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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上海的五角场杂货店旁，还有一家小饭馆，确切地说：是一家小面馆。卖面、馄饨、包子。
顾客用餐之地，不足40平方米。“馆”这个字，据说起源于南方。又据说，北方也用，是从南方学来的——如照相馆、武馆。但于吃、住两方面而言，似乎北方反而用得比南方更多些。在早年的北方，什么饭馆什么旅馆这样的招牌比比皆是。意味着比店是小一些，比“铺”却还是大一些的所在。我谓其“饭馆”，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说法。在记忆中，它的牌匾上似乎写的是“五角场面食店”。那里九点钟以前也卖豆浆和油条，然复旦的学子们，大约很少有谁九点钟以前踏入过它的门坎。因为有门有窗，它反而不如杂货店里敞亮。栅板一下，那是多么豁然！而它的门没玻璃。故门一关，只有半堵墙上的两扇窗还能透入一些阳光也只不过接近中午的时候。两点以后，店里便又幽暗下来。是以，它的门经常敞开……
它的服务对象显然是底层大众可当年的底层大众。几乎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但凡能赶回家去吃饭，便不太肯将钱花在饭店里，不管那店所挣的利润其实有多么薄。
店里一向冷冷清清。
我进去过两次。第一次，吃了两碗面；第二次，一碗。
第一次是因为我一大早空腹赶往第二军医大学的医院去验血。按要求，前一天晚上吃得少又清淡。没耐心等公共汽车，便往回走。至五角场，简直可以说饥肠辘辘了，然而才十点来钟。回到学校，仍要挨过一个多小时方能吃上顿饭；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店里。
我是那时候出现在店里的唯一顾客。
服务员是一位我应该叫大嫂的女子，她很诧异于我的出现。我言明原因，她说也只能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她说有两种价格的——一种8分一碗，只放雪菜。另一种1角2分一碗，加肉末儿。
我毫不犹豫地说就来8分一碗的吧。
依我想来，仅因一点儿肉末的有无，多花半碗面的钱，太奢侈。
她又说：雪菜也有两种。一种是熟雪菜，以叶为主；一种是盐拌的生雪菜，以茎为主。前者有腌制的滋味，后者脆口，问我喜欢吃哪种。
我口重，要了前者。并没坐下，站在灶间的窗口旁，看着她为我做一碗“阳春面”。
我成了复旦学子以后，才知道上海人将一种面条叫“阳春面”。为什么叫“阳春面”，至今也不清楚，却欣赏那一种叫法。正如我并不嗜酒，却欣赏某些酒名。最欣赏的酒名是“竹叶青”，尽管它算不上高级的酒。“阳春面”和“竹叶青”一样不乏诗意呢。一比，我们北方人爱吃的炸酱面，岂不太过直白了？
那我该叫大嫂的女子，片刻为我煮熟一碗面，再在另一锅清水里焯一遍。这样，捞在碗里的面条看去格外白皙。另一锅的清水，也是专为我那一碗面烧开的。之后，才往碗里兑了汤加了雪菜。那汤，也很清。
当年，面粉在我国价格几乎一致。一斤普通面粉1角8分钱；一斤精白面粉2角4分钱；一斤上好挂面也不过4角几分钱。而一碗“阳春面”，只一两，却8分。而8分钱，在上海的早市上，当年能买二斤鸡毛菜……
也许我记得不确，那毕竟是一个不少人辛辛苦苦上一个月的班才挣二十几元的年代。这是许多底层的人们往往舍不得花8分钱进入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食店吃一碗“阳春面”的原因。我是一名拮据学子，花起钱来，也不得不分分盘算。
在她为我煮面时，我问了她几句：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24元，她每天自己带糙米饭和下饭菜。她如果吃店里的一碗面条，也是要付钱的。倘偷偷摸摸，将被视为和贪污行为一样可耻。
转眼间我已将面条吃得精光，汤也喝得精光，连道好吃。
她伏在窗口，看着我笑笑，竟说：“是吗？我在店里工作几年了，还没吃过一碗店里的面。”
我也不禁注目着她，腹空依旧，脱口说出一句话是：“再来一碗……”
她的身影就从窗口消失了。
我立刻又说：“不了，太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一会儿就好。”——窗口里传出她温软的话语。
那第二碗面，我吃得从容了些，越发觉出面条的筋道，和汤味的鲜淳。我那么说，她就笑了，说那汤，只不过是少许的鸡汤加入大量的水，再放几只海蛤煮煮……
回到复旦我没吃午饭，尽管还是吃得下的。一顿午饭竟花两份钱，自忖未免大手大脚。我的大学生活是寒酸的。
毕业前，我最后一次去五角场，又在那面食店吃了一碗“阳春面”。已不复由于饿，而是特意与上海作别。那时我已知晓，五角场当年其实是一个镇，名份上隶属于上海罢了。那碗“阳春面”，便吃出依依不舍来。毕竟，五角场是我在复旦时最常去的地方。那汤，也觉更其鲜淳了。
那大嫂居然认出了我。
她说，她长了4元工资，每月挣28元了。
她脸上那知足的笑，给我留下极深极深的记忆……
面食店的大嫂也罢，那几位丈夫在城里做“长期临时工”的农家女子也罢；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上海底层人的一种“任凭的本分”。即无论时代这样或者那样，他们和她们，都可能淡定地守望着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某种民间哲学。
也许，以今人的眼看来，会曰之为“愚”。
而我，内心却保持着长久的敬意，依我看来，民间之原则有无，怎样，亦决定，甚而更决定一个国家的性情。
是的，我认为国家也是有性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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