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200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的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公祭”活动。“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业神”都进入“政府公祭”的行列。伴随公祭热潮而来的是社会各方面质疑的声音。调查显示是否该由政府出面祭祀活动是最大争议焦点。
公祭伏羲大典现场（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摄）
·如有政府参与，民调显示公众最能接受的公祭对象是革命先烈，77.3％的受访者持这种态度
6月22日，甘肃天水市举行了省级公祭伏羲大典活动。一系列搭车的文体经济活动结束后，节会组委会这样评价大典的喜人成果：嘉宾规格高，参祭规模大，公祭程序严，社会影响广。
进入5、6月份以来，部分地区政府对公祭活动迸发的热情，正随着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完成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62.4％的受访者认为，公祭可以举行，但要适可而止；只有极少数人（5．3％）认为“应该大力提倡”。此外，还有25.1％的人的态度是“不太好，要举行的话应该依情况而定”，而另外7．2％的人则认为“完全就不该搞什么公祭活动”。
有媒体追根溯源发现，这股公祭的潮流始于1980年前后，最初仅限于几个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地点。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公祭这一形式在更多地方蔓延开来，200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的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公祭”活动。
而真正的热潮出现在2004年，当时，黄帝公祭被认定为“国家级祭祀活动”。此后发生的一切，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2003年公开预测的那样：“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业神”都将进入“政府公祭”的行列，公祭对象的争夺战拉开帷幕。
始终伴随着公祭热潮的，是来自社会各方面质疑的声音。
记者注意到，在各种声音当中，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这种祭祀活动是否该由政府出面。本次调查发现，接近六成（59.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扮演公祭组织者的角色；认为“应该出面”和“说不好”的人数几乎相同，分别占20.2％和20.1％。
公祭活动最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是政府的大手笔投入。不久前，一则新闻在网上几乎被板砖“拍死”：国家重点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耗资1500万元举办了一次女娲公祭大典。此后，当地官员出来解释称“只花了740万”。
2004年之后，浙江省绍兴市便提出了“北有黄帝陵，南有大禹陵”的目标。近年来，该市累计投入资金2亿多元，新建了祭禹广场、水上祭台、守陵村和夏禹文化园，终在2007年使禹祭也升格为“国祭”。
在地方政府竭尽全力，力争将公祭上级别、上档次的同时，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指出，这不过是在比“面子”，赛“政绩”，折射出部分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冲动和浮躁心态。
在本次调查中，59.3％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在铺张浪费，没有起到实际效果。有22.6％的人认为，公祭活动能够弘扬传统文化，值得肯定，另有18.1％的被调查者觉得“说不好”。
实际上，所有大搞公祭活动的地方政府，对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从来都不忌讳。在公祭活动中，招商引资才是重头戏。
但很多被调查者认为，政府的这一初衷实在是一厢情愿。53.7％的人认为，借公祭招商引资只是个下策，浪费人力财力，对经济发展没有好处。相比之下，认为这是“上策”的人只占21.8％，还有24.5％的人表示“说不好”。
另一个造成公祭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原因是，公祭对象的泛滥。在被调查者心中，最能接受的公祭对象是革命先烈，有77.3％的受访者持这种态度。其次，分别有68.4％和60.7％的人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如炎黄二帝）和文化先贤（如孔孟）也可以成为公祭的对象。至于古代神话人物和民间传说人物，在本次调查中的支持率仅为11.4％和5.8％。此外，还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搞类似的公祭活动。
多数公众的意见与近年来两会的有关提案议案形成了呼应。在今年两会期间，军队人大代表陈章元提交了“关于建立公祭人民英烈制度的建议”的议案；200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伴青同样提出了设立“革命烈士节”的提案；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建议，将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
不少地方官员在公开场合谈到公祭的意义时，首先要强调的都是“文化传承”。但公众对此并不是很认同。60.2％的人认为，弘扬传统文化最好的方法是“保护传统节日”，其次是“重拾国学”（22.6％），而赞成“举行各种公祭活动”的人只有9．1％。
背景资料：本次调查执行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6月25日，共收到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网络的1251份有效问卷，其中报纸读者回寄问卷190份，网络读者填答问卷1061份。受访者中男性占76.0％，女性占24.0％，平均年龄为29.3岁，其中19~35岁读者占77.1％，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89.1％。（记者张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