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楊陽

所谓的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与“攘外安内”
多年来，如同市井女孩、演艺群星和白领小资不停地追逐流行一样，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也是被一波又一波的风靡时尚推动着。现代、后现代、新自由、新保守、“人权大于主权”、“看不见得手”、“产权理论”……，也如市井时尚由内地而深广而英美一样，无须沿波讨源，只要稍微一瞥，谁也能看得出它的来头。
         近期，又见一颇牛的“新观念”上市。据说，中国在历史上错过了几次“现代化”的机遇，1927到1937的“黄金十年”即为其一云云。
           “黄金十年”的内涵十分丰富，表面上似乎是被“七七事变”打断了，而其潜台词，则使人自然会往“十年内战”上想。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林则徐起就开始考虑御侮图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直到孙中山的晚年才悟出一条道理：必须“唤醒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同谁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来*人又明确与补充了一个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走向富强也即“现代化”之路的拦路虎。不搬掉它，一切都谈不上。因此，才有了后来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北伐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富强的希望。然而，当湖南农民运动威胁到地主豪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当中国人乘胜收回武汉的英租界时，他们就携起手来联合买办资产阶级，并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拉拢国民党右派叛变，将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势力淹没在血泊之中。从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反动统治。

不属于

不砸碎这一桎梏，推翻代表封建阶级、买办阶级以及扶植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能发展先进生产力吗？
任何政权，无不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今天的现代化，精英们颠覆“体制”的呼声一直处于高八度状态－－难道“老佛爷”时代与“国府”时代的“体制”，不“转型”就能迅速“现代化”了么？
在广大农村，维持黄世仁、南霸天们垄断土地以对农民敲筋吸髓，使杨白劳们连生命力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维持周扒皮“半夜鸡叫”式的“效率”；让千万喜儿靠“傍黄世仁大款”，或者流落上海滩像《日出》中的“小东西”和“翠喜”一样靠出卖“青春资源”以“致富”；像《春蚕》等中的老通宝那样，“多收了三五斗”丰产而不丰收，最终还难免破产……就能“实现现代化”？
在城市，发展民族产业，吴荪甫（《子夜》）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也曾雄心勃勃、知难而进，很有点百折不挠的劲头，然而，他最终还是惨败在不动声色、谈笑指麾的金融买办赵伯韬的手下。同样，潘四爷（《日出》）也不是金八的对手。在赵伯韬和金八的背后是“外资”，虽然先进，然而人家“姓外”，只有保持中国的半封半殖状态，他们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决不会让你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就是他们给中国设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写照。所以，他们尽管热心帮助苏、南等国“转型”，但却不喜欢他们富强；不仅如此，而且还同样不吝“热心”地用贫铀弹和“东扩”将他们置于四分五裂状态。东欧诸国虽然加入了“北约”，看似很风光，但自己的“生产力”，包括金融在内的产业，已经为外资控股，连美国人都说他们成了“没有民族资本的市场资本主义”。－－他们倒是有点退回中国似的“黄金十年”的味道。
林昙给我们举出一组数字：
产业资本，1920外国资本为16.67亿元，本国资本只有7亿多元；1936年，外国资本为64亿多元，本国资本为7.7亿多元。金融资本相差更多。
据1936年统计，在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76%，官僚资本占8.4%，民族资本占15.6%。

银行业：“1898年至1913年，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了13行85个分支机构，1914年至1926年又设立了125个分支机构，加上甲午战争前设立的总行数，共65行226个分支机构。其中如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国的道胜，美国的花旗等银行”“后来建立的‘四国银行团’等，更是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太上皇’。”
1854年，英、法、美三国，夺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从此，一直到1949年，中国海关始终控制在他们手里。”（看来说美国对中国多么好这件事情也不大靠谱。）“全国海关的最好管理机关及各地方海关的主要职位，均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就先后由英国人李泰国、赫德、安格联、易执士、梅乐和美国人李度担任……”
就连那本已经可怜的民族资本，还受到官僚资本的侵蚀。到了1946年，“中国的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已占80%。”
之后，他风趣地说：
就算那是个黄金十年吧？但那是外资、买办的黄金十年！连官僚资本也只能算是白银十年，民族资本则只能算青铜十年，因为无时不在受着外资与官僚资本的打压。
“黄金十年”的机遇是错过了，抗战胜利后的“机遇”又错过了。如今，距离“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整“甲子”。明朝亡国和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再次牵动了国人的甲申情结。文章很多，一篇谈到“攘外与安内”话题的颇有意思：
“这是明末历史最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最难以展开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攘外’与‘安内’究竟谁现谁后的问题。因为‘攘外必先安内’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敏感话题，讳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谈，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个正常的清明社会，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不存在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问题。”
乍看有点不解：“攘外必须安内”，国民党“剿共”的著名口号，早有定论，孺子皆知－－有何“敏感”与“讳莫如深”，竟须如此闪烁其辞？上天入地，不得其解，后来，偶然与“黄金十年”碰撞，始如醍醐灌顶，顿悟了。
看来，不光毛泽东的后半生，连“赤祸”、“剿共”，连“蒋委员长”的“攘外必须安内”、自然连“西安事变”，都该“重新审视”了。可恨张杨“犯上作乱”，也怪日本人不给面子－－不然，何来我们今日批不了的“集权专制主义”！
话题极耐品味，空间十分开阔。不光涉及姓国姓共，也涉及姓中姓外。至此，不免想起鲁迅先生在“黄金十年”期间写的一篇名文，恰巧也是《安内与攘外》，因为国民党的检查机关通不过，发表时改为《文章与题目》。1933
年为筹备第五次“剿匪”，“蒋委员长”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提出“安内始能攘外”的口号。随之，舆论界一片议论与唱和：“安内必先攘外”、“不攘外无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安内急于攘外”等等，十分热闹。对此，鲁迅讽刺说，只剩下三种题目没做了：“安内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即是内，本无可攘”。接着，先生借古讽今地指出，这些“题目”虽“不是人话”，然而却是于史有征的。而他所举的例子，恰巧也是“甲申”前后事，只是与我们今天的许多的文章的视角有点儿肝胆楚越罢了。“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了。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人命，杀戮清流，做了第一种。李自成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我大清’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先生的许多话，就好像是为今天说的－－到底是巨人



一位“豫言忠”网友用诗一样的语言说：
“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
　　我们都不甚清楚，
　　因此，我们对这历史的无知，
　　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说的好！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知之甚少，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改革开发前的中青年人，尤其如此。就以《猫坛》上发的奇文《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1927-1937)》为例，就是对中国历史无知的典型实例。其文章说：
“（1927年-----1937年）这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后的十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时代最能积极从事建设的时期”

最近我在《猫坛》上看见介绍蒋介石检讨丧失大陆政权教训时说的一段话：“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居台湾后，痛定思痛，对文武百官就大陆兵败原因作了深刻检讨……蒋介石诚恳地说：‘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

蒋介石的说法是对国民政府时期政绩最好的说明。蒋介石自己承认他当政时期的二十年（从1930年东北易帜张学良拥蒋，到1949年败退台湾整20年）丝毫没有着手进行社会改造、民众福利，“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从何而来？我希望愿意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可以找些讲述中国现代史的书看一看，据国民政府1929年提供的资料，当时“全国军额达200余万，年需军费约3万万余元”，占国民政府总支出75％以上，再扣除维持国民政府的经费，还有多少钱能用在发展经济上？1927年我国农业产值超过60％，任何国家的农业产值增长率都不会连续十年超过4％，因此1927－1937年的民国十年，经济增长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年。1927－1937年共发生了国共两党十年战争、1928年第二次北伐战争、1929年蒋桂战争、1930年蒋桂冯阎战争、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1932年中日“淞沪战争”、1933年日本侵占河北冀东22个县、1935年日本继续入侵河北、内蒙地区。1927年汪精卫逼蒋介石下野，1928年蒋介石逼汪精卫出国，1930年桂冯阎军阀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囚禁立法院长胡汉民，1931年蒋介石再次下野。1932年蒋介石又重新上台，1936年暴发“两广事件”。知道了这些历史事实的人，谁会相信外有日本入侵，内有国共两党斗争，政府内斗不断的民国政府时期，怎么可能有“最能积极从事建设”的“黄金十年”？！

我再引用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1952年），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