构，必然也导致社会结构和人和自然的不同结果。
本人多次对“市场经济” 这一提法质疑，因为感觉它在哲学和逻辑上就先站不住脚。这犹如馒头大出蒸笼外，是不可能的，经济是个大概念，市场是个小概念，“市场经济” 是一种典型的以偏概全唯心论，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掩耳盗铃”。经济本身就是“经”它所包含的部分以“济”这个社会大道和人和自然关系的大道，若我们的经济基础就一市场了，那社会结构的关系也一定就会产生一种受市场支配的价值观，物质是买卖就成立，精神也可成买卖，权力政治也就可买卖，民主法制也就可买卖，国家利益也就可买卖。买卖更可扩大到另一种状态，制假产劣也是市场，哄骗欺诈也是市场，卖国也是市场。这是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只要买卖成立，破坏自然、浪费资源也就不受压束了。在现实中，“市场经济” 对我们社会和自然的破坏已经很明显的。从本质上说，经济的这个“经” 主要就是计划和管理。就是通过计划和管理，使生产、市场、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使劳动、资本、分配形成一个合理的空间。什么叫社会主义，本人认为就是体现在这个“经” 之上，这个“经” 的目的便是社会的进一步公平公正。在这个上面，还有个目标方向和现实的问题，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生产、市场、消费上，还是劳动、资本、分配上，都只能是根据现实逐步的调整，想一步到位却往往会有一定的危害的。我们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而不是已建设成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体制建设可以说已提早比较完美，已经是彻底的社会主义，也拥有了一批王进喜、陈永贵那样的具有一定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也在具体经济建设上创造了无数的人类奇迹。但是，也不能否定，这种体制必须需要一个普遍的思想觉悟去支撑，但大多数人民事实上没有能够达到这个觉悟水平，那就用加强意识形态来拨苗助长，客观上也给极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另外，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生产力低下也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犹其是七八亿的农民的生产力怎样发挥出来，确实也是一个对整个经济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问题。此外，我们过早全部消灭了民营、个体经济形式后，我们的管理制度上处于停滞和倒退，不可否认，特权和不正之风已经越演越烈，社会主义体制内的一定的公平竞争空间已被特权、理想化的绝对公平追求等挤占。
这些经验教训，其实对我们的今天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有的则是我们做的还不大对。本人坚信我们的出路还是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对进行中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有一个唯物的辨证法。过去我们借革命成功的气势，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在经济体制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现在这个经济体制已经被拆建成一个各取所需的一种无规律建筑，幸好大的国企还在，大的支柱还是基本上完整的，与老美竞争，我们事实上主要也是用这个来支撑进退的。也许有人说∶过去的体制整体上还是科学的，能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实，要马上恢复回原来的样子，在人和上就己没了这个条件。说句实话，我们就是再搞起集体经济，连带头人都不好选了，大家都知把没有工作的低层人员组结起来生产当然比单纯发救济金强，但在现在这种文化、信仰、价值观氛围中，谁去做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的工作？这己变得很难了吧。那么，就应该从现实出发，重新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第一，在大的部分，要坚持大型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发展，在事关国计民生命脉的，就坚持不能放开。为了竞争，就在国企中折开竞争。这也的实事求是，如通讯、石油产业可分坼经营，但制造业就越大越好。矿产资源型的，更是要整合，甚至回到计划经济那种管理模式也可。同时，在一些领域，也鼓励和允许一些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整体要求（如分配、竞争、税收等附合国家的法制
法规）的条件下成为大型企业，在这里我们还有个任务，就是将这些企业也在某种程度上也社会主义化，这不是剥夺产权和经营权，而是在管理方式上，引导向按劳分配上走，规范剥削。在思想觉悟上，加强社会责任，从单纯挣钱向做事业这个档次提升。这不是空想，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成功企业也正在做的。当前有一个国进民退的争论，本人以为这完全正显示我们一些人还死抱着原始资本主义那一套不放，国企能办好，为什么就不能进？不仅在矿产上要进，在其它领域，能进也就应该大进，包括流通商业，国企也要进，进了就能影响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民心就安。国进不一定就是民退，除少数行业，国进也可民也进，只要是良性的竞争，就会互相促进，民企会促进国企经营管理上的灵活并科学面对市场，国企会促进民企分配上的合理并减少剥削向科技要效益。当然，这个竞争中最怕的便是因监管腐败而变恶性，但这也可从另一方面看，若这我们也管不了，管不好，那就真的要让人民重新选择了。
第二，是农业农村农民，这部分人口最多，在总体上说，也是最穷最落后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让大批农民走向城市，本人以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时的一个失误，就是任着农民的小农意识将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单成分田到户，虽然象浙江等也提过双层经营体制，但我们没在坚持集体经济这一块化功夫，分光分彻底就是越改革越正确这一错误的舆情，基本上摧毁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集体主义思想，农村支部工作一时找不到了北，许多带领群众为集体艰苦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支书倒成了“落后分子” 。这一关我们没有把好呀，现在的后遗症实在太大。没有一个广泛而坚强的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相辅相成，我们的三农确实存在着一种停滞、分散、落后的现象，基础的工作处于无人管也难管的状况。对我们农村工作正反面的情况综合分析，本人以为∶这一块得看到解放生产力的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集体化的重要意义和坚持的价值。一，要坚持解放农民生产力的方向，引导一定的农村劳动力的外出经商务工，逐步实现一部分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的脱农为工为商。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将就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农民身份和农村土地资源占有的问题。早脱虽然理想，但现实又需十分慎重对待。要先创造一个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的大环境后，再引导一种彻底的脱农。要有一个完整的法制模式，用以城市居民的社保、医保标准和就业机会，来换取他们对农民身份农地使用权的放弃。这虽然是个方向，但急不来，条件越成熟时让他们自愿地自然转换，社会代价就越小。有一点可以重新明确，联产承包制不是分田到户，土地还是村集体的，现在分的只是使用权。从长远看，脱农的这部分人的使用权最终在社会整体发展后，是要归还村集体的，这对留在三农的人才是一种公平。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得先在户籍、社保、就业、就学等各个方面先把条件创造起来，而且一定要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将来，我们的村集体完全可采用以色列那种农村公社的灵活模式，一种是完全的离开，一种是完全的留下，还有一种是工作脱农但身份不脱农，按时向村集体上缴一定比例的自身收入，随时可回到这个村集体，并亨受村民的同等权利。
二，坚持土地的村集体所有制，并把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作为农村党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工作和着力载体。没这个载体，说句实话，农村党的工作说坚持社会主义，你叫干部用什么去坚持，信仰和现实工作怎不变成二张皮。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怎能带领农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放弃了在农村工作上的真正领导权，农民怎能在实际上需要我们的领导，又为什么一定要支持我们？村级集体经济必须搞，而且必须搞好。这是我们当前在农村工作的一条生命线。当然，目前农村的发展各不相同，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比较乱，农民对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工作也的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来，切忌一刀切。但是，这项工作我们不能不起步呀，可以从各个地方集中部分土地开始，这个比例可先小一点，搞农业产业经营可，加工可，办厂可，办市场可，农家乐也可。在形式上，集体搞可，承包搞也可，合作办厂也可。但农用地要依法只准用于农业。将来，村集体经济要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框架，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的发展，都需要这个框架来支撑的。所以，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县乡二级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先真正帮助各村把集体经济部分的架子塔起来，再把帮助他们发展壮大作为实际的工作。
三，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但在中国，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是生存的关系，中国的农民又是人口的大头。这个矛盾，只能靠社会主义方向来解决，只能通过逐步将一部分人口从农村农业上转移出去来消化。当前中国大面积存在的半脱农的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对农业生产本身和城市化的健康进程以至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虽然一步到位解决是不可能的，但许多事情还是可以做的，有这个土地村集体所有在，就有一个调节的“水库” 在。要在这上面稳妥地做好一部分人脱农的文章。我们对这一项工作的要求是十分细致的，要以引导为主，先修渠，再分流。一种是脱离农村，但又该包含放弃和保留农民身份二部分，从长远看，放弃的该在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外还有个补偿（犹其是保障性住房对宅基地的一种置换方式），保留的该为此向村集体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另一种是脱离农业但不脱离农村，这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条件成熟的，可组建农工队、农业公司，就是集中承包到一些农业大户手里也可，政策一定要有一个利益保障和目的指向。国家在财政情况的具体条件下，要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补贴投入，村集体也可在这方面量力增加投资，逐步集中起来搞起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槭化。使农业这一块，永远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坚实的基础。解决这个问题，急不来，也慢不得，一步一步还是得去走。不去基层做扎实的工作，问题就还窝在那里，适当的推一推，拉一拉还是必要的。这个关键就在县乡，集体化不是一种落后，而是一种进步，在怎么走的具体上，允许探索，只要土地村集体所有还坚持着，对于每一个村，就是集中没搞成功再分散也不难的，这个东西，可交给村民大会决定。本人以为，这个主流，肯定还是一种集中。四，不断加强财政对农业生产的直补，在整个社会构架内，努力平衡农业所应得到的利益。
第三，就是中小企业的问题。地方政府对中小型国有、集体企业的放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为害正在逐步显现出来，还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也正在暴露出来。有一种感觉∶凡是政府作为包袱抛掉的，反过来必将成为政府更大的包袱。地方的政府没了手中的这一块，地方的经济便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服务的重点也就自然转向他们，不公正和权钱交易也就自然产生。可以说，这一层中小型国有、集体企业的消失，是彻底毁了。没有了这一块，你叫基层的干部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怎么个坚持法，没了个载体了吧？要做些工作，至多也只能访下贫济下穷了。怎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靠生产真正解决贫穷？还是无从下手了。只有靠民企来解决这个就业，而我们手中没东西，对民企，就不能也不敢为劳工多说话多争利益了。这又反过来削弱了劳工对我们的支持。这又是极大地伤害了我们自己的执政基础。
（文字又超了，同志们若有兴趣共同探讨，麻烦在跟帖上看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