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周彦文格律诗一席谈（上） 推荐
编者按：此文是对周彦文的专访记录稿，有若干见解，约言之，一、格律诗和书法一样，体现了传统文化之精神，所以，学写诗、练书法，领会和掌握这种精神至关重要；二、“天人合一”是唐诗的本质或魂魄，也是当时诗人创作的精神背景。这既是赏诗之奥秘，也是学诗之门径；三、唐朝诗歌繁荣与书法有关；四、唐诗中也有糟粕，也有平庸之作；五、好诗和书法一样，具备音乐美、绘画美、舞蹈美。此外，作者对传统文化、当代格律诗，包括毛泽东诗词都有若干新颖独到的见解。作者不是就诗论诗，而是打通诗、书、画多种门类的艺术，正像采访者说“体大思精，气逸调雄”，实为新世纪以来一篇有新意、有突破的诗论。周彦文的“精神说”是继王国维境界说之后，一种另类的诗歌理论。
思维方式定高低
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表格律诗的报刊近万家，作者近两千万人。不难看出，当代格律诗创作是繁荣的。
周：非也。
毛：什么……为什么？
周：要说写诗人多，1958年那会儿，全国都写，有好几亿人。现在看，繁荣吗？
毛：那你怎么看？
周：我看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不要动不动就分析形势，这是从毛泽东政治挂帅年代里来的。毛泽东是搞政治的，风云际会，敌我友几方面情况不断变化，需要分析研究，以确定应对之策。可是，就有不少人东施效颦地学，学得既严肃，又逼真，真让我恍惚感到中国不只有一个毛泽东，而有千千万万个毛泽东。我几年前开车到北京一个单位办事，传达室的老头子拦住我，不让进云。我说我前几天为什么能进去，今天不行？他就开始给我讲形势，从国内讲到国际，那水平真不低于我原来那个司长的水平。我终于捂起耳朵，驾车逃之夭夭。
思维定势很可怕，影响力也很大。一个国家落后，不发达，往往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德国人口不多，土地面积不大，为什么近代以来发达强盛？许多学者认为是其思维方式起了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康德、叔本华、尼采……这些思想家不仅影响了本国，甚至影响了世界。影响当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毛泽东也了不起，至少影响了那个传达室的老头子。
近听一位很大的干部说，当今文化形势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不知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你起码要弄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势，然后和当今比较吧。中国有多少朝代？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几千人共同做不为多，几十人一起做也嫌少，可他就凭一张嘴轻而易举下了结论。这等于江湖郎中说“吃我的药可以延年益寿”一样无法证明。其实，历史上各时期的文化形势并无可比性。就说北宋宋徽宗时代，文化形势大好呀，可是，很快玩成了半壁江山。我到北大某医院找教授看病，他满口官腔，根本不像一位专业医生，而是一位腐朽的官僚政客。他们办了一份专业报纸，完全像党政部门的机关报。中国建国60年，13亿人，没有一个教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样的教授，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吗？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大家却习而不察，习非成是。这叫集体无意识。从1957年以后，尤其1959年以后就更明显了。不是从调查分析事物本身出发获得结论，而是从周围环境的需要来编造结论。上司需要你说黑，你就把白的说成黑的；需要你说白，你就把黑的说成白的。太可怕了，这就是秦二世时代赵高的指鹿为马呀！本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还说“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这种假话思维直到改革开放才有改观，但流毒仍待肃清，甚至在某些领域变本加厉了。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有错误，那我们就不可能写好诗。
当代格律诗创作的繁荣与否，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说不繁荣，并不就是指繁荣的反面。其实，在繁荣和不繁荣之间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也许我们正处在中间地带的某一点上。最近有位诗友给我发短信，说他是个善良的人。我根据他的行为处事，判断他不是个善良的人，他收到我短信很生气。其实说不善良并非就是恶人。在恶人和善人之间依然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我那朋友就在这中间地带。这也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批判过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荒谬绝伦。
唐诗荣盛仗书法
毛：我的意思是像唐朝诗歌繁荣，因为科举考试有写诗一项，写诗人多。
周：那也没有我们1958年那会儿几亿人多呀。科举制从隋朝开始，五代、元朝有间断，直到满清光绪帝彻底终结，中间有多少朝代？为什么只有唐朝繁荣呢？唐朝也不是人人都写诗，也不是人人都考科举，李白就从来没考过，究其一生，压根儿就没有考科举的打算。
清代康熙年间编篡的《全唐诗》共收入48900首诗，作者2200人。当然唐朝写诗的人不只2200人，可是唐朝的总人口才多少呢？据《杜佑建中初年奏议》称，开元天宝年间人口是900多万户，以每户6口人计，即5400多万。近一半是女人，大部分女人不考科举，剩下2000多万人，除去从小学手艺的、当兵的、经商的，还能有多少人呢？富贵的人一定就考科举吗？高干子弟韦应物就没有考。韦应物的祖上很多人都做到宰相，当时民谣：“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是名相杜如晦，天指皇帝朝廷，可见其显赫。韦应物年轻时给唐玄宗当侍卫，作诗是后来才学的。不知当今写格律诗的近两千多万人，从职业看是哪些人？
毛：五行八作都有，其中大学生居多，学古典文学的。
周：我看是五种人：官人、军人、学人、诗人和书画人。学人指学者教授，诗人多在作家协会和出版单位，书画人指从事书法和中国画职业的人。这五种人前两种人在体制内，后三种也有体制外的。
其中书画人值得单独一说。许多人认为从北宋开始，诗书画往往集于一身，从明朝起又加上制印。如果一个书画家不会写格律诗，等于说骑手不会骑马，翻译家只会一种文字的笑话。而且，历史上许多书法大家都不承认自己书法最好，而是写诗最好。林散之先生被誉为“当代草圣”，却反对人们叫他书法家，而喜欢人们称他为诗人,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诗人林散之”。诗仙李白，草书不凡，留有芳翰《上阳台诗帖》至今。杜牧、贺知章也都有墨宝留今。“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张旭，现存诗六首，每首都轻灵新巧，巧夺天工。不过其中有首《桃花溪》是宋朝蔡襄写的。据南大莫砺锋教授考证是编《唐诗三百首》的人张冠李戴，搞错了。蔡襄也是大书法家，就是“苏黄米蔡”的蔡。苏轼对他的书法很推崇。
沈佺期在《钓竿篇》中有两句诗 “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被人称赞，不少人认为李白的“人疑天上坐楼船，水明霞净两重绮”、杜甫的“春水船如水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戴叔伦的“凉月如眉挂柳梢，越中山色镜中看”、许浑的“鱼下碧潭当镜跃，鸟还青嶂拂屏飞”都化用了沈佺期这两句诗。其实书圣王王羲之早就有话在前：“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出访日本回来的书法家告诉我，日本书法家和他一谈到王羲之便双手奉揖，乃至跪在地下，说王羲之不是普通人，是一位神。王羲之是中国书法艺术伟大的奠基者，梁武帝、唐太宗以帝王之尊盛赞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毕竟是承认了一桩铁的事实。从书法史看，在王羲之以前中国书法艺术还找不着北，学界称没有到“自觉的时代”。我对周作人有些观点不敢苟同，但对他的两句诗“两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服膺。也有人说这两句诗是一位日本人写的。你仔细品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那字，那文，日本书法家说他是神，并不为过。辛弃疾在《虞美人》中写道：“胸中书传有余香，看写兰亭小字记流觞。”诗是文学的最高审美形式，《红楼梦》的作者就是一位诗人。不仅书画同源，书法和诗也是同源或伴生的，它们都属于审美范畴，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说过，在中国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可能成为亿万富翁，但绝不可能成为书法家或诗人。
与其说唐朝诗歌繁荣是由于写诗的人多，还不如说是由于从事书法的人多。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书法最普及的一个朝代，之后，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像李世民那样动用国家权力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书法的教育、鉴赏和普及工作。史载，李世民出巡带专人，如果遇到碑刻或公文上写得好的字，就让他们摹拓下来带回中央。当是时也，诗歌和书法互为伴生物。大家都知道李白在唐玄宗面前写诗，杨贵妃侍砚的故事。怀素则写别人的诗，而又有钱起、戴叔伦等一大批诗人因他的字写了许多诗。总之，诗与书法真是谁也离不开谁。你看《圣教序》，文章是李世民亲手撰写的，字是一个叫怀仁的和尚从王羲之的各种帖里一个字一个字集取出来的，为此花了二十年时间。李世民在《圣教序》中写玄奘西去取经是：“翘心净土，法逰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李世民与王羲之都是贵族出身。不同的是李世民十几岁就随父打仗，身经百战，做皇帝前没打过一次败仗。他对中国书法事业的贡献、对唐诗繁荣的贡献，任何皇帝都望尘莫及。唐朝格律诗的定型，除了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水到渠成外，也与唐朝书法定型，即尚法有关。你想李世民钦定书法要设法度，诗歌界岂能不奋起响应？
局外人很难体会到把自己的诗挥洒在纸或墙上的惬意和豪迈感。其实只要留意到一个儿童不顾大人的反对，尽情捉笔在洁白的墙壁上乱涂乱画，就明白这种快感乃源自人的天性。“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首诗是一位姓窦的御史写怀素题壁情状的。大唐帝国何只一个怀素？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书圣心。那些大大小小的驿站、寺庙乃至住户的墙壁上，到处都是人们的题诗。进士崔护把情诗题到人家的门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直到宋代，还有才子型官僚苏轼酒后把即兴之作《西江月》提写到桥柱上，而刀笔小吏宋江在酒楼墙壁上题反诗，几乎被朝廷杀头……
毛：我是学古典文学，具体说研究唐诗的。你的观点我从未听到，更没看到过。
周：关于书法和格律诗的关系，我再举一个实际例子。去年我结识了一位北京的格律诗编辑，他说苦于找不到作者。我说你真傻，你往琉璃厂走啊。那里有不少北京和外地来京的书画家。我很快把他介绍给一位琉璃厂的书画家。两个人见面那个高兴啊，谈话那个热烈啊，怎么比喻？就是如鱼得水，干柴遇见烈火！
诗和画的渊源也很深。山水诗和山水画都产生于魏晋。东晋有两项艺术后世很难超越，一是王羲之的行书，一是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陶渊明、谢灵运能诗善画。到唐代诗画结合蔚然成风。大书法家李邕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醉里呼童展画，笑题松竹梅花。”杜甫、李白诸多诗人都写过配画诗，杜甫不下20首，李白不下十八首。王维画了辋川的画，配了20首诗，裴迪也写了《辋川图》20首。王维写诗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史载，唐太宗命大画家闫立本在春苑池画异鸟，并让诗人们同时赋诗。郑虔在自己画的《沧州图》上题写诗句，唐玄宗看了很欣赏，就题写了“郑虔三绝”四个字。许多诗人和画家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目的。到了宋代，国家以诗配画招考画士。苏东坡靠自己的才气和号召力更加明确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审美追求，文人画应运而起。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繁荣，而咏史诗更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这与唐初君臣对“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深刻认识有关，也与李世民“以史为镜”的积极历史观有关。李氏王朝确实是从正面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切实给了老百姓好处，给了开国大臣们以信任，给了青年以希望，才出现了经济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不能把唐朝书法和诗歌的兴盛仅看作李世民的个人爱好，这里有着战略的谋划，因为语言文字是凝聚和延续一个民族的重要纽带。用今天的话说，也是一种软实力。
总之，谈格律诗繁荣不要谈群众运动、人海战术，而要从文化层面、审美层面、精神层面讲。今天也不再会出现群众性的写诗盛况。军事化的群众运动，抗震救灾行，反贪治党一时也行，但就是写诗不行。我认识一位文学杂志社领导是军官转业，他怕编辑们没事时胡思乱想，一到休息时间，就让大家不停地高唱革命歌曲。抓迟到早退，上下班点名，就像在连队里带兵那样。我知道后哈哈大笑，劝他说杂志社文人成堆，你想把杂志社办成军营，真是南辕北辙。
学童也改泽东诗
毛：这世界荒唐的事太多。你对当代格律诗的质量如何看？
周：不敢妄加评论，我和许多人一样处于初学阶段，与你相比尚未入门。总之，优秀的诗人和诗篇都有，但距离繁荣任重道远。据我所知，许多初学的人都不敢看当代人的诗，而看唐宋诗词。
毛：那你认为当代格律诗存在什么问题，我知道你又要说“不敢妄加评论”，但诚如你说，你也可以把自己学诗体会讲出来。你无疑是个很聪慧的人，我看有些人写了一辈子的诗，也没你写得好，奥秘在哪里？
周：我不认为自己写得好。当代人的诗让时间去淘洗，历史去评判吧。我们写就是了。但我写诗遵循一条原则：“我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是与众不同的。”
毛：很好嘛，艺术可贵的是个性嘛！
周：第一，我认为当代写诗的人对传统精神继承不够。最近我重读《红楼梦》，读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创新好，是由于继承得好。《红楼梦》是反传统的、创新的，但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集大成者。一个读者，如果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就很难读懂《红楼梦》。曹雪芹如果没有那样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也写不出《红楼梦》。单就那些诗词曲赋就写不到那个水平，更不说其他。王国维说：“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说得太好了。不知当今近两千万格律诗作者，有多少人认真读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诗源》，读过几位唐朝诗人的选集？历史上一个秀才就能把《诗经》的305篇全背下来，今天一个文学博士能吗？所以，格律诗繁荣谈何容易，因为我们失去了可以繁荣的土壤环境。
有位诗友写格律诗也十多年了，与我谈诗。他说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坐”字，是下车坐在地上的意思；说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渠”字是沟渠的意思。杜、朱这两首诗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上有，那些没有的就更不懂了。诗友的有些诗句，我欣赏，认为是佳句。他很聪明，可是，没有他聪明的人呢？那就只好写“东风吹，战鼓擂”那样的“老干体”了。“四化征途快步飞，神州十亿尽舜尧。”这就是所谓“老干体”。
格律诗要杜绝使用政治术语、标语口号，如“四化”、“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即使“德赛”即科学民主这类词也不用。不要说唐诗，即使在以哲理入诗的宋诗中，也少有类似语言。这个毛病在官人诗和军人诗中多见。在学人诗或称文人诗中则是多用学术概念。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的重量级学者，他那些写自己看书学习体会的诗和当代文人诗是多么不同！你看《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去过曲阜孔庙的人都知道，那里有条泗水河，“寻芳泗水”是说在儒家经典中寻求真理，如遇万紫千红，快乐无比。我反对用政治术语、标语口号，但我主张口语入诗，因为唐诗就大量使用了口语。这在李白、杜甫、贺之章、白居易等人的诗中都有例子可举。只是不研究唐朝语言文字的人不知道罢了。据王力先生说，平水韵和唐人的口语发音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辅证口语是可以入诗的。在口语入诗方面，我们应向毛泽东诗词学习，当然《念奴娇?鸟儿问答》的“不须放屁”除外。
格律诗写好确实难。初学者易犯拼凑堆砌、滞涩生硬的毛病；写熟的人，所谓上了快车道的人，又容易产生空泛浮滑、陈词滥调的弊端。有位诗友，在酒酣时现出诗狂之态，说毛泽东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缺乏诗意。“遗矢”即拉稀屎之意，还有鬼唱歌。他早在念初中时就给改了。我一推算，他上初中属“文革”年代，改毛泽东的诗有坐牢狱的危险。上海戏剧学院的龙榆生教授是词曲专家，就因对毛泽东的诗词略有微词，而被迫害致死。我急切地想知道诗友是怎么改的。他说：“千村薜荔人烟少，万户萧疏鬼影多。”乍听好像行，可是细想就不妥了。毛泽东的《送瘟神》是写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人患血吸虫病便下泄不止，濒于死亡。“遗矢”用了《史记》廉颇的典故，“顷之，三遗矢”。至于“鬼唱歌”，在李贺诗中牛鬼蛇神并不少见。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在自己的诗中借用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诗句，都是李贺诗中的。这里有他对李贺的偏爱，也是一种艺术风格的追求。诗友的改诗给人一种空泛、一般化的感觉，就像打靶没射到靶心。这没有毛诗特色鲜明。
诗作的高度取决于作者的精神高度，缺此，熟就沦为工匠，在快车道上靠惯性瞎跑。这样写出的诗“不好也不坏”，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何处。乾隆爷的四万多首诗就是这样的诗。杜甫把借条写成一首诗，可见他一生的诗作不会少，但因他有强烈的诗歌艺术追求精神，有不断的探索发现，故他的不少诗能让人铭记不忘。写诗和书画一样，既要熟又忌熟，要有郑板桥画竹“画到生时是熟时”的境界。清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讲写词要“重”、“拙”、“大”，“拙”就是拙朴、生拙。
天然诗语是中文
周：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间，传统文化的精华受到严重摧残。西方大的思想运动，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既汲取传统的营养，又融入新机，而五四运动却是既没有汲取传统营养，结果新机也没有融合好。胡适先生认为看杜甫的诗等于猜谜，主要是“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类诗句。他不主张用典故，我想他也不会喜欢李商隐“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样的诗句，因为全是典故。鲁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到日本留学先是学医，他从自身经验出发，对中医是否定的。秦始皇焚书不焚医书、占卜书和植树造林的书，若鲁迅焚书，恐怕要比秦始皇彻底。但鲁迅的格律诗写得极好，正像郭沫若说的“偶有所作，每臻绝唱”。瞿秋白说汉字是中世纪茅坑，钱玄同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说得最形象生动，说汉字是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当是时也，文字拼音化、文章白话化，汇成时代大潮。后者实现了，文字拼音化未遂，如遂，格律诗就寿终正寝了。
电脑让我们感到古老汉字的优越性。每个汉字都有形体和空间感，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电脑使它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马克思说过，蒸汽机是最革命的革命家，我看电脑也是如此。它彻底颠覆了一些权威人氏（包括毛泽东）对汉字的看法。
汉字的含蓄、多义乃至朦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文言文，使其在逻辑严谨的科技和法律领域显出缺陷。这也许是中国建国六十年仍然没有确定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字典之原因。而有的国家早就有这样的字典，当诉讼发生文字歧义时就以法定的字典解释为准。
汉字的弹性，使它天然成为诗的文字，最适合用来写诗，尤其是写格律诗。因此，写格律诗的人最能体会到汉字的弹性。有一位诗友是散文家，他说他如果先学写格律诗，后写散文，那散文的语言就会好得多。我对他说，我在学写格律诗前，虽然担任总编的职务，但现在看，当时其实是个半文盲。
作茧自缚画为牢
毛：我们谈当代格律诗的繁荣，怎么谈到汉字了？
周：学写格律诗先要从汉字学起，这不正说明离繁荣任重道远吗？实际上我们刚才谈当代格律诗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即对传统的排斥。现在说第二个问题：食古不化。有位教授，对律诗第一句押邻韵都取反对态度，说那样不如干脆不写。晚唐诗第一句押邻韵的就有不少，杜牧的《清明》，李商隐的《井络》。李商隐七律《无题二首》中的《凤尾香罗薄几重》不仅首句，首联全是邻韵。《千家诗》宋人邵雍的七律《插花吟》在下两联全押邻韵。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前三联是下七阳韵，尾联是上三江，岂止是邻韵。对此那位教授说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我说，这就荒唐、荒诞了，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在艺术面前，为什么反倒不行了？这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我虽然学写格律诗按平水韵，目的是想回到唐宋人写诗那种状态中去，但也有时怀疑这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我赞成安永兴先生的主张：“格律从古，声韵从今。”
从长远看，新韵必将取代平水韵。因为语言，尤其是语音是像流水一样，活泛变动的。北京话从元朝开始渐行全国，800年来汉字语音与唐宋时代已有了许多不同。“白头搔更短，浑欲不成簪”、“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其中的“簪”、“儿”今天能像唐人读出的人，已经不多了。
当代格律诗是给当代人读的，写得再好，唐宋元明清的人也读不到了。用平水韵的上十灰、上十三元的字押韵，按普通话读就不押韵了。“澌”、“嘶”今天读音没区别，平水韵“澌”在上四支，“嘶”在上八齐。“喧”在上十三元，“宣”在下一先，“巾”在上十一真，“襟”在下十二侵。一东与二冬，上九佳与下六麻，还有八庚九青十蒸中不少字都很难区分。
食古不化有多种表现，比如拙作七律《情殇》，尾联是：“我归塞上花枝盛，灯火阑珊谁那人？”一位总编说“谁那人”不通，古文没有这种说法。我给他背诵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归京，我讲给诗友们听，引起哄堂大笑。但我不笑，我认为这位总编能够直抒己见，难能可贵。这就涉及到当代格律诗创作中存在的第三个问题：缺乏健康坦诚的交流批评风气。
诗坛尚缺挚诚心
周：庸俗的吹捧和轻浮的批评一样，既是懒惰滑头，更是不负责任。那位总编能提意见，起码说明他不庸俗。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在骗，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我说骗人的人实际是在骗自己。可诗书画不能骗，骗得了一人，骗不了千万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要经得起时间淘洗，历史评说。
一位画家的画我欣赏，可他的草书就属于野怪一路了。主要是让你不认识。哪怕是写小学生都知道的唐诗句子，你也无法辨认出写的是什么。他不明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道理，书法说穿了就是为汉字造型的方法和法度。汉字不存在，书法就不存在了。可是，他异常自信，说一个作家说了，看他的字就知道写这字的人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人。他洋洋自得，逢人便重复那位作家的话。他既然是书画家，就可以看到曹操、李世民、李隆基、颜真卿、宋徽宗、康熙、乾隆、毛泽东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的碑帖，甚至还有传说是岳飞和张飞的字迹，上列哪位的书法，像他这样写呢？真是掩耳盗铃，徒自欺诳。我见过孙中山、蒋介石、于佑任、张学良、张灵甫的字，也是“岁壮旌旗拥万夫”的人，字都写得工整。即使于佑任先生的草书也非常规范。尤其是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场上的绝命书，工整得让人震撼。这是张灵甫在四面楚歌中决定饮弹自尽前几分钟写的，最后一句是“玉玲吾妻今永诀矣”。全文共七行，布局严谨，点画一丝不苟。不像赴死者的字，倒像规矩的学生写给严师的作业。中国书法的优点之一，是能把生命的宁静、庄严和定力表现出来，张灵甫这幅字可谓将其发挥到极致。那位书画家的字，倒像一个喝了毒药的人在抢着写字，生怕不等写完就一命呜呼。他把中国书法最忌讳的浮躁、猥琐和马虎，发挥到极致。中国书法和诗歌一样，其核心是表现一种精神。一旦你违反其精神，技巧再高也属下品。
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只能保持一致，不能有不同意见。我亲眼目睹两位诗友在酒桌上，因给对方的诗提意见而引起斗殴，拳脚相加，鼻青脸肿。这就不只是庸俗，而是恶俗了。
我们确实要向古人学习。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子之一，苏轼是他的老师，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书法大家。有一次黄对苏说，我对老师的字好有一比。苏问何比，黄说您的字就像死蛤蟆压在石头下一样。苏听后不惊不乍，不恼不怒，淡淡说，我对你的字也有一比，像死蛇挂在树枝上。说罢，两人哈哈大笑。两人都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对方书法的特征和不同的书风追求。“君子和而不同”，两人一直既是师生，又是好友。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不打麻醉针的手术，只有像关羽那样的豪勇之士方能承受。
我两次拜谒过湖南岳麓书院，有一件事让我一生感动，那就是张栻和朱熹的会讲。两人当时都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学者，但两人的学说观点有分歧。张栻负责主持岳麓书院，见朱熹千里迢迢来访，便与他举行会讲。会讲就是两个人同时坐在讲台上，各陈己见，展开辩论，下面有众多学生聆听。真不知张栻当时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两位学者讲了三天，辩论了三天，观点还是难以达到一致。这样的事今天可能发生吗？我们真像听遥远的天国里的故事。可这是发生在中国南宋真真切切的事情，有明晰准确的记载。而且，两人后来一直保持着友谊。朱熹后来写诗说：“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颇似杜甫忆李白的诗“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今天已经能读到毛泽东未曾公开发表的诗词，显然没有公开发表的好。为什么？原因种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公开发表的诗词征求并吸收了他人的意见。如“金沙水拍云崖暖”，原稿“浪拍”，毛泽东听取别人的建议改为“水拍”。《忆秦娥?娄山关》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毛泽东的手书墨迹写的是：“西风烈，梧桐叶下黄花发。”《七律?登庐山》的“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毛泽东的手书墨迹是：“热肤挥汗洒江天。”毛泽东虽不是专业诗人，但经营诗词历经半个多世纪，得失成败值得借鉴。
世人有时真奇怪，一首诗让别人看出两三处毛病，即感伤了“自尊”，什么自尊大过帝王之尊？看出毛病的人也洋洋自得，以为成了大师。鹰有时飞得比鸡都低，可是，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唐诗魂魄天地人
毛：可否全面谈一下毛泽东的诗词？
周：我有时提到毛泽东的诗词，因为我幼时接触唐诗，青少年时代便是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只要留心我的谈话，已经有一些我对毛泽东诗词的看法，只是尚不系统。毛泽东自己说过这样的意思，他的词比诗写得好，诗最不擅长的是七律。所以他让来求教写七律的人，去找叶剑英。
毛：你对毛泽东的诗取否定态度？
周：非也，只能说是分析的态度。我们刚刚脱离了愚昧年代，看问题不能只有激情，而没有理性。
当代格律诗无论是拒绝传统还是食古不化，都没有抓住其精华。拒绝传统的人倒洗澡水时，连盆中的婴儿一起倒掉了；食古不化的人则把洗澡水当甘露痛饮。
毛：那你认为的精华是什么？写好格律诗有无秘密？
周：秘密就在唐诗中，精华在唐诗中也表现得最明显。《红楼梦》是一部诗小说，它的诗被人称颂。殊不知《红楼梦》诗中的不少句子来自唐诗。刘希夷、张若虚、钱珝在唐朝诗人中不算名列前茅，但《红楼梦》有的诗句就是从他们的诗中点化来的。唐诗真是了不起！因为毛泽东说过《红楼梦》是中国人唯一的骄傲，却化用了唐诗。唐诗上承汉魏风骨，下启宋词元曲，对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唐诗是世界文化奇观、大观。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影响或支配了那些天才的诗人写出如此瑰丽不朽的诗篇呢？换言之，唐诗的魂魄是什么？
我认为是“天地精神”，即“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于格律诗中，我称之为“天地精神”。所以我说：“唐诗魂魄乃天地，胸少乾坤不写诗。”这里首先讲的是精神，接着讲的是天地、时间，极而言之就是人和博大悠远的宇宙。
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最大的区别是重精神轻形体，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形”。中国画的小写意、大写意，意者，得意忘形也。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仅20个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一个字写山之形、之高、之巍峨峻拔，只写了一下鸟和云，却使山的精神风貌跃然纸上，也使诗中主人公的精神风貌跃然纸上。这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高手也，大手笔也！
这样的艺术哲学早在《诗经》、《楚辞》中就闪现出光芒。比如写美人，西方往往是纤毫毕现，面面俱到。而《诗经》仅四个字“窈窕淑女”，其概括力、穿透力极强，女子心灵内涵精神风貌让我们感觉到了。这四个字的语音甚至让我们感觉到了那女子光滑和丰润的皮肤。注意，窈窕不是苗条。苗条说的是形体，而窈窕说的是精神。再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还有把人物置于山水的环境中：“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和李白不直接写山，而写鸟和云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艺术哲学我称之为天地精神，或宇宙精神。
读杜甫《江汉》开头两联：“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旅夜抒怀》其中四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请注意，为什么“腐儒”前加“乾坤”，“沙鸥”前加“天地”呢？现在的诗极少看到这样写的。有人说现在的人生活在盒子里，不见天日。我说是现在的人丢掉了唐诗那种“天地精神”，这等于是一个活人丢了魂魄。
李白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臆间”、“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如果说李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天马行空任飞腾”，那么其他诗人常是通过工整的对仗，有意从时间和空间，即宇宙的大视角来组织诗句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杜甫的名句。一般七言律诗用叠字往往给人凑字数的感觉，杜甫诗前一句从空间上着眼，漫天落叶纷坠，阔大苍茫；后一句从时间上寄托，江水奔流，不舍昼夜。这样的诗句已经不只是一首诗的组成部分，而是能够跳出原诗独立存在，作为警句激动千万年以后的读者。因为它揭示了宇宙的无穷和永恒，是对宇宙和人生的诗性观照。再如陈子昂的《感遇》：“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晚唐诗人杜牧的七绝《清明》，有人认为可以简炼成五绝：“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我认为这是不懂唐诗的“天地精神”者所为。换言之，即他不知道唐朝诗歌作者们的思想理念或精神背景。北大程郁缀教授说，这首诗的“传神点睛之笔，还在于‘牧童’这个意象选取得好。这个意象和整个画面，和整个情韵和谐一致，水乳交融”。他认为如果把“牧童”改成“书生”则太书卷气，改成“老人”则太沉闷，改成“红袖”则太香艳，只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最好。“天真无邪的牧童，与纯朴无华的大自然，浑然一体，确乎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程教授真是一位捉到唐诗魂魄的人。而那个把杜牧《清明》砍削成五绝、去掉“牧童”意象的人，除了自作聪明外，还能有什么？未窥门径，何论堂奥？再举一个例子，苏轼称瘦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向童子，言诗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四句诗，如果没有最后一句，便狗屁不是。有最后一句，就是好诗。所以，你说什么是天地精神，“云深不知处”就是天地精神。它对诗太重要了。
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也叫元和体，是一种入律的古风。平仄韵交替，每四句一换。像这种叙事诗，你也许认为和“天地精神”沾不上边，恰恰相反，叙事诗如果不把人物的感情融入大自然中，就很难有诗的魅力。我在读到“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时受到了莫大的感动。还有，如：“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迟迟钟鼓初夜长，耿耿星河欲暑天”、“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恕不列举，在诸多唐朝杰出诗人的诗中，莫不体现出这种天地精神。只想再说李商隐的《漫成五章?之二》，因为它有助于对唐诗本质精神的理解。《漫成五章?之一》是写初唐诗人王勃、杨炯以及宋之问、沈佺期的，《之二》写李白和杜甫，其诗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三才”即天、地、人，就是说李杜能使天地万象显露于诗歌之中。这真是把天地精神明白地坦诉于我们了。
（很长一篇诗论，这只是上半篇。但很有多读几遍的必要--你要真心为诗的话……烟雨注。）
